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淵： 換湯不換藥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大紀元5月27日訊】全國人大十一屆一次會議批准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指出該方案是「改革政府職能設置大部制，克服政府包攬一切，部門設置 過多，條塊分割，效率低下的弊端。無論大部還是小部，只要能多快好省為納稅人提供服務就是好部。」改革方案將國務院現有28個部和國務院部委級的10個管理局、直屬機構18個、辦事機構4個、直屬事業單位14個以及一個直屬特設機構（國資辦），總共 100個部門精簡為28個。

在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幫腔道，如果認為中國的改革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至今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實際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搞了30年了。我們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是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相結合，而且事實上是先政治改革後經濟改革。他吹噓道：「鄧小平把政治改革結合到經濟改革之中，沒有過分宣揚政治改革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高明之處。」

這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迴避了兩個極為敏感的事實：第一，改革後的大部委制依舊堅持國務院各行政部門的黨組負責制。由黨組制定大政方向，部長執行；第二，此種變革意味著權力的進一步集中和整合，也對權力的約束和監督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據廣州「羊城晚報」3月8日報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何勇表示，中央紀委無意「垂直領導」，「目前我們黨的紀律檢查體制不是垂直領導的體系，而是雙重領導體制。省紀委是由省黨代會產生的，按黨章的規定，應該在省委領導下進行（工作），業務方面由中央紀委領導。」 這句話意味著中共無意改變同級黨委自己監督自己的弊病，繼續保護孱生貪污腐敗的溫床。

因此可以說，這一次大動干戈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如同中共建政以來六次重大的改革和十多次小改小革一樣，都是「換湯不換藥」，浪費納稅人的公帑。不僅沒有觸動，反而強化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基本格局。

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國，按照蘇聯政府部長會議的模式，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及其所屬部、委、辦。除了民主人士宋慶齡和張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黃炎培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外，民主人士傅作義、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分別擔任部長。當時在表面上還擺出一副統一戰線的架勢。

在架設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人大、政協的同時，毛澤東決定在這些要害部門建立中共黨組負責制。中共黨組直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任命和領導，貫徹中共中央的指令。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傅作義雖然身為部長，卻要聽命於通常由副部長兼任的黨組書記。黨組書記才是這些部委辦的「太上皇」。

為了確保中共對行政部門的絕對領導，在各個行政部門還建立了中共機關黨委，監督和檢查本部門黨員執行中共指令的情況。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命的正副部長則直接向黨中央負責。中央和地方均實行這種「三保險」的組織體系，可以保證「一黨專政、以黨代政」萬無一失地貫徹始終。

一般人往往對黨組和黨委這兩種概念混淆不清。實際上前者秘密，後者公開；前者任命，後者選舉。雖然選舉不過走走過場，實際上由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任命。

一九五四年中共立憲後，政務院改為國務院，下屬機構按照蘇聯部長會議模式進一步分割為小部制，強化中央集權。如將機械工業部化整為零，分割成八個機械工業部。一機部保留原有通用機械製造的功能，八機部為農機製造。自二機部至七機部均生產軍工產品。二機部生產常規武器、三機部導彈、四機部原子武器、五機部電子和自控、六機部艦艇製造等。

一九五八年反右後機構改革，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逐出行政領導，打發到人大、政協當花瓶和擺設。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毛澤東鼓吹「大躍進」和「總路線」，大肆批判周恩來和陳雲的「反冒進」，周恩來、陳雲被迫作出檢討。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 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彭德懷也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

六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周恩來和彭德懷提出的「請求」。除了請他們繼續「留任」外，會議決定中共中央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財經小組12人，陳雲為組長；政法小組5人，彭真為組長；外事小組6人，陳毅為組長；科學小組6人， 聶榮臻為組長；文教小組10人，陸定一為組長。進一步架空了周恩來和國務院。

毛澤東趁勢作出批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二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至此，毛澤東完善了「一黨專政、以黨代政」的體系，強化了黨組在黨中央（通過政治局和書記處）指揮政府部門的運作過程中的紐帶作用。毛澤東五十年前確立的「一黨專政、以黨代政」的體制至今不變。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毛澤東砸爛了國家機器，造反派奪權，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好」。一時「革命委員會」取代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一九七二年林彪死後才逐漸恢復政府功能。

一九八零年後在胡耀邦、趙紫陽主政的年代，中共中央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和中共中央體制改革辦公室提出了一系列黨政分家的措施，包括黨中央不管案件、不審查文藝作品、逐步撤銷黨組制、確立法人代表在企業中的中心地位制等。這些舉措得到胡、趙的首肯。

一九八九年「六四」槍響，胡死趙倒。胡趙的黨政分家方案胎死腹中。鄧小平非但不再提政治改革，反而強化一黨專政，黨員重新登記，甚至連企業法人代表也由黨委書記擔任。

上面提到的幾次重大機構改革均以鞏固和加強一黨專政為目的。為了保證中共在國家機器中的絕對領導地位，中共像歷代封建王朝一樣，塚養了一支龐大的官僚隊伍。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來簽發了「國務院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自一九五五年起將幹部的包干制轉為職務等級工資制，以建立一支穩定的吏治隊伍。

職務工資制將幹部份成30個行政等級。工礦企業、科技教育、文藝醫務各自有等級，並可套入相等的行政級別。如梅蘭芳的文藝一級相當於行政8級，高教講師8級相當於行政17級。定級標準採用職級數、等級線上下交叉的做法。國家正副主席、正副總理、人大政協正副委員長或主席1-4級；正省部長4-6級；副省部長5-8級；正廳局8-10級； 副廳局9-12級；正縣處13-17級；副縣處17-20級。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之比為21：1。在中共的官本位吏治制度中，和尚尼姑神父牧師亦要按照寺廟教堂的等級套級。因此出現了科級尼姑、處級和尚、局級神父、部級牧師（陳耀宗）等中國特色的社會階層。

行政13級、工程師6級、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定為「高幹」，享受高幹待遇。除工資懸殊外，在三年飢荒時期享受糧、油、糖、豆、蛋、煙、布等種種不同等級的特殊照顧，老百姓稱他們是「糖豆幹部」。他們在住房、醫保、差旅、飲食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殊待遇。如正部級配有蘇制吉姆牌轎車，住部長樓省長樓。這種官本位的吏治制度便是造成賣官鬻爵、貪污腐敗的根源。

中共吏治的等級是終身制的，不受離休退休的影響，退職不退級。使這支龐大的官僚隊伍連年惡性膨脹，成為人民的巨大負擔。試看附表一：

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期間，曾有一次「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座談會」，討論他們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會上透露，目前中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約有7500萬人，占總人口5%左右。他們掌控著絕大部份國家資源、10萬億元資本、繳納全國1/3以上稅收、控制40%進出口和69%的出版發行。他們擁有70%的技術創新、65%的發明專利、80%以上的新產品。在這支「新的社會階層人士」中以上述中共官吏隊伍為主，包括公營民營企業主以及GEO。由此可知，誰是中國的主人，中國的社會又是甚麼性質的。

附表一：

──本文轉自第69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
http://mag.epochtimes.com/071/4718.htm(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