【大紀元2月17日訊】眼下，民主、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選舉正如火如荼。設想一下，如果哪位候選人提出讓聯邦政府開始買進美國大銀行的股份，美國人會作何反響？這位候選人一定會遭到鋪天蓋地的譴責。除了指責這種主張的「社會主義」傾向外，批評家還會警告人們，這種做法有可能對私營經濟領域的決策施加不當的政治干預。
2001年，美國財政部長奧尼爾(Paul O’Neill)對國會說，政府不應參與私人企業。當時，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
作為美國人，我們很清楚讓政府參與私人企業是很愚蠢的事。然而，荒謬的是，當別的國家的政府這麼做的時候，一些人對它可能造成的後果似乎並不那麼感到震驚。
近來，外國政府名下的主權財富基金頻頻買進美國企業的大筆股份，其中尤以金融服務類企業為多。但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人對這一現象提出質疑。現在，我們要發問了。
自從殖民時期以來，美國一向歡迎外國私人投資。這一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1606年，當時的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向Jamestown Company授予經營特許，以便取得資金用於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我們的祖先那時就意識到外來資本對這片新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但近來，外國政府而不是私人企業握著大量金融儲備等待投資。鑑於美國眼下存在的從未有過的嚴重貿易失衡以及耗資巨大的能源進口，這種趨勢幾乎毫無疑問地還將繼續下去，規模將有可能達到數萬億美元。禁止這些投資將是不明智的做法。允許這些資金重新投向美國將抵消美國人將那麼多的財富用於購買外國商品和能源所產生的影響。這些投資還能強化美國經濟、創造就業、提高生產率水平，並使美國的利率得以保持在低水平。
不過，雖然這類投資對美國的長期經濟有益，且近期而言我們最緊迫的是抵禦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打擊，但這些都不應使我們忽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外國政府的投資與私人投資有著內在的不同。主權國家在實現利潤最大化之外還有別的利益訴求，為了這些利益，他們會動用任何可以動用的資源，包括國家財力。鑑於這一點，國會現在必須建立一套有關此類投資透明度和行為規範的標準，以防外國政府對美國經濟造成不應有的干涉。
本屆政府曾提出建立在「最佳範例」基礎上的純粹依賴自覺的原則，但是，僅靠道義感召很少能阻止一個國家追求自己的利益。必須採取措施對拒絕遵守道義的主權基金加以激勵，敦促他們遵守規範、實現有意義的成果。
讓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樣的國際機構承擔施察的責任將是錯誤的做法，因為IMF缺乏執行能力，而且，它在執行已有職責方面一直就很不力。
至少，美國應要求主權基金進行被動投資。海灣產油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做被動投資，而俄羅斯最近的舉動和中國為追求經濟效益而作的投資讓人們對主權基金應當如何運作產生了嚴重關切。
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負責審核事關國家安全的外國投資。不過，該委員會只審查那些所佔股權在10%以上的投資項目。前不久，沙特一位親王增持了美國最大銀行花旗集團(Citigroup)的股份，但增持後其持股比例也還只有5%。花旗這筆交易或許是完全出於正當原因考慮作出的正確決策，但如果我們認為持股比例不到 10%就不會產生影響的話，那也未免太天真了。需要制定一個更符合現實的標準。
同樣道理，即使沒有董事會席位或普通投票權這樣的正式權利，也不意味著就不會做出許多損害美國廣泛利益的事。如果主權財富基金成為最後的救命稻草，那麼，在生命垂危之際接受其「慷慨解囊」的受救方對其提出的各種要求便會有求必應。這種情況在美國企業界屢見不鮮。我們應該能想到涉及外國政府的此類交易也不會例外。
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趨勢已不可逆轉，它對美國經濟也大有裨益。對來無論來自哪裡的投資，美國永遠都應是一個安全而又富有吸引力的目的地。但有些時候，我們的國家利益也會與經濟利益產生衝突。有時候，外國政府會與我們自己有不同的考量。他們會設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包括財力，來達到他們的目標。任何一個偉大的國家都不會允許其主權遭受如此的干預。
我們需要資本投資，這些投資也給我們帶來了利益，因此，我們不能阻止外國投資。目前，我已在參議院舉行了兩次聽證會，但這還不夠。制定合理的管理規定將能在繼續保持外國投資流入的同時，幫助我們避免今後可能出現的恐「外」症。
【本文作者Evan Bayh是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國際貿易及金融分委會主席。】
－－原載：《華爾街日報》，2008-02-1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