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一、 胡適與翁文灝
我在《百年潮》雜誌（2000年5期56頁）上看到龔育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毛澤東說：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長》。文章說，1947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一次中央會議上（也就是討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那次會議上）曾說過：「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館長。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還捉他幹什麼？」
據龔先生講，這個材料是他根據陳毅的一個記錄和傳達而來的。他後來還就此事問過當時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汪子嵩、王漢斌，他們都說確有其事。這件事，對於研究胡適的人來說，是不陌生的，但只是傳說而已。現在龔育之先生證實了這個傳言，對於今後胡適研究是有意義的。但龔先生在公佈這個材料時，沒有把原件複印或影印出來，這是讓人略感遺憾的。龔先生的文章給我們這樣一個印象：胡適就是留下來也沒有什麼。
我想到寫這樣一篇文章出來，其實並不是想說明這件事的真偽，而是想說，假如胡適真得留下來，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其實，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為胡適是不可能留下來的，如果他留下來，那就不是胡適了。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和胡適思想相近的一些當年胡適的朋友卻不但有留下來的，而且還有先走了後又回來的。如果我們相信毛澤東當年的話，只說出這個史實意義並不大，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找出一個類似於胡適那樣經歷的人，最後選擇了與胡適不同的道路，而他的命運又是怎樣的。這樣的人，我以為翁文灝就是一個代表。
翁文灝本來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地質學家，也是一個學者從政的典型。他在四十年代末曾做過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也是當時新華社公佈的戰犯之一，位例第十二位。翁文灝先到了台灣，但後來他又去了法國，1951年1月又由法國轉英國回到了中國。
翁文灝回國的時候，已經是六十二歲了，確有葉落歸根的心理。那時他的父親和大兒子也在國內。翁文灝的小兒子曾在空軍服役，抗戰時在桂林犧牲，他對自己的長子翁心源最是喜歡。公平地說，在翁文灝回國的問題上，當時這面的態度還算不錯，但對翁文灝來說，他這個選擇在他一生的眾多的選擇中，可以說是最有悲劇色彩的。他的兒子中國著名的石油工程師翁心源，在1970年被連續批鬥三天後，不幸落水而死，時年僅五十八歲。
我們現在再來看翁文灝回國前後的心情。
翁文灝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對於國家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許多美德。在做人這一點上，翁文灝可以說是中國讀書人的一個楷模。此點，當年凡和翁文灝共事的人都有共識。另外一點，就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在為人處事方面，有他們自己的標準。對於當時回國的一個條件，這面的態度是「必須劃清界線，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而這一點對於像翁文灝他們那樣的人來說，是最難以接受的。龔育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說，汪子嵩曾和他說過，賀麟留下時特別表明：「他不能公開責罵蔣介石」。翁文灝也是這樣。他在決定回國時，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轉達過周恩來對他的指示。當時讓翁文灝最為難的就是一定要讓他來罵蔣介石，但翁文灝回信要求自己在聲明中只做自責，不罵他人。（參閱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第284頁，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我們從翁文灝後來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國時實在是無所適從，當時他的許多老朋友如邵力子、孫越琦、盧郁文、吳景超、黃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為了讓他所寫的坦白書能過了關，他們把自己剛剛在新時代學會的那一套東西都告訴了翁文灝，吳景超就對他說過，「吳因盼多加事實，如官僚資本、特務押人、美帝行動等，期能有教育意義」。他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中，在經歷了近五個月的痛苦之後，才回到了他的家中。翁文灝在日記中說：「三月二十日 在北京飯店一零七號見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戰犯，也許罪狀較輕，究竟有罪，必須認識。總理允許返國，意在立功贖罪，盼告美蔣溝結情形。」（《從翁文灝日記看撰寫坦白書的痛苦過程》，台灣《傳記文學》36卷4期36頁）
翁文灝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他曾在國民政府為國家工作，一身清白，在那樣腐敗的時代裡，像翁文灝這樣的人實在不多見。對於翁文灝來說，自責無論多過，都是可以的，但他們有他們的道德底線，就是不能隨意責罵別人，不能說沒有根據的話，不能說昧良心的話。但那個時代要得就是這一套，他們不但要人們在思想上統一，還要讓人在道德上墮落。那個時代對人們道德和良知的破壞，怎樣估計都不為過。他在五月十七的日記中說：「晚王昆倫來談，彼閱余文以為尚有不足，必須切實向人民低頭，直言認過，十分坦白，人民自能瞭解，行動便能自由，不必多講理論，此後當為人民服務。」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說：「孫越崎來長談，鄧科長約他談余文，須用人民觀點，放下知識分子自尊思想，批評以往政治錯誤，丟掉包袱，方得新的覺悟，充實真正瞭解，方得正確道路。」我們從翁文灝的日記中，除了看到新政權在逼著一個好人說假話外，再沒有什麼東其它了。翁文灝有這樣的感慨：「余告以此文用意是在解決余回國事，但余未參與勾美反共機密，敘述並無新鮮事實，難符所望。不料作文認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實感悲苦。」
對於回來的翁文灝，從來就沒有信任過。1953年底到1954初，北京選人民代表時，翁文灝又被取消了資格，收回了他的選民證。翁文灝還天真地去找一些機關說理，但當時北京選舉委員會的主任劉仁給他的解釋是：「翁文灝1948年曾被列為戰犯之一，後來從歐洲回國，與傅作義、程潛等人起義有所不同，如何處理不在選舉委員會職權範圍，但該會在目前情況下，不能給予翁文灝選舉權。」（見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第300頁）錢昌照晚年回憶：「此事總理知道以後，讓統戰部第三局局長沙裡來同我說，並讓我向翁轉達總理的話，取消他的選舉資格，不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的行動，不好直接打擊，將來有機會時給一名義，就可以改變人民的看法。」（《錢昌照回憶錄》15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
翁文灝後來雖然做過幾屆政協委員，但基本上只能譯書和做一點學術研究，因了周恩來的保護，翁文灝在文革當中雖然也受到了一些衝擊，但相對不算嚴重。1971年他在北京去世。終年82歲。
翁文灝的命運是這樣，我們還可以想胡適留下來的結局嗎？胡適那個沒有走的兒子胡思杜是跳樓自殺了，其它我們還說什麼呢？看來還是胡適這個人對歷史有眼光，有判斷力。
翁文灝和胡適是很好的朋友。1932年，胡適給《東方雜誌》寫他的新年夢想時，其中的一個夢想就是：「話說中華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雙十節，是這位八十歲大總統翁文灝先生就職二十年的紀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資格參預那盛大的祝典，聽翁大總統的演說，題目是《二十年的回顧》。他老人家指出中華民國的改造史，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統一時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國軍人聯合通電奉還政權（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 容納」（《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576頁）
胡適雖然和翁文灝是老朋友，但在他人生的最後關頭，他們還是走了不同的路。也許是翁文灝涉足政壇較深，對那個政權的腐敗也瞭解較多的原因，所以他最後對那個政權絕望了。胡適的高明之處就是他看到了那個政權的腐敗，但他沒有絕望。
因為說到了翁文灝，我們就不能不說一點當年資源委員會的情況。對於資源委員會，現在已有了許多專業的研究。它的功過歷史自有評說。但我有一個思路，就是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必須對當年資源委員成員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給予注意。資源委員會那些成員後來多數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雜誌的參預者。因為這些人不同於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多數人是經濟學家和工程師，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的重要性，不體現在政治思想上，而體現在經濟思想上。資源委員的主要成員是以留英的學生為主的，他們多數出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重大影響的拉斯基的學生。他們經濟思想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對於計劃經濟都有好感。在當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做為一個團體集中留下來的，就是資源委員會。他的主要成員的政治選擇，也許與他們對計劃經濟和對蘇聯經濟的好感有關，這可能就是他們致命的弱點。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要說到胡適，他的過人之處，就是他對於世界大勢總是能夠有清醒的判斷，他不是沒有錯，但他是一個知道錯了就能改的人。
1954年3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的一次茶會上曾有一個長篇發言，是專談自由主義的，他對當時《自由中國》介紹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贊同。同時，胡適對自己早年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進行了懺悔。他特別提到了他的一個身為公務員的朋友給他的一封長信。胡適是認同他這個朋友的觀點的。胡適引述他這個朋友的話說；「中國士代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2374頁）
胡適在這裡是借用了朋友的話，批評了他當年的老朋友翁文灝。多少年以後，想到翁文灝最後的選擇，人們不能不對他早年的計劃經濟思想有所反思。
二、胡適與《大公報》
胡適是《大公報》的熱心讀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活動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胡適引用和閱讀《大公報》的記載。他在辦《獨立評論》的時候，也經常轉載《大公報》上的文章。特別是從《大公報》創辦了「星期論文」專欄以後，胡適和它的關係就更密切了。
1934年1月1日，《大公報》在要聞版以顯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報特別啟事」：「本報今年每星期日，敦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星期論文』在社評欄地位刊布。現已商定惠稿之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適先生；三、翁文灝先生；四、陳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楊振聲先生；八、蔣廷黻先生。」
在後來的時間裡，《大公報》「星期論文」成了一個非常有名的專欄，這個專欄中的文章不僅有很強的時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個欄目的設計就與胡適有關。
方蒙和謝國民先生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中認為，「星期論文」這一設想是張季鸞提出的。（《大公報人憶舊》7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他當時有兩個用意：一是每天發一篇社評，負擔太重，組織社外人士撰寫「星期論文」，可以減輕負擔；二是可以加強與文化教育的關係。
「星期論文」是一個以學者為主要撰稿人的專欄，這樣的專欄，如果沒有一個學界領袖來出力，是很難辦好的。胡適在當時就起了這樣的作用。「星期論文」雖然是一個有很大包容性的專欄，左中右三方面的學者都有文章發表，但整體上看，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言論為主的，特別是前期，可以說主要是胡適《獨立評論》集團的作者。我們從後來看到的史料中，可以補充方蒙和謝國民先生的說法，「星期論文」的設想最初就是胡適提出來的，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裡，胡適可以說就是這個專欄的主持人，許多稿子都是《大公報》直接和他聯繫的。
胡適曾說過：「《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這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週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改採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4冊，1188頁，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大公報》「星期論文」的第一篇，就是胡適自己寫的，題目是《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
「星期論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時間，它代表了大公報的言論水平和基本立場，也可以說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星期論文」開始時由張季鸞負責，後來由王芸生主持。堅持每週一篇。遇有重大新聞，或有提前推後的情況，但一定刊出。它有嚴格的規定，但又相對靈活，由主編親自約稿、選稿和定稿。胡適在「星期論文」欄下共發表過十九篇文章，是發表文章較多的一位作者。在「星期論文」初期的八位撰稿人當中，有五位是胡適《獨立評論》的主要作者，不久增加的張奚若和吳景超也是胡適的好朋友。胡適給《大公報》寫「星期論文」非常認真，他的日記中常有這樣的記載：「昨晚回家已是今早一點種了。寫了一點多鐘的星期論文，才去睡。」（《胡適的日記》第519頁，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
《大公報》是胡適在二三十年代瞭解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渠道，那時胡適和他的《獨立評論》周圍的朋友們都先後成了《大公報》的作者和讀者。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許多重要爭論，都與《大公報》有關。胡適一生當中，特別是在政治上的許多認識都與《大公報》不謀而合，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公報》的立場就是胡適的立場。當時《大公報》對中國的外交事務特別重視，他們對國家的外交事務有一個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應該讓人民知道。對於《大公報》的這個認識，胡適就非常贊同。胡適說：「昨天《大公報》社評有一段說：『現在事態更緊，（外交情形）此後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這一段話，我完全贊同。……我以為不但『此後』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佈。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種種事態大都是以前兩三年來種種外交經過的結果。……所以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把這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果全數正式宣佈出來，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麼地步，使一些少數專家可以仔細研究如何挽救彌補的方法。」（同上1446）
胡適說：「我在去年……曾提出調整中日關係的七項先決條件。一年以來，國內平實的輿論也漸漸承認那些項目是現階段內必須做到的先決條件。（如《大公報》的《第一階段之調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應該做到的三件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第1576頁）
胡適一生對《大公報》非常有好感。在他的生活中，我們可以隨時看到涉及《大公報》的記載。胡適說：「後來在《大公報》和《國聞週報》上讀了胡政之先生的兩種《兩粵遊記》，我很感慚愧。他游兩粵，恰在我之後，走的路線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樣；但他是一個有訓練的名記者，勤於記載每天的觀察，所以他的遊記很可以供讀者參考。」（同上1344頁）
胡適說：「在病榻上得著《大公報》催促『星期論文』的通告，只好把這一個多月的報紙雜誌尋出來翻看一遍，看看有什麼材料和靈感。」（同上1344）
1934年12月30日，胡適說：「這兩天在火車上，因為要替《大公報》寫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論文』，—— 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們這個國家在這新開始的一年裡可以做到的什麼事？』我是向來說平實話的，所以跑野馬的結果也還是『卑之無甚高論』」。（同上1320頁）
對於《大公報》的態度，我們還可以從胡適1937年7月寫給《大公報》記者的一封信中看得更真切：
《大公報》記者先生：
今天讀張菊生先生至貴報書，我很感動，也很興奮。張先生是七十一歲的老翁，他對於國事還如此熱心，真可使我們青年人慚愧，也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最好的公民模範。因此，我也寫這一封信表示我對於貴報揭載紗布投機一案的新聞，和連日發表的政論，都十分欽佩。我也贊同張先生要求法院『將所有各項支票逐節根究』的主張。我希望上海熟悉投機黑幕的正當商人與銀行家都應該把他們的知識貢獻給政府與法院，遇必要時，應該出頭做證人。我們若要同家的政治清明，貪污絕跡，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我們個個小公民，都得挺身出來管管閒事。如果人人都能向張菊生先生那樣愛打不平，愛說正話，國家的政事就有望了。（同上第5冊，1599 頁）
適與《大公報》的張季鸞、胡政之和王芸生對時局的評價，意見相同，特別是對中日問題、中蘇問題和國共問題，他們的認識大體一致。
1938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張季鸞執筆的社評《胡大使抵美》，對胡適在戰時出任駐美大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胡適之先生之受命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於擔任，這都是平日想像不到的事。因為胡氏是以教授與著作為業的，他從來沒有想到做外交官，政府在平日固然無此擬議，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斷定必不接受。所以此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這個問題本身，就像征著中國是在怎樣一個非常時期。同時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張季鸞說：「胡大使之使美，是為代表整個的中國，傳達抗戰時期我們對美國友人的希望與期待的。本來無論誰做大使，都是為增進國交，但胡氏的任務卻超過尋常。」（《季鸞文存》84頁）
胡適和張季鸞的關係非同一般，胡適的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記載：「1937年1月5日 張季鸞自上海來，我邀了梅、蔣二校長及周枚蓀、潘光旦、陳岱孫、陳之邁、沈弗齋、張奚若到我家會他。從八點談到十二點才散。季鸞說：，蔣介石先生似有意約一些學者在半個月或一個月之後去南京談談。
「季鸞說，今年三個大問題：一是陝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對日本。」（《胡適的日記》第521頁）
1938年7月30夜，時在漢口的王芸生給胡適寫信，也表達了對胡適的敬重。此信過去不常見，抄出如下：
適之先生：別才一年，我們的抗戰也整整一年，先生在海外奔波，感念必多。近聞先生到倫敦講學，影響必甚大，聞之欣慰。回想去年此時在牯嶺與先生聚首時，誰會想到我們會同日本打一年仗。九江陷後，武漢已感威脅，但敢斷言絕不至南京之易易也。芸去年在港把滬報送終，今年一月初來漢，已幹了七個月，假使漢口不能支持，無疑的又是芸送漢報之終。敝報計劃在香港出版，由政之先生主持，定八一三出版。漢口如危急，此間之報即移重慶出版，由芸承主筆務，季鸞先生則往來於港渝及大本營之間。先生久別祖國，國人想望言論豐采殊甚，特懇先生於講學餘暇，常為敝報撰寫星期論文，以慰國人，講稿亦時時賜寄，以增國人信念。賜件寄港漢均可。港址皇后道中三十三號三樓，漢口如有變動，則請寄重慶，渝館設新豐街十九號。遠東大勢似在活動中，日本方對英相演說表示恫嚇，今日又接日蘇接觸之報，日蘇關係如果爆發，定我抗戰之出路也。請維 珍重。 專頌 道安 後學 王芸生謹上 廿七年七月卅日 夜漢口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第628頁，黃山書社）
從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材料判斷，胡適與王芸生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這主要建立在他們對許多政治問題的認識，特別是對中日問題的看法，廬山談話會時，胡適和王芸生就北方問題做過多次長談。胡適在日記中說：「來長談的有：吳康、蕭一山、馬蔭良、洪深、王芸生、戴君亮……晚上與滄波、芸生長談北方事。」（《胡適的日記》第574頁）胡適之所以特別看重《大公報》，與他和張季鸞、胡政之和王芸生的友誼相關。王芸生在《前進吧中國！》中曾敘述過他和胡適的關係。他說：「今年夏天兩廣問題鬧得最歷害的時候，胡適之先生自北平出發，準備出席太平洋學會，我與他同車自北平回天津，我們談了一路，當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我說：『希望你自美國回來時，能夠看見我們國家的進步。』最近他自海外歸來，我在上海碼頭迎接他，他雖是抱恙歸來，我們見面時卻是滿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車上那樣憂鬱了。我們那天談了約莫兩個鐘頭，結論是：『我們還需要大的準備，大的苦鬥。』他很鄭重地說：『現在證明，我們在九一八以後的五年的忍耐，完全沒有錯。』」（《芸生文存》2集，3頁）
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王芸生打電報給胡適，請他把對於西安事變的感想寫出來給大家看看。胡適在病中寫了他那篇《張學良的叛國》，在「星期論文」欄下發出。王芸生說；「胡先生的文章中有這樣兩句話：『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我讀到這兩句話時，深切意味到我在這幾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時我又自慰，我居然還能強項見人，硬嘴說話！我既已強項見人，硬嘴說話，為什麼不能照樣的寫文章呢？我於是重新鼓起勇氣，來續寫這篇業已擱筆一星期的文章。（同上）
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出滿壹萬號時，在當日第四版上發表了許多名人的賀辭。胡適的賀辭是《後生可畏》。他認為《大公報》已超過了歷史比它更長的《申報》和《新聞報》。《大公報》不斷的努力，趕上了那些五六十歲的老朽前輩，跑在他們的前面，不但從一個天津的地方報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並且安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對於《大公報》成功的原因，胡適認為，大公報所以能有這樣好的榮譽，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這兩項都是每一家報館應該盡的職務。只因為國中的報紙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報居然肯努力去做，並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適還說：「君子愛人以德，我們不敢過分恭維這個努力的小孩子。我們要他明白，他現在得到的成績還不算很大，只算是個個報館都應該有的成績。只因為大家太不長進，所以讓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國裡稱巨無霸，是不應該自己滿足的。我們愛護大公報的人，應該很誠懇的祝賀他努力更進一步兩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國最好的報紙』的記錄，要在世界的最好報紙之中佔一個榮譽的地位。」胡適在賀辭的最後提了三個問題；「第一，在這個二十世紀裡，還有那一個文明國家用絕大多數人民不能懂得古文來記載新聞和發表評論的嗎？
「第二、在這個時代，一個報館還應該依靠那些讀人家庭陰私的黑幕小說來推廣銷路呢？還是應該努力專向正確快捷的新聞和公平正直的評論上謀發展呢？
「第三、在這個時代，一個輿論機關還是應該站在讀者的前面做嚮導呢？還是應該跟在讀者的背後聽順他們呢？」
胡適對於《大公報》的評價，不是一個簡單的客套，其中寄託著他的理想。胡適一生對言論自由（主要體現為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報》身上，胡適有一種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地上生根後的喜悅，《大公報》體現了胡適一生所追求的價值和理想。
──轉自謝泳博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