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7日訊】1972年，一個16歲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寫了情書，給一個比他高兩個年級的女孩。
情書的字裡行間裡，沒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這個飽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對眼前現實的懷疑和追詰。
這封情書讓同樣單純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懼，最後，她決定把它交給自己最信賴的班主任老師。接下來的結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關了起來。
30多年後，女孩特地從美國趕到中國，在鏡頭面前，講述自己當年如何傷害了無辜，一同回憶曾經的”文革”編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點，上海。曾經的青澀少年此時正坐在一間小型放片室裡，黑暗的周圍是一張張平靜的臉：大學教授、電影工作者、記者、大學生。56人的房間座無虛席。
在公眾的視野裡，這個已經52歲、叫徐星的作家，是一個溫和的憤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鴨店勤雜工的徐星，其處女作《無主題變奏》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立刻引起轟動，被評論界認為是與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齊名的中國現代派小說的開山之作。
但這一次，作家徐星被關注的是拍了一部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
在中國內地，”文革”依舊是歷史的禁區。大眾傳媒、大中小學教材，鮮見其蹤影。上世紀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至今未獲官方回應。由於題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編年史》註定是一部不能在電影院公映的紀錄片。
在這部80多分鐘的紀錄片裡，徐星的初戀故事只是一個切入點。影片按照從1966年到1976年的順序，用一個個發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貫穿了全片，把觀者帶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歲月。徐星既是一個自述者，講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個尋訪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訪”文革”事件，以喚醒被掩蓋的公眾記憶。兩條線索在影像裡並行而交叉，照見普通人的命運在時代的洪流裡浮沉。
沒有找到一個敢於懺悔者”1966年，我剛剛十歲，記得那年夏天，天氣炎熱，陽光刺眼，生活一夜間全變了……”
隨之而來的，是跳忠字舞的紅衛兵，除四害時一車一車的麻雀……一個異樣的年代撲面而來。
“隨著暴力的升級，父母們開始不允許孩子們到街上去玩兒，可是我看到的這些，即讓我恐怖又讓我覺得新奇，好像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學校教育，把我從他們的下放地送回到北京，從此我開始了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
“從12歲時開始，我有了一個讓大多數孩子羨慕的機會，每年兩次單獨上路去看望遠在甘肅的母親，很快我就迷上了這種路上的生活，學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與父母的願望相反，我不僅沒能好好上學，幾乎成了一個流浪兒。”
1966年的中國，正發生著剛滿10歲的徐星無法理解的事情：批鬥、大字報……那時，他的父親是中國林業科學院的技術人員，後被打成右派；母親是醫生，隨醫院遷至甘肅，姐姐在內蒙插隊，哥哥在懷柔，一家六口，就他一個人呆在北京。
每年兩次去甘肅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火車裡擠得和罐頭一樣，跟在學校裡聽到的，完全不一樣。飢餓、貧窮、孤獨，使得他從12歲起就是一個懷疑論者。
少年時的經歷在徐星的印象裡是如此強烈。長大以後，他慢慢懂得一個道理：暴力——無論是實施者還是旁觀者，它都會像毒品一樣，足以使人上癮。20年後，這番經歷最終化為他記錄歷史的作家夢，又10多年後，化為拍紀錄片的動力。
“四十多年後，我知道對於我和很多人來說，這些並沒有過去……為了童年的記憶，我找到了一個個默默記錄著當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開始拍片的。這一年，”文革”結束30週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寫成了劇本。
最初，他試圖復原一些紅衛兵的記憶，”我想做他們當年挺英雄主義的那種，現在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們的生活千差萬別——我就想跟他們聊天，想聽聽他們怎麼看待當年的英雄主義。”
2006年春天，他帶著法國攝影師去了哈爾濱、重慶、南京、韶山等地。但他很快發現，很多普通人不願意面對鏡頭。
在長達兩年的拍片過程中，徐星沒有找到一個敢於懺悔者，沒有人敢在鏡頭前，說自己在”文革”中打過人、抄過家。
“沒有一個人”。徐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這種遺憾的感覺，在他採訪卞仲耘事件時最為強烈。
被遺忘的公共記憶
“校園的一角，一鍋爐工推著的平板車上，馬桶蓋下露出了一雙腳，身上流出的糞便瀝瀝拉拉流在車下，我認出了是校長……”
片中，當年的北師大女附中學生馮敬蘭講述著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後的場景。
畫外音則介紹，”這是一所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學校，有非常好的老師和教學傳統，學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國家領導人也把子女送到這裡。40多年過去了，至今沒有一人站出來說一聲：當年是我打的人，我錯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對徐星，悲憤交加：”(學生打死老師)這是歷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師，她死於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開了”文革”中”紅八月”殺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後，9歲的小女兒發現，父親王晶垚睡的草蓆的邊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單商店買了一架120照相機，拍下了妻子佈滿傷痕的遺體。他把妻子遇難時的東西都保留了下來：一件沾滿血跡、用黑墨寫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襯衣，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塊錶鏈被打得扭曲的手錶，時間停擺在3點40分，1966年8月5日3點40分。一年後，王晶垚在家裡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了秘密紀念堂。櫃子的門是關緊的，但裡壁貼著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著鮮花。(王友琴《艱難的控訴：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後》)
禍不單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內失去了世上最親近的三個人：愛人卞仲耘、他們夫婦年輕時就認識的朋友祁式潛和劉克林。
原《大公報》名記者、中宣部國際司幹部劉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宣部跳樓自殺的。
紀錄片裡，作家、詩人劉自立回憶父親自殺當天的情景：
“父親中午臨上班前，將一個月的工資交給我，這個舉動不同往常。我在家裡並不管錢……。”16歲的劉自立覺得有些意外，但並沒有意識到什麼。直到傍晚，同樓的鄰居敲開家門，對他說”你爸爸死了”……
劉自立再次出現在紀錄片裡，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會上。當年的校友、作家徐曉曾站在臺上慷慨激昂地發言。”那時的風氣是，臺上發言的人一喊打倒，紅衛兵就扯著被鬥人的頭發揚起臉來示眾。自立被帶上臺時穿著囚徒的棉衣，腳上戴著鐐銬，剃了光頭，沒有頭髮可以扯，便摳著眼窩。”批鬥結束後，劉自立在校門口被押上囚車。
紀錄片沒有介紹劉自立當時的思想轉變過程。
2008年2月27日，面對記者，劉自立說了許多：當年，父親的”叛黨自殺”，並沒有影響自己的”革命”熱情，他的立場並未完全轉變，與父親”劃清界限”和對父親的刻骨懷念，雙雙併存。但很快，他因質疑”血統論”，攻擊領袖罪，於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監獄的10個月，他學《毛選》，背誦《矛盾論》、《實踐論》，對於批判，不屑一顧。他認為自己的理念是正確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會，卻深深觸動了他。觸動他的，並不是批鬥本身，而是一種親情的負累。
批鬥結束那天，他默默地望著姐妹追隨囚車的身影，不敢喊出聲來，怕連累了她們。車越開越遠，她們消失在遠處，他收回視線。這段記憶，始終在他的心中揮之不去。他說不清楚，這種感情震撼是憐恤還是後悔，是自責還是憤恨。
多年後，劉自立在評價徐星的這部紀錄片時，充分肯定它側重普通人受難的敘事角度。劉說：”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難者。他們都是非正常死亡，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的’政治身份’，決定了他們的無辜死亡。這是用民瘋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劉自立看來，紀錄片沒有觸及悲劇發生的深刻原因——何以那個社會突然之間陷入瘋狂和暴力？
這個過去40年的歷史，在此後的社會中並無反思和發掘：關於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鳳毛麟角。
在這部紀錄片，沒有講到劉自立和徐曉以後的命運。大概在1969年或1970年，出獄後的劉自立，第一次讀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對於民瘋和納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極大震撼，確立了他今後觀察問題的角度。
徐曉也在經歷著很多事情：地下閱讀、被誣入獄……慢慢開始了反思。”文革”結束後，她和劉自立在著名的文學刊物《今天》相遇，曾經的”階級敵人”成為朋友。
兩個故事兩陣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親帶著我們到李子林投奔親戚。上午11點左右，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面時，突然槍響了，第一槍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親在中間，席慶川在後面。因為我一直處於武鬥的環境裡，加上人年輕，反應比較快，趕緊喊臥倒。這時，第二槍響了，就聽見母親’啊’的一聲倒下去了，痛苦地捂著胸部，我撲到母親身上，看到鮮血從她襯衫滲出來，我馬上撕下自己的襯衫去堵傷口，血不斷往外湧，母親絕望地望著我，我大聲地狂叫媽媽媽媽。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著我。這時，對方又朝我們開槍。我站起來，狂舞白襯衫朝對方大聲喊：我們是老百姓。但是對方又用機槍掃射過來，我撲倒在田埂下，子彈打在周圍’噗噗’作響，槍聲一停，我爬過去看母親，她完全斷氣了，子彈從左乳下射進，從右腰部射出。這一年，我15歲，弟弟13歲”。
1968年，重慶”8‧15″與”反到底”兩大造反派發生大規模武鬥，一位帶著兩個幼小男孩的母親，在避難的路上被造反派開槍打死。
畫面中，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已經人到中年的席慶生、席慶川兄弟在講述自己親歷的慘劇。
重慶沙坪壩公園，中國唯一現存的紅衛兵墓地門口。那裡的野樹殘碑間，葬著500多名因武鬥而死的青年。一堵墓牆上寫著：誰家孩子長眠於此。
席家兄弟講述慘劇場景之後，紀錄片裡的鏡頭轉向墓地門口，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現場看片的觀眾發出一陣笑聲。
席家兄弟後來的命運，紀錄片沒有講述。實際上，即使40年後，席慶生的心靈創傷仍未平復，他把母親的遇難稱為”國恨家仇”，電話裡他情緒依舊激動：”為什麼無辜者被槍殺，為什麼一個靠賣血養活5個子女的偉大母親被當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復一年，席慶生和弟弟來到公園掃墓，反思。同時，仇恨也在他的心裡燃燒著。
他向記者說：當年，通過調查瞭解，得知殺母仇人蘇某某，是個孤兒，當過兵，與母親同屬”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後期被抓，後保釋就醫。席慶生迅速制定了復仇計劃。當時，他26歲。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慶生剛剛有了女兒。那天中午，他化裝後穿著白色警便服，從重慶寬銀幕電影院偷來一輛吉普車，計劃在中午11點40分到12點，趁醫生護士出去打飯的時間，把仇人帶出去勒死，連人帶車甩進300多公里外的烏江。但萬萬沒有想到，11點50分，席慶生趕到醫院時，那個房間已經空了。從此以後，席慶生再沒有打聽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現在，席慶生還是不能原諒蘇某某，他始終忘不了母親遇難時那種絕望、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後，席慶生在電話裡反思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我們能多受點正常教育，也不會這樣子。事實是，我們長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種英雄教育、戰爭教育，戰爭在當時就像一場遊戲，對年輕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那種情緒一旦有機會爆發，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緩緩地流動。觀眾的又一陣苦笑，來自一個老人回首監獄生涯的感慨：”沒有想到，有一天，我還能站在這裡。”但很快，笑聲被另一種殘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講到他在槍斃反革命現場的見聞：”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上頭有個圓環，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著圓環將棍子旋轉，每槍斃一人，警醫上去摸脈搏，用聽診器聽心跳，如發現有脈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進槍孔中使勁攪動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監獄中經常嚇得大喊’別殺我！別殺我！'”
1969年，這個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為創作了傳唱全國的《知青之歌》，委婉地表達了對故鄉的留戀、對前途的莫測，被當作破壞上山下鄉的反革命逮捕，歷經上百場批鬥、一次次陪綁槍斃、9年勞改之後，才活下來。
拍片前幾個月，任毅和兩個難友到當年的監獄舊地重遊，三個人整齊地站在警戒線前3米，像從前一樣，異口同聲地喊了一聲：報告班長，犯人進去。那一瞬間，三個人心裡都是無比悲涼。
當初悲劇的根源是什麼呢？面對記者，任毅說，我突破了那個時代的底線，說了100%的真話，而遭受了徹徹底底的摧殘。
“對於過去的苦難，保持沉默，就等於白受了。我們就是告訴人們那一段歷史，不能夠再重演。”任毅曾經給中學生作報告，講他的經歷，幾千人的會場，鴉雀無聲，學生從來沒有聽得那麼認真過。
但是，後來的效果卻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發表感言時，講出這樣的話：我們要是生活在你們那個時代，該多好啊！沒有人管，可以造反，到農村去……
懺悔和寬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來了……我愛上了一個比我大兩個年級的姑娘。”
徐星猶豫了很久，提筆寫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書。那是1972年冬天，在北京××中學，他16歲，上初三。
與劉自立的覺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聲浪中，開始了初戀。初戀的感覺幸福而暈眩，卻是見證了那個年代人性的扭曲，與寬恕的力量。
情書寄出去了，他等來的不是革命時期的愛情，而是公安局歲月。
片子裡，那個叫穎韜的姑娘，30多年後，特地從美國趕回來，講述情書的故事：”那是一封發自內心的，很大膽的匿名信，字裡行間充滿著對’文革’的不滿。”
“我當時特別害怕，把信反反覆覆看了很多遍。”由於父母不在身邊，穎韜不知所措，她最後把信交給班主任，一個從公安局下放來的教師。班主任一點表情也沒有，再後來，他用勝利者的神態，告訴她：我們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穎韜，心如刀絞：我們這樣信任老師，他卻利用了我們。
“從公安局出來後，我成了不良少年，出於對社會的失望，我在學校裡混日子，後來到了陝北，開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紀錄片沒有具體介紹徐星的蒙難，它以上述畫外音結束了對情書事件的敘述。
徐星告訴記者，30多年後，自己才從穎韜處得知，班主任用鑑別筆跡的方法，最終找到了他。接著，公安局的人把他從家裡帶走，要他交代反動思想的來源，這以後，他被關了四十多天。
情書事件以後，徐星再也沒有找過穎韜，他覺得自己看錯人了。1975年，他高中畢業，然後插隊，入伍，1981年復員回京。再見到穎韜時，已是十多年後，她在教書，他在寫小說，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軌跡裡。直到2007年，拍完紀錄片，即將回美國的穎韜在機場，對徐星說出壓在心底的懺悔：”這事情，我永遠不能忘記，不能原諒自己”。
離開學校以後，徐星再也沒有見過當年的老師。拍片時，徐星曾經想找到他，但是沒有找到。在徐星印象裡，他今年應該70多歲了。在當年的全班照片裡，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間。照片在紀錄片裡放出來時，為了保護肖像權，他的面部打了馬賽克。
“我一點也不恨他。在我看來，他是個不錯的老師，也是個受害者，當時兩個小孩子把燙手的山芋拋給了他。在那種環境下，他也只能這樣做。”徐星說，在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人性被扭曲被傷害，是非常殘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過去，正是對自己人性的審視。
關於人性的扭曲，徐曉在接受採訪時稱，她有時也在想，如果再回到當年的批判會，自己會不會打人呢？她覺得也很難說。”當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參加，個人完全沒有判斷力。至於社會上懺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覺得是個人問題。具體到個人，我會覺得當年很荒謬，我很可笑，但是沒有個人的羞恥感。”
每個人都是一部歷史
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兩年的片子殺青時，他心裡一片茫然，曾經的傷痛讓他沉重。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會上遭遇質疑。
那是影片結束時，掌聲和燈光一起降臨，1米88的徐星，站起來答觀眾問。
在一些觀眾看來，這部紀錄片不是一部”傷痕紀錄片”，它並未繼續1980年代”傷痕文學”式的控訴，在揭開”文革”這道中國人的傷痕的同時，更像是一部思痛錄與懺悔錄。上海一位大學教師說，影片的示範價值已經遠遠超越了它的文本價值。如果每一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歷史，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還原一個真實的”文革”。
不同的聲音仍然存在，一位學者質疑徐星的”文革”敘事過於主流。一個80後的姑娘徐星：為什麼一定要記住(這段歷史)呢？
徐星說：不知道過去，就沒有未來。
姑娘問：為什麼不能輕鬆一些呢？
這讓徐星感到非常悲哀：歷史真的被遺忘得很快，這個社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只用了幾十年，就把人從以前的”革命者”變成了消費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時，一位老先生說：”我問過現在的年輕人知道四人幫嗎？有人說’知道，就是馬恩列斯。’也有人說’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劉自立認為，對於歷史的無知，源於某種強迫遺忘症。他說，人們既要對現在社會上不幸的人有惻隱之心，也應該對歷史上無辜死難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則，我們將無異於禽獸。
“文革”是什麼？這個問題似乎也觸動了觀映的年輕人。一位80後的青年，在博客裡寫道：對於我們這一代80後的人來說，”文革”是塵封的歷史，它充滿了神秘色彩，吸引著我們的好奇。它也許是《青紅》裡的悲慘世界，又也許是姜文所描寫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一位電影愛好者，受徐星的啟發，準備買部DV，把父親的”文革”歲月拍出來。
原載《南都週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