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9日訊】歷史上的獨裁政權都不會給法律人活動的空間，原因很簡單，法律人的工作核心、思維活動與不義的政權是註定水火不容的。法律人講法治與證據，而獨裁者為了專治的方便，既不講法治也不管證據；法律人每天從事言詞與書面的辯證工作，擅於用最簡捷的文字解說最複雜的法律活動，只要有少數覺醒者勇於對抗不義的政權，就有機會造成風起雲湧的效果，這當然不會是獨裁者所樂見的，也就必然遭到打壓與箝制。
這種打壓與箝制不僅造成法律領域的侏儒病，如果再佐以相反的鼓勵還能形成另一領域的巨人效應。舉例而言，台灣人從日據時代以後就形成了推崇醫師地位的社會氛圍。但這樣的氛圍是獨特於世界上其他社會的，像歐美社會對醫師就沒有這樣的偏好，反而給了法政學科更高的推崇。日本據台統治者為何要獨尊醫學而刻意貶抑法政學科？目標很簡單，就是造成人才嚴重排擠效果，從根消除反對運動的啟蒙種子。
台灣光復之後法政這個領域才逐漸開放，走過戒嚴之路，美麗島事件提供了一群法律人展露頭角的舞台，最後更讓這群法律人獲得執政大權。回顧這些律師的執業生涯與從政之路，正是台灣民主法治的成熟過程。身為轉戾點時代的統治者──蔣經國先生面對挑戰時，做出了許多的選擇。時至今日，各種民調的結果都顯示了台灣民眾對「經國先生」（這是對他特有的尊稱）的緬懷與尊敬勝於任何一位中華民國總統，倘使在面對這些政治良心犯時蔣經國先生做了錯誤的選擇，殉葬品就是他自己今生蓋棺論定的歷史地位。在殺與不殺異議份子的判斷之間，當日的執政者蔣經國留下了施明德與黃信介這些政治良心犯的項上人頭，也同時留下了自己的歷史地位。
法政領域在台灣終究走向開放，至少「入場券」的取得是公平開放的。律師考試的錄取率雖沒有美國超過50%這樣的高比例，但也達到了百分之十的數目。但相對於台灣，時至今日大陸的法政領域仍然沒有走出箝制。律師考試是困難的，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以後的20年，律師錄取率仍只有1%。
這並不是為了保障律師的生存空間，因為有許多領域律師是缺席的，例如刑事案件被告的辯護人──這個理當是律師制度存在的最根本理由。在宣稱「改革開放」後將近30年的今天，在大陸各地膽敢接受刑事案件委任或為弱勢者挑戰威權的律師，自己都難逃牢獄之災。這在民主西方社會是難以想像的狀態，即使拿到40年前號稱威權時代的台灣來比，也是難以想像的。在台灣的法治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律師因為執行業務而被管收過的記錄，但在今日的中國，卻是此起彼落，甚至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更加的劇烈。在陝北油田強徵案件中，九個訴訟代理人全部被關押，朱久虎律師、鄭恩寵律師都是被長期關押受害者，其他更有舉不盡的長短期關押案例，毆打律師更成了普遍現象。受到生命威脅的郭國汀律師甚至被迫放棄事業，出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這些僅僅想把律師工作做好的所謂「維權律師」們，被《亞洲週刊》稱為中國「風險最高」的行業！
手無寸鐵的律師，為何被中共視為擁有致命武器般對待？
「中國的良心」高智晟律師於中共十七大前無端失蹤。無視於全球立即發動的釋放呼籲，高律師仍未重獲自由。所謂的「經濟起飛」並沒有帶動中國道德與法治的提升，這樣荒謬的違法活動，表面上受害的是高律師與其家人，但真正被否決的是中共這個不義的政權。
有謂謗佛辱神的行為是對神佛的褻瀆，其實不然，因為人的行為是無法褻瀆神明的，人的低下行為只能羞辱自己卻觸及不到神。不義政權的不義行為，毀滅不了英雄，反而將鋪就自己滅亡的道路並鋪成英雄通往神聖殿堂的紅地毯。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是中共領導人最佳的借鏡，蔣經國沒有鎮壓屠殺台灣的維權律師，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他的正確選擇保全了自己的歷史定位，甚至從某個角度上來看，也保全了國民黨在失去政權後能夠繼續存在以及重新執政的機會。人民是良善的，在功過評斷上，不會全然否定蔣氏父子與國民黨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貢獻。
倘使被稱為「中國甘地」的高智晟律師，在胡溫體制下蒙難，我們可以斷言，中共政權將加速崩坍，而胡溫的歷史定位將如歷史上的秦檜般卑劣。這真的是胡溫願意接受的結果嗎？懸崖勒馬，猶未晚也！做為肉身凡人，人誰無死？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庸碌一世所為何來？高律師是個有信仰的教徒，一個信靠神的人在巨難中也是平安的，所有加諸於他迫害都將成為反噬胡溫自身的力道。歷史殷鑑不遠，看看「印度聖雄」甘地的傳記，再強大的政權都無法逆天道逆民意而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