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伍凡：各位朋友好，各位媒體的記者好，全國的鄉親父老大家好！我們今天按照常規舉行過渡政府的新聞發佈會。今天我們要談談對中共政權出賣黑瞎子島的進一步的聲明，奧運會前的局勢，還有中國的經濟問題。下面由唐柏橋先生開講——
唐柏橋：今天是奧運前的倒數第二次新聞發佈會，最近形勢發展比較快，有幾個跟奧運有關的比較大的事情。有空氣污染的問題，還有「東突」組織提出的要對奧運攻擊的一些想法。昨天《世界日報》上提到「平安奧運，重於泰山」，看來它們說話有些語無倫次了，把奧運的平安看成了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原來是要「辦成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奧運會」，現在看能平安就是最大的事情了。
中共在北京地壇公園等幾個地方設立了所謂的「示威專區」，這個問題大家也可以交換一下意見。
中共與俄羅斯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出賣了黑瞎子島，這個也可以談一下。
在8月8號的時候大家就全民抗暴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以及過渡政府怎麼做，我們有一些想法，我會粗略地提一下，給大家介紹一些情況。
伍凡：今天的記者會著重談兩個問題，一個是所謂「平安奧運」，可見這次奧運會是非常不平安的。現在的社會事件是遍地開花，北京進不去了，其它的地方就在不斷發生。「東突」聲明有很多事情是他們做的，中共公安部卻予以否認，如果不是「東突」做的那就只能是各地老百姓在做，在各地給中共施加壓力。中共為了減少壓力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在北京開放了幾個公園作為所謂的示威專區，可這些公園卻不是像英國的海德公園那樣自由地講話，要經過批准才可以進去。現在能夠講話的被抓起來了，出來的都是不敢講的，所以那些公園只是擺設。
過渡政府對全國各地給中共施加壓力的行為表示支持，因為老百姓如果不能到北京去抗議的話就應該在當地抗議，大家的話要講出來。這個時期講話會引起世界各個媒體的關注，所以，各位朋友、各位鄉親父老，你們有話要講的話一定要採取各種方式講出來，讓全世界都知道。但是我們不主張首先使用暴力，不過在遭到鎮壓的時候我們有反抗的權力。《德國之聲》提到了中國正處在混亂的階段，我想這是符合中國的現狀的。
外國反對中共採用了一些巧妙的做法。捷克總理會見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的時候身上戴了一個支持西藏自由的徽章，中共認為這是支持「藏獨」，西藏人知道這是支持他們的自由；美國國務卿賴斯對中共提出了警告，「不要利用奧運加強對民眾的鎮壓」，對中共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前天，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會見了達賴喇嘛，談到了西藏問題。種種跡象表明，很多力量都對準了北京、對準了胡錦濤，所以他特別提出了「平安奧運」。不僅是在北京，在全國各地它們都想平安地熬過去。
上星期早些時候中共宣佈收回了半個黑瞎子島，但它卻有意忽視了這個事情的本質。黑瞎子島一直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們應該要求全部歸還。1929年被蘇聯侵佔，那時民國政府實力還不強，後來又忙著大抗日戰爭和內戰，無法處理這些事情。到了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都被默認了，後來江澤民把它賣掉了，現在胡錦濤繼續在做賣國賊。我們在這裏再次聲明，中國過渡政府和未來的民主政府絕對不承認中共和俄羅斯、前蘇聯簽訂的一切賣國條約，滿清時期簽訂的邊界協議和割讓出去的土地我們也統統不承認。未來要跟俄國政府重新談判，相關條約要重新議定，這是我們過渡政府的立場和態度。
提問開始——
1. 奧運會即將來臨，過渡政府有什麼新的態度和舉措？（14：25）
唐柏橋：這個問題我們上個星期也回答過，但是一個星期過去，現在有一些新的進展，我想提一下。關於奧運會，我們大家基本的共識是盡全力推動國內的維權運動和抗暴運動。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希望各地訪民、維權人士、正義之士、有膽有識的國民能夠前往北京，發出你們抗議的聲音和提出你們維護權利的主張，因為首都這個地方是屬於中華民族全體國民的，不屬於中共的私家財產。如果你們是單個、或者是幾個人的小規模行為，沒有使用音響，也沒有堵塞交通，你們可以舉著牌，穿著你們維權的衣服，在天安門廣場散步或者做其它表達抗議的事情，這是你們的權利，你們不必要到公園去。如果你們要舉行大型集會示威，可以試著先去公園走一走，如果中共不阻止、不干涉，不威脅、不鎮壓的話你們可以繼續做。公園能夠讓你們暢所慾言，能夠把你們的消息發出去，你們通知外國記者，他們可以報導。一旦阻止、干涉、鎮壓，你們有權利在北京任何一個地方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抗議兩個內容：一個是抗議你們本身的權利受到侵害，另一個是抗議你們在這三個所謂遊行特區權利受到剝奪，戳穿它們偽裝的這些東西，這點大家要清楚。當年美國在紐約共和黨舉行年會的時候，美國民眾也申請遊行示威，在最靠近紐約華園廣場（音）、體育館、第五大道、第六大道不允許遊行示威，結果他們舉行更大規模的幾萬人的抗議。結果造成了警民衝突，警察抓捕了一千多個人。他們的抓捕跟中共的抓捕不是一回事，抓捕後關了幾個小時然後就全都放了出來，其中有將近上千個人被羈押超過24個小時，結果紐約政府向這些示威遊行的人給予了巨額的賠款和道歉，大概賠款超過上千萬，平均到每個人身上大約要上萬。這種事情在中國大家也可以這麼做。它已經設立了示威抗議專區，我們也去做了，結果他們又不批准，或者批准了以後又使一些暗招，打壓、跟蹤、或者抓捕、甚至驅散，如果這種行為一旦發生，我認為我們中國國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展開更大規模的抗議。假設我們這種理性的可以跟中共反映情況的渠道已經被掐斷，這種比較文明的方式被掐斷以後，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不要維護權利了嗎？難道我們就不需要發出我們聲音了嗎？難道我們就任由宰割了嗎？當然不是。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用我們認為有效的方式來進行反抗，這是天經地義的。
我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個小消息，1775年的時候美國有人說用暴力對抗腐敗官員，當時富蘭克林曾經為他辯護， 富蘭克林曾經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如果當政者極度腐敗，民眾沒有辦法對付他，那麼甚至使用暗殺的手段都是可行的。」這是被并列為六個美國民主開國之祖、六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說過的話，他這個話代表人類正義和良知，并不是什麼暴力和邪惡。因為民眾就是天，民眾就是社會的最大，如果民眾的事情都無法得到滿足，民眾的要求和呼聲無法得到滿足，那麼民眾採取任何措施都是上天給他的權利，這點大家一定要清楚。
關於奧運會期間的事情，剛才講的就是我們的態度。有什麼舉措呢？隨著形勢的變化，我們現在已經從各個方面去影響、去聯繫，希望各地方的維權領袖和各地方有影響力的人士在奧運期間大膽勇敢的站出來，引導這場全民抗暴運動，使全民抗暴運動從點變成面，然後從面變成一鼓作氣，然後形成義舉，結束暴政，促成民主大業，在短時間內把它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或者一個臺階，甚至一舉成功。在這個情況下必須由點變成面。如果不能由點變成面，比如貴州甕安事件、各個地方的抗暴事件、惠州的抗暴，當時在短時間內好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效，震驚了全世界。但是，當時沒有人勇敢的站出來表達他們的主張，以及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這只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自發的一種對當局不滿的發洩和憤怒。但是他們的表達非常含糊，無法讓國際社會的媒體去跟蹤報導、給他們聲援、代他們發出聲音，包括我們過渡政府。這樣中共當局反撲就非常容易，而我們在他們反撲以後能夠再展開反擊再展開抵抗的空間就少了。
設想一下，如果貴州甕安當時有幾位領袖代表這幾萬人提出他們的主張并發表宣言，即便他們被抓了，但影響力就不是現在這樣子了。中共承認翁安事件總三百多人被抓，并且把一百一十一人列入黑惡勢力，我想這些黑惡勢力其實很多人都是維權領袖。其中還有這麼一句話，說這些黑惡勢力長期以來脅迫民眾上訪。這句話其實本身已經透露了一個信息，他們這些人可能長期支持民眾上訪，給民眾上訪提供便利，鼓勵他們上訪，實際上這就是維權領袖。這個帽子扣在高智晟身上，扣在郭飛雄身上都是可以，其實這些人都是維權領袖。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更不知道他們的背景和過去所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沒有把他們的信息發出來。這樣的話大家就非常被動，他們被鎮壓以後我們也感到無能為力。所以從現在開始，國內發生了像甕安這樣的抗暴事件，一定要有人站出來。有人很勇敢，敢於燒警車、燒政府大樓，可你為什麼不不願意站出來呢？其實就是因為大家很多人沒想到怎樣做效果更好。站出來發表一個聲明，你就得到了保護，在道義上、在各方面都站到了至高點，中共對你的迫害就比較難以下手。所以這個時候要講究方式方法，要智慧地做事，考慮怎樣做效果更好。另外，必須儘快利用民眾支持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形成自發的組織，建立正式或非正式性組織、維權團體，比方說建立農會、工會、建立自治會等。
89年我參加運動的時候，學生上街遊行完了以後，自發地想到學生會不能代表我們學生的利益，學生跟學生會的觀點、跟政府的觀點不一致了，我們要向政府討還公道，那我們為什麼不組成一個團體來維護我們學生的利益呢？這樣學生自治會就應運而生，自治會在當時民主運動期間中，聲望遠遠超過官方的學生會，有人要搗亂的話，糾察隊的學生會站到維護學生自治會這一邊，公安局都不敢進來搗亂。在湖南各個地方也是這種情況，當時我們在湖南以隨意使用省政府的一些設施，沒有人敢進來。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要注意這兩點：第一，發出你們的聲音，從政治上、從社會的角度、從權利的角度發出你們的聲音，而不僅僅是宣洩情緒；第二，建立相關的團體并組織化，把你們做的事情承接下來，把它的成果承接下來。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建立關係，跟國際社會、國際政要、國際媒體取得聯繫，我們作為中間的溝通管道，讓他們站在你們的後面，作為你們的後盾，讓更多的中國老百姓作為你們的後盾。就產生類似89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這些代表人物可以在這場運動中迅速產生，這樣的話這個運動就可以迅速的形成燎原之勢。我想這兩點，我們比較詳細的介紹了一下。
2. 您對「東突」發表的聲明怎麼看？
唐柏橋：現在我們不知道這個聲明的真偽，也無法查證，沒有進一步得到信息之前我們對這件事情不予評論。假設這個事情真是他們所為，我們會調查研究後表達出我們的態度來。
我們認為任何對於無辜民眾的傷害都是不可取的，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如果你本身的權利受到侵害、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造成這一切的惡果應該是當局承擔責任。要當局承擔責任的話，那你表達的方式應該是向當局討還公道，向當局發起攻擊，不管你用什麼手段。但是，如果有意針對民間的、民眾的攻擊和傷害這是不可取的，從某種角度講這也是一種無力的表現，是一種脆弱的表現。
在國際上，大家聽到這個消息後，有人提出的觀點我覺得還是有道理的——假如你敢於這樣做為什麼不去對付公安局呢？為什麼不去對付當局呢？大家都知道政府開的車和公安、特警的車一眼就能看出來的，針對當局的舉措我們基本上不會發表反對的意見。當然我們也不鼓勵走極端，在有其他的選擇和表達的渠道的前提下，在沒有做其他嚐試的情況下，儘量不要採取極端的手段。
比如對楊佳我們是比較同情他的做法。他是一個非常守法和善良的公民，他做了他該做的事情。他嚐試向上海公安局反映情況，去控訴警察對他權利的侵害、對他犯下的罪行和違法的行為，而上海公安局和當地的督察辦公室卻行政不作為，不受理、不配合，不聲張正義。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自己的權利遭受到巨大的傷害，而且還不是一次兩次，是一再受到傷害。而且他也知道全體國民經常也受到類似這樣的傷害，實際上他替全國國民伸張正義，所以他採取了比較極端的手段。而且并不是警察昨天搜了他的身、打了他，今天就把警察殺了，而是經過了試圖走正常渠道解決的階段，這種事情是情有可原的。警察死了是不是活該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一問題，誰知道這些警察有沒有做過喪盡天良的事情？所以這個事情現就從政治的角度展開來談一下。
我們對「東突」這個事情就是這個觀點，這個事情我們沒有查實，我們不對個體的事情進行具體的評論。
伍凡（補充）：首先我們堅決反對拿老百姓作為人質進行恐怖主義的殺戮，比如搞公交車爆炸這樣的事情，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們堅決反對，這不是人類社會爭取自由的方式，我們不贊成。我們同情維吾爾族百姓，同情維吾爾民族受到中共打壓和欺負，同情他們用一個合適的方式來和中共進行鬥爭，但是不能拿老百姓當人質來作為手段進行和中共的鬥爭。老百姓沒有罪，不能拿老百姓作為人質，這是不合理的。
另外，關於「東突」要求獨立的問題，我們傾向於新疆不要獨立，而是在中華民族這個聯邦體制裏，在聯邦體系裏面共同解決問題。如果一旦要求獨立的話那將會產生很大很大的麻煩，并且會產生流血犧牲，這一點你們要慎重考慮。比如西藏我們不贊成獨立，但是我們贊成充分的聯邦制的自治，這一點請「東突」朋友們好好考慮。
3. 憲法草案裏提到30歲以下的人不能擔任議員，我認為這一點應該改一下，因為志同道合的人很多都是20多歲的人
唐柏橋：如果臨時憲法草案裏提到30歲以下不能當選政府工作人員和議員的話，我個人覺得可以修改一下。過渡政府是追求民主的，也是一種民主的形態，如果有意見我們可以公開地表達或私下裏表達。我個人也可以作出這種姿態，我是過渡政府的重要一員，也兼任國會的副議長，我會給袁紅冰議長反映這個情況，也會給憲法起草委員會反映。
我覺得在一個新型的民主社會裏，變革時期往往很多年輕人叫出人頭地，爭當急先鋒也好，或者叫敢為天下先也好，很多人都是走在前面的。比如89年民主運動的時候，北京的學生，各地的學生基本都站住了民主運動的主導地位。如果89民主運動推動了中國往下一步走，憲法改革了，或者民主選舉了，很顯然有一批學生會當選為議員或者政府的行政官員和領袖，這是一定的。 比如，1989年匈牙利實行全民大選以後，匈牙利的國會有三分之一是學生領袖和各地的群眾運動領袖。假如憲法規定這三分之一人的不能成為議員候選人或者不能當選的話，可能會給這場運動造成巨大的阻礙和傷害，他們會不答應的，全民看也是不合理的。
這一點起草憲法的時候可能沒有考慮到。如果像89年這樣的民主運動到來的時候，很多年輕人包括大學生都會成為全民抗暴的領袖，這些人當然也有權利成為過渡政府或者未來民選政府一些重要的行政官員和議員。這是我個人的態度，但是這要經過一定的民主和適當的程序來修改。
4. 我想過渡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財力問題，我也瞭解到捐款的事情很不令人滿意，過渡政府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和打算？
唐柏橋：克林頓講過一句話，「在最正確的時間做了最正確的事情」，在此我們也向國內的民營企業家發出最真誠的呼籲和請求，希望大家能為我們國家的民主事業盡一份力。
比爾.蓋茨在功成名就後決定把他的大部份財富都捐獻給公益事業，成立了基金會。薄熙來在前段時間的一個內部講話中，曾經對這種行為感到納悶，不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為什麼可以培養出這樣的企業家。在這裏我要給他上一堂教育課，因為他對美國社會并不瞭解，他只有一種走馬觀花似的印象，而我們在這裏生活了多年，充分瞭解西方社會的是怎樣培養人的。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在有宗教信仰的社會裏才可以培養出像比爾.蓋茨這樣高尚的、心懷天下的企業家，在共產黨的那套與正常社會所格格不入的無神論、鬥爭思想下卻很難出現這樣的人。像薄熙來這種身份卻在飛機上支持他的手下跟空乘人員吵鬧，可見以他這種素質和心態根本理解不了比爾.蓋茨的思想，對人家的行為感到納悶也就不意外了。
在共產黨的價值觀和教育方式下很難出現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現在事實就是這樣。當然這話也不絕對，事情還存在變數。國內不乏有錢人，隨著我們的事情的進展和民主聲音的傳播，不排除會有人做出義舉，也有曾經支持民主事業的人。今天這位朋友提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也藉此機會呼籲大家，如果還沒有這種思想的人應該思考一下，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是千載難逢的、是積德的事情，目前來做是最合適的機會。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千萬不要等到過渡政府就要大功告成了、共產黨成了落水狗的時候再出來。雖然，那時候捐款仍然比不捐款的值得稱道，但那時捐獻跟現在捐獻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廉價了。那樣做是錦上添花，而我們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這個時候我們會以比較高的標準來衡量每個人的捐獻行為。
也有人認為目前的共產黨是牢不可破的，現在支持過渡政府無異於以卵擊石，白白地浪費金錢。這種認識可以這樣回應，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政治絕不是沒有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深入研究的人所能夠把握的，一般人的看法往往是對政治趨勢的表面認識。為什麼這麼多人要主持這個過渡政府、有這麼多關心政治走向的人來參加記者會？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共產黨是紙老虎？是因為我們對政治有長期深入的研究，我們可以說是內行，認識到了共產黨是日落西山、馬上退出歷史舞臺的政權，我們知道政治的未來走向。
所以，我們呼籲國內中產階級以上的人，你完全應該大刀闊斧地為開闢新的未來做一些事情。現在可能不被人理解，但當你成功的時候會被人稱道，你會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現在能做到的人都屬於大刀闊斧的人。再過一段時間，前景明朗、大家都來做的時候再加入，雖然做的事情是正確的，但那時就算不上英雄和大刀闊斧了。我們再次強烈呼籲各界人士，聚集到中國民主運動的周圍，選擇你認為合適的支持對象！當然我們作為過渡政府來講，我們希望你支持過渡政府，這是毫無疑問的。謝謝這位朋友的提問！
5. 目前「五毛黨」的活動情況是怎麼樣的？
唐柏橋：「五毛」這個隊伍現在深入到了《自由亞洲電臺》、《美國之音》這些地方，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有一個例子，去年自由亞洲電臺幾個有名的節目主持人跟我講，自由亞洲電臺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應聘的人是從國內來的，甚至有一些人是新華社的記者。因為他們各方面的素質比較高，自由亞洲電臺不能拒絕他們。而他們到了電臺之後，就利用工作之便去做對共產黨有利的事情。連完全由美國政府資助、用來傳播自由民主理念的自由亞洲電臺都是這樣的情況，美國之音和BBC就更不用說了。紐約有一個電臺，他們做有關中國大陸的節目的時候，幾乎所有的聽眾電話都是支持中共政府的，讓人感覺海外的華僑都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時間長了，細心的聽眾就發現，那些電話打來打去就是那幾個人，一會兒張先生，一會兒又是李先生。現在新唐人也有這個情況，我在上一次做節目的時候，就注意到了一個細節，有一個人從加州打來電話，自稱是張先生，過半個小時電話又打過來，自稱是李先生。主持人告訴我是同一個人，我也聽出來他的聲音是同一個人。這說明他們已經窮途末路了，他們找不到更多的人為他們做事了。關於「五毛」這個問題，我希望朋友們能夠多寫一些這方面的文章，來揭露這個情況。我們也可以幫助來發表，共同揭露這一現象。
6. 如果8月8號通過全民抗暴成功實現了社會轉型，過渡政府對未來政府有沒有後續的推動計劃，是否會尋求聯合國的協助？
唐柏橋：我們在這裏可以簡單的提一下我們的思路，具體細節不方便在這裏交代。在二戰前全世界只有25個民主國家，現在有100多個民主國家。70年代以後有差不多50多個國家變成民主社會，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轉型的，或者叫顏色革命，或者叫人民力量，通過大規模的抗暴運動推翻了專制，比如印尼等東南亞國家，還有東歐模式、南美模式，其它還有非洲的，非洲可能有一些暴力事件。這些模式在轉型的過程中，都有一個必須要走的關鍵步驟，就是過渡政府，或者叫臨時政府。我就簡單地講一下過渡時期的形態和運作方式——過渡期從時間上講一般不會超過兩年，阿富汗、伊拉克的過渡期比較長，兩年多，差不多三年，印尼是一年多。臺灣幾乎就沒有過渡期，臺灣、南韓的模式叫臨界革命，原來的獨裁者、專制政權從一黨獨裁的革命黨轉變成一個執政黨、民主政黨。比如國民黨，它允許反對黨的存在，願意跟反對黨一起競選，成為執政黨，它沒有過渡政府這麼一個形態，這樣的國家比較少。東歐、印尼這些國家後極權社會（或極權社會、威權社會—）轉型的時候首先要建立一個過渡政府，開一個圓桌會議，制定民選政府正式的憲法、相關的選舉法、行政法規，這個過程最短半年，最長兩年。如果太長了國內民眾就會不滿，認為你會利用這種形式牟取私利，比如秘魯、泰國軍事政變後，他們說要儘快實現民主，推動新憲法的制定，但是一拖幾年過去了。滿清末年也是，說要搞君主立憲，但要10多年。後來蔣介石也提出要訓政，訓了幾十年，老百姓最後會失去耐心，認為他不是真心推動民主社會，所以一般兩年為最高期限。
兩年之內要做什麼呢？就是像剛才講的要制定憲法、選舉法等。臨時政府的權力相對真正民選政府的權力要小，比如不能輕易修改稅法、不能制定跟老百姓切身利益有關的法律， 刑法不能輕易修改，臨時政府在這方面的權力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他的權力又比較大， 為了避免社會動盪，可以實行緊急狀態，加強對國民的管理，甚至也有實行軍管，比如泰國搞了軍事政變以後，他們經常要實行部份軍管，但是在中國我不建議這麼做。過渡時期我們肯定有後續的推動計劃，比如我們已經提出的各個地方都可以在恰當的時候宣佈成立地方的過渡政府，秘密的公開的都可以，根據你們的條件件做。其實我們現在這個過渡政府從嚴格意義上說并不是真正的政府，因為我們沒有政府相應的權力、資源。我們告訴大家這麼一個思路和架構，主要是為了未雨綢繆吧。
我們現在搞的過渡政府，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我們將來做成了會對中華民族做出巨大的歷史貢獻。我們中國在21世紀的今天遠遠落後於歷史潮流，連一個真正的在國內公開的反對黨都沒有。印尼在蘇哈托倒臺以前還有個民主鬥爭黨，還有很多反對黨，他們都在國內大規模的活動。臺灣的民進黨也是，雖然也會斷斷續續的遭到鎮壓，但是一直在國內活動。而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國內的反對派組織幾乎沒有活動，除了1998年曇花一現的民主黨。它活動了半年就被鎮壓了，在全國13個省建立了民主黨籌委會，但只是象徵性的，沒有進入實際意義的運作，在民眾中的影響力等方面都遠遠沒有達到反對黨應該起到的作用，直到今天也沒有。如果中共突然倒臺，出現有些民眾講的國內外一盤散沙的亂局，而我們現在有了過渡政府，經過半年的運作，至少會讓國內的老百姓感覺到，如果共產黨一旦垮臺了，至少有那麼一批人在做籌劃過渡時期的事情，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我今天講的話就是我們經過思考慢慢形成的經驗。如果8月8日在某個省會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民眾抗暴事件，像八九民主運動那樣，如果有些勇士——比如郭泉教授——在集會的時候他願意登高一呼，他們新民黨敢於承擔這個歷史重任，就可以組織自己的市民糾察隊，保護自己，宣佈成立臨時政府。那些警察都會聞風而逃，面對幾十萬人的時候，他們不會鎮壓，沒有這個膽子，就像貴州的公安一樣。這個時候就可以適當的接管地方當局，接管後迅速和國際社會取得聯繫，包括我們過渡政府。剛才這位朋友提到的，會不會尋求聯合國的協助？其實，我們即使不向他們尋求協助，他們也會主動來找我們。就像當時東帝汶，聯合國主動來徵詢意見，商討是要自治還是獨立。我們在做正確的事情，他們就會站到我們一邊，如果沒有鎮壓，只要持續存在一段時間，其它的省也會紛紛效仿。像辛亥革命一樣，各省紛紛響應，脫離清王朝統治。這種情況如果沒有中共鎮壓那是最好的，即使有鎮壓，他們也會像迴光返照一樣，最後無力回天，根本不可能鎮壓下去，最後迅速反暴其短。就像當年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垮臺前的狀況，當時羅馬尼亞全民起義，他們的衛戍部隊保護齊奧賽斯庫進行鎮壓，但是形勢迅速起了變化，軍隊開始倒戈，響應全民抗暴。軍隊內部發生了一場巷戰，兩天就解決了衛戍部隊，齊奧賽斯庫和他老婆被送上審判台判處死刑。如果中共膽敢在這個時候逆歷史潮流而動，調動軍隊鎮壓群眾抗暴，它很可能就是這個下場。軍隊一倒戈，頑固堅持調動軍隊的黨魁、罪魁禍首就會面對被逮捕和審判的命運。
這些後續事情我們會研究，怎麼樣去承接過渡時期的歷史使命，把這些事情細化分析。我們也要參考歷史的經驗，包括辛亥革命的經驗還有國際社會各個國家的經驗。還有那些在體制內相對來說走在歷史前列的、過去被中共邊緣化的沒有血債的人，比如萬里、田紀雲、葉選平等等。這是隨便舉例，我們也不排除希望他們在中國的歷史轉型過程中發揮他們的作用，起到穩定的作用，站到民主的一邊。就像當年的葉利欽，他當時是莫斯科的市委書記，也是蘇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成員，體制內的高官。當時他登高一呼，反對蘇共獨裁，也成為人民的一員，我們也不排除這些情況。如果說我們把這些都排除掉的話，單獨靠我們過渡政府這一批人，我們不可能在未來真正承擔起這個歷史的使命。
伍凡（補充）：我補充一下，我可以把我們的設想告訴大家。共產黨倒臺以後，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馬上要穩定社會，不能讓社會動盪，要讓全國老百姓知道有一個領導中心，這個領導中心就是過渡政府。我們要回到國內，和國內所有的要求中國走上民主憲政道路的各方力量立即召開會議，包括國內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各種信仰團體代表，以及軍人代表、共產黨內部要求改革的民主派代表等，我們坐下來開圓桌會議。解決社會穩定、建立新的領導中心的問題，這個時間要非常短，一兩個月內要產生新的臨時政府。這個過渡期短則半年、長則兩年，要解決中國的幾個大問題。憲政架構、正式的民主政府產生程序，要解決經濟問題、人們的生活出路、就業、醫療、教育等等各方面的問題，要在這一兩年內做出相當明顯的成果，把財富還給老百姓，讓老百姓支持這個臨時政府，然後結束過渡期，走上正式的民主社會，這是我們的設想。并且我相信，一旦共產黨倒臺之後，有很多人會自動的走到一起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歷史又回到了100年前，孫中山那個時候從海外回國，成立了中華民國。那麼我們今後的國家，我們是主張成立一個聯邦共和國，因為中國現在和100年前的時代不一樣了，有很多新的問題出來，採用聯邦制能更好的解決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訴求。在大的架構上解決這個問題後，下面就要選舉新的政府，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我想，一旦共產黨結束之後，首先讓軍隊、警察出來維持社會安定，不允許任何打砸搶燒等暴力活動，由臨時政府出來主導， 具體做法等到時候新的局面出現後再來談，現在談為時還早了一點。
7. 過渡政府對暴力和非暴力這兩種抗爭方式如何看待？甕安事件和楊佳事件能讓中共明白什麼？能讓民眾明白什麼？
唐柏橋：這個問題非常及時！第一個問題在以前的發佈會從不同的角度談過了，今天我們可以總結一下過渡政府的基本立場。如果民眾可以通過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維護他們的權利、解決一系列的社會矛盾，那麼我們認為這是最理智的，也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發生鎮壓、暴力事件，民眾奮起抗暴，一般我們傾向和平抗暴。中共的暴力鎮壓機器擁有武裝、擁有一切，從1949年到現在的歷史上，他們一直不斷的使用暴力對付老百姓，沒有停止過，沒有用對話的方式解決過問題，一直在對老百姓進行施暴。在這種情況下，就像這次貴州甕安事件，如果民眾使用適當的一些暴力行為進行反抗，我們認為有一定合理性和必然性，也可以說是社會存在的一種客觀規律吧。就像楊佳這個事情也有他的合理性一樣的道理，因為不管是人還是社會群體，他不可能是任由宰割的。動物在被屠宰的時候都要反抗，雞的翅膀拍的比平時任何時候都要厲害，豬的嚎叫聲也比任何時候都大，連動物都有這個本能，在面對危機、走投無路的時候都會奮起反抗、做出掙扎，這是必然的本性，有他的合理性，如果說雞、豬在殺的時候翅膀也不拍、也不叫，那也就不成為雞、豬了。人在被逼到絕路上去的時候，他還不反抗那也太懦弱了。如果他反抗一下的話，你說反抗的過份了，豬最後嚎叫一聲，你說它不應該嚎叫，應該默默的死去，應該理性一點，這個就太苛刻了。舉這個例子可能不太好聽，但可以說明問題。對於民眾在中共高度極權下的反抗，我們要表示某種程度上的理解，但是我們不去主張動不動就隨便使用暴力，就是說這要看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比如黑社會有事沒事的就去傷害別人、侵犯民眾權益、牟取私利，那民眾當然要反抗的。總而言之一句話，我們主張用比較文明的方式解決中國社會的衝突和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當中共一再使用暴力，把老百姓逼的走投無路，無法選擇文明的方式進 行反抗的時候，他們有權力使用其它的手段反抗，這是我們的觀點。所以我們相信我們和楊律師的觀點有類似之處，我們不會去刻意鼓動民眾的暴力行為，但是這種事情發生以後我們認為他們有天然的合理性。就像《獨立宣言》所說的，我們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有用武裝、暴力推翻政府的權力，老百姓作為被統治的民眾一般來說是不會去鋌而走險、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政權。因為你用暴力反抗，他也可以合理的用暴力鎮壓，付出的代價非常大，冒的風險也大。一般的老百姓不會在沒有遭受足夠的冤屈、沒有使用別的手段之前首先就使用暴力來反抗，這是《獨立宣言》裏面的兩個觀點，我們也認為是正確合理的。
關於楊佳事件，上次發佈會上我已經談了這個問題。當時是延伸出來的，我沒有正面去談，今天就專門正面的談一下這個問題，同時也結合網絡上另一位朋友提出的楊佳母親這個事情，我一并來回答。楊佳的事件，他是不是一個犯罪行為，是不是值得這個社會肯定，以及與政治的關係，我從這麼三個角度去談。
這是不是一個犯罪行為？中共的刑法有人認為是偽刑法，這個觀點我是能理解的，我們有權力不承認它。但是呢有一些法律有合理的部份，你不承認也不行，可能自己會受到傷害。今天楊佳的情況一樣的，如果完全不理會它的刑法，可能也不合理。比如，當你的親人遭到了傷害，難道你說因為我不承認它的刑法，所以對方不應該受到處罰嗎？這個時候你就要拿這個刑法來保護自己。但是如果這個政權不具備合法性、它強姦民意，它所做的一切事情是為了鎮壓老百姓，老百姓的行為表面上是跟刑法有關、實際上帶有更高的政治動機的時候，就是說他根本的動機不是為了觸犯刑法，不是刑法所涵蓋的。而是說因為他表面上做了觸犯刑法的事情，只是他使用的手段，他的目的是反抗暴政，向天下宣示，他對這樣一個政權非法性的反抗，那麼這樣的話他就不是簡單的一個刑法範疇。舉個例子，原來有所謂反革命打砸搶、反革命縱火犯等等反革命刑事犯，就是原來大陸有反革命罪，現在變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前面加了一個反革命的帽子以後，他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刑事犯罪。比如縱火案，要是把公安局的樓燒了，如果燒的是普通的民宅，那當然是縱火犯罪，如果燒的是政府機構，出於政治目的，反抗專制，從民主運動的正義立場，他當然就沒有觸犯法律。如果這也觸犯法律的話，那你共產黨當年做的所有事情——搞武裝暴動、工農起義、打土豪分田地，難道不違反中華民國的法律？你不是也承認你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像賀龍、彭德懷等，殺那些稅務官和他們的家人，從共產黨的立場，他不是犯罪，但是從中華民國的角度，那就是犯罪。
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理解，我們認為楊佳在這個事情上他是有極高的政治動機和目的。什麼叫政治動機，他選擇在7月1日舉事，就像有些人說是一個人的起義。他在上海等了半個月，住在一個小旅館，就是選擇在共產黨的所謂「生日」那一天向它反抗，他通過這種方式告訴世人，他是有政治目的的。第二，據我們在網上各方面的瞭解，我覺得這也應該是一個事實，他的手機號碼的最後四位數字是8964，如果這是他選擇的話，那本身就是對六四事件的緬懷和紀念，強烈不滿共產黨的六四屠殺。第三，他專殺警察，不殺保安，公安大樓有很多去辦事的普通民眾，他一個也不殺，甚至都不看他們，對保安，他只是用刀柄把攔路的保安打傷了，為後面殺警察排除障礙。還有些觀點，說他專殺老警察，不殺新警察等等，這些都一再證明，他有極高的政治意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能用普通的刑法來談他在行為。
舉個例子，南韓的光州事件被韓國認為是偉大的民主運動，所有在光州事件中死亡的、坐牢的、被迫害的人基本都被視為英雄。但是在光州事件的時候，發生過將近一個禮拜的暴力衝突， 雙方進行武力火并、打巷戰，民主運動的人很多都持槍和軍警對峙、互相射擊，可能也打死了軍警，那麼這些人都變成了南韓的民族英雄，如果從當時的法律上講的 話，他們都是犯罪份子。今天也一樣，8月8日我們號召全民起義的時候，如果和警察發生了暴力衝突，難道我們能用普通的刑法來裁定每個人的行為？就是用未來中國民選政府的刑法，也不能裁定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全民反抗運動中那些個人的作為。那麼楊佳他是不是一個人的起義呢，顯然是的，這是毫無疑問。
1989年砸天安門毛澤東像的湖南三君子，全世界都認為他們是英雄，雖然實際上破壞了公共財產，在一個正常的時期他就是違法行為，但他們就是君子，沒有觸犯中國的法律。因為他們去砸毛澤東像的時候，不是為了去破壞公物，而是一個政治宣示，反對專制。他們寫了個標語是「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獨裁從此可以休矣」，這是一種英雄的氣魄。就像前蘇聯把列寧像推倒，頭被鋸下來，薩達姆像也是這樣。所以今天的楊佳，我覺得只能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站到什麼角度、什麼立場來看這個問題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我們過渡政府的立場就是，他是一個政治宣示，至於那些被殺的警察，如果他們真的無辜，我們當然認為這是一個社會悲劇，是因為中共暴政造成他們的傷亡。但是我們也相信，更多人也相信，這些40歲以上被殺的警察，可能沒有一個人手上沒有血債、沒有酷刑虐待過、沒有欺詐過、沒有對老百姓無惡不作，我們自然的認為他們或多或少有過各種犯罪行為，所以我們對他的同情遠遠低於對一個普通市民的同情。就像這次因昆明公交車爆炸事件而受到傷害的民眾，我們給予更高的同情，但是對於那些警察我們不會有這種情感。
關於楊佳的母親，我們認為警察劫持楊佳的母親是喪盡天良的行為，極端的違反人性。北京公安和上海公安在踢皮球，互相踢來踢去，從7月1日到現在快一個月了，楊佳的母親下落不明，中共任何一個機構都不敢承認楊佳的母親到底在哪裏，好像是宣佈失蹤了那種感覺。但是最初的時候中共公安也承認楊佳的母親是被傳訊了，怎麼會在傳訊中間失蹤呢？ 也沒有說傳訊過後被釋放了，那既然沒有說釋放，我們當然從理論上推測，現在還在被傳訊，或者被關押，那你怎麼又能宣佈失蹤呢？這個邏輯上非常愚蠢，剛才有位朋友說了，對胡錦濤他們這些人的能力和做法、講話中邏輯上的混亂，我們真的有時候感覺到不可思議，怎麼會由這麼愚蠢的人來管理中國十幾億人口。你把別人帶走了，沒有交代怎麼把他放走的，你又宣佈他失蹤，又沒有去找這個失蹤的人，可笑到了極點。根據各種材料顯示，我們就推測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楊佳的母親之所以被關押，然後從人間蒸發，就是因為楊佳的母親沒有屈服，她準備幫楊佳說話，她認為楊佳的行為是義舉。否則楊佳母親就會像貴州甕安那個李淑芬的母親李秀華一樣，可能會站出來，當然毫無疑問他們是被脅迫的，在脅迫之下幫共產黨說了幾句話。中共用各種方式對楊佳的母親脅迫、威逼利誘了一個月，但是沒有效果，這裏面肯定有很多冤屈，只要把楊佳的母親放出來，她馬上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或者接受記者採訪，她已經置個人的生死於度外。我們知道她上訪已經 七、八年了，為了她個人的冤屈，楊佳也受到母親的影響。這母子兩個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從這個角度上講，為了維護他們的權益，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今天她兒子面對被處死的危險情況，母親依然不低頭，站在兒子一邊，維護他們的人格尊嚴，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不講別的，不講他殺人，就講他維護自己尊嚴，楊佳和他母親是中華民族的楷模。如果有一天楊佳的母親放出來了，楊佳母親肯定要幫共產黨說一些話，沒說話之前不會被放出來。而楊佳母親很可能掌握很多中共不敢面對、不敢承認的對楊佳母子犯下的罪行，鐵的證據，比如她自己的冤情，楊佳為什麼會這麼做、他的動機是什麼。我們要全力以赴，強烈譴責中共對楊佳母親的非法綁架，讓國內的老百姓知道楊佳的母親現在處境非常嚴峻和危險，我們大家一起來為楊佳母親呼籲。新華網上有一篇文章，說北京公安要求上海公安查詢關於楊佳母親的情況，上海市公安局不回應，那個上面已經有1000多個跟貼，幾乎99％都是支持楊佳母親、譴責中共的，你們可以去新華網時政論壇看看這個帖子，得到一些啟發，大家一起來做，一起來為楊佳和他母親呼籲。
8. 過渡政府號召大家在8月8號起義，我覺得太倉促了，恐怕會有很大的困難。過渡政府如何看？過渡政府提到的網絡起義是怎麼回事？
唐柏橋:現在網絡上有各種聲音，有些人號召網民起義，有些人號召在８月８號去北京集結。我上個星期提出各地凡有條件的去北京，主要還是集中力量在各個省會進行抗暴。如果你是縣城的人，你最好不要在縣城裏做。在這樣的小地方，國際媒體幾乎沒辦法接觸到。像貴州甕安事件是個例外，這個事情鬧得太大了。如果你們到各個大省會去抗暴，更有利於國際媒體瞭解真相。這樣抗暴跟在北京抗暴區別不是很大。
能夠到北京是我們最希望的。據我們的情報瞭解，現在去北京真是比登天還難。但有些勇士，還是有辦法潛到北京去做一點事情。比方說，我知道像西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抗暴人士，他們肯定會在奧運會上提出他們的主張，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也覺得有些人去北京是合適的。至於剛才這位同學說時機還不成熟，你的說法也有道理。但是我們看政治運動的時侯，要看兩個方面：一個是要看它的偶然性，一個是要看它的必然性。從必然性的角度上講，我們不必然認為在８月８號會有很多民眾集結在各個省會進行抗暴。我們沒有這個必然性，因為第一，這不是我們的努力所能決定的，這是由中共的強暴決定的。我們現在在沒有偶然因素髮生的時候，要組織動員幾萬人、幾十萬人集結在某個地方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但是，政治運動有它的偶然性。什麼是偶然性呢？比方說在６月２８號發生的貴 州甕安事件，我相信在此之前，可能天下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一天貴州甕安會有數以萬計的人集結在市委、市政府和公安局門前進行抗暴。這件事并沒有誰去組織 它，但是它就發生了，這就叫偶然性。
但是，這個偶然性裏面它又蘊涵著必然性，這個必然性就是老百姓和民眾對中共專制統治的不滿，積怨之深達到了乾柴烈火的那種程度。所以，這個事件它具有必然性。現在就是希望大家意識到這種必然性以後，利用某個偶然因素，假設在8月8日前後有群體抗議事情的發生,我們過渡政府要做大量的工作因勢利導。從對民主運動產生最大成效的角度去引導，來把運動引向有利於民主運動發展和對老百姓損失最小的方向。這是我們目前要作為重點的事情。現在海外有許多國內民運人士、西藏人都準備闖關回到國內。到時候某個人或某個事件也可能引發全民的反響和支持，這些都屬於偶然因素。所以剛才這位同學就提出來說：如果沒有這些偶然因素的時候，對我們的動員來說也是太倉促了！我也同意這種觀點。其實，就財力、人力、物力而 言，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我們沒有能力去做這麼大的動員和引導。
剛才你提到網絡起義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網絡起義這個事，基本上是網民通過網絡發出抗議的聲音，只能做到這一點。其實，它是一種象徵性的表達民意的方式，通過它來結束專制和停止迫害是不可能的。
9. 有很多網絡運營公司都在幫著中共作惡，如封鎖信息、屏蔽自由民主聲音等，過渡政府怎麼看待？
唐柏橋：我的的基本態度是它不應該與中共狼狽為奸、配合中共鎮壓異議人士和屏蔽有良知的聲音。雅虎已經遭到懲罰，其家屬已經作出控告，最後雅虎作出了賠償，賠償的金額也不少，雖然令人不是很滿意，但比其他網絡公司還是強一點，這個事情起到了鼓勵中國網民的作用。其他一些網絡公司就是很惡劣，尤其是國內的像網易這些公司。當然將來到了民主社會它會辨說：在共產黨體制下，我們如果暗地支持你們、什麼都不做，公司就要關閉了。可這不能成為推卸責任的理由，舉個例子，當年東德垮臺後與西德合并走向了民主，有這樣一個著名的案子，當時開庭審理一個守邊界的士兵，開槍打死了一個從東德偷渡到西德的人，這個士兵被判死刑。可是這個士兵辨護說是受了上級的指令而開槍的，應為無罪。但法庭裁決為有罪，其原因是：你是本於良知做事，還是本於執行命令做事。如果是本於良知做事的時候，那麼在執行命令的時候，完全可以做到避免對人民的傷害，例如可以打偏不致於取命，或打其它部位、腳跟等。這樣軍隊也不會處罰你，但不應該把人給打死，這就取決於良知。你沒有想到不應該打死這個人，這是泯滅良知的表現。這種情況下，美國有個軍事法律規定：如果這個命令是個邪惡的，違反人性的，可以拒絕執行，在軍事法庭上，軍人沒執行這個命令這是無罪的。
今天這些網絡公司也一樣，你可以採取其它方式，或躲避等做法，有些網站就是這樣做的，我們對他們的行為表示讚賞。但是更多的不是這樣做，它是嚴格執行中共的意志，甚至有些人幫中共，給中共出主意來封殺網絡自由。這些人是不可饒恕的，將來民主社會是要追究他們責任的，這個時候我們希望他們懸崖立馬。
10. 憲法草案公佈以後大家有什麼反饋？
唐柏橋：有很多朋友反饋說成立制憲委員會是個好主意，可以聯絡更多的人、建立更廣泛的戰線。有很多人想參與到制政委員會中來，估計以後制政委員會會進一步擴大。憲法草案公佈以後過渡政府作了很多的修改，起到了作用，大家都在討論新的憲法，所以這個事是有意義的。
伍凡：制政委員會計劃在下半年開個會議，希望能更泛的探討。會議有兩種形式，第一個是可以找一個場所，找一些起稿人、專家、學者及旁聽來開這個會議；另一個是在資金不充許的情況下在網絡上開，網絡在人數上就可以不受限制，也不需要資金。這兩個形式各有利弊，現在已是在籌備中及做蒐集、反饋的資料。所以大家要把問題、自己提出的草案拿出來，這只是第一稿，還有第二稿、第三稿……。我們這樣可以廣泛的選擇適合於中國現實環境的草案，這個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發展前途的重大事情，希望大家關注。
11. 騰訊（QQ）網站對信息的封鎖和過濾非常嚴重，過渡政府如何看待？
唐柏橋：對這個問題我提出非常嚴肅的警告！QQ在2003年的時候有一個黑名單被網上的高手破解了。它那個黑名單裏有上千條的信息和關鍵字是被監控和過濾的，如唐柏橋、伍凡、中國和平等很多名字。甚至民主、自由、警察、江澤民、法輪功等各種關鍵字都在上面，達到草木皆兵的程度。QQ這個網站這麼多年來給中共提供了大量對中國過渡政府不利的信息。今天我就這個事情提出非常嚴肅的警告：ＱＱ公司的董事會、尤其是董事長要小心了，在未來的民選政府裏面，如果我們掌握了任何一個案例的證據，能證明你們在過去這麼多年給中共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給民主鬥士或異議人士造成了任何迫害，根據現代的法規，你們公司的財產就可以被凍結或沒收，你們公司相關的法人或者負責人就要被送進監獄。就像東歐國家的處理方式，比照中共的間諜對民主運動的出賣這樣的形式進行處罰。我可以堅信不疑的說QQ給中共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讓中共迫害異議人士和反對派人士和民主鬥士。
今天是 7月28號，如果今天以後他們停止了這個行為，我們可以說他們將功折罪。我們將來在情節上可以考慮，適當的酌情處理。如果今天以後仍然頑固不化繼續作惡，那就要罪加一等。這絕對不是一種恐嚇或者屈辭。這是根據我們做的大量研究，根據現代的西方的法律，根據共產主義轉型以後的一些慣例和處罰得出來的。所以 QQ公司和共產黨合作，幫共產黨迫害異議人士這件事情我得出的了這樣的結論：你們可能受到未來法律的制裁！
12. 關於網絡封鎖問題，我想在中國民主化之前就應該讓這些人和公司感受到威懾，希望過渡政府在這些方面做些實實在在的工作。建議：（1）給騰訊公司及其法人發信提出警告，設定警告期。如警告期過後對方仍然不改正，則其惡行就作為中國民主化之後懲罰它的依據。（2）召集網絡專家找到「五毛」的真實身份和相關信息，抓幾個典型，曝光其惡行和提出警告。
唐柏橋：這個提議和簡短的發言特別精彩，我建議伍凡，我們下次開會的時候可以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儘量在8月8日之前把這個信發出去。不僅是民主化以後，其實在民主化之前也有辦法對付它。騰訊公司把大約三百個人民主人士的名字屏蔽了，剝奪了我們的言論自由權，如果這些人要聯名起訴它那是很容易的事，將來如果它想在西方上市，這些人也可以給它施加壓力，它就沒辦法發展。只不過現在我們的精力有限，要看事情的輕重緩急，所以暫且饒它一馬。如果我們警告以後它繼續為非作歹，如果動起真格的話我們有辦法對付它，大家可以放心。
剛才聽你發言的時候可以很深切地體會到你的心情，今天在網上的我們這100多個人都有草木皆兵的感覺，受到了中共網絡封鎖的極大傷害。很多人都是用化名，而且要用破網軟體來上網，同時還要防止木馬什麼的。當然我們并不怕它，就像我唐柏橋受到了那麼多的恐怖威脅我還照樣在做，所以我們也不必過分擔心，它們是紙老虎。我們一定要發警告信，謝謝你的提醒。
伍凡（補充）：網上的特務以及網絡運營公司做中共的走狗，它們欠下的這筆帳我們一定要清算！首先我們要先警告它，以後也會對它們採取措施。前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垮臺後，對那些做特務的、為共產黨服務的組織和個人的清算一直在進行，即使是過去了已經二十年，仍然在立法處理這些人。你們（特務、網絡公司）這些人聽著：只要讓我們把證據抓到手就一定不會放過你們，即便是過去了幾十年也會追究，這是維護良知、正義、道德的要求。對一些網絡公司我們要調查，看它有沒有在海外上市、跟國外的公司合作，如果發現有，我們可以拿出證據在美國起訴它。現在我們先提出警告，另外我們會儘快出臺相關文件發出公告，那些「五毛」、特務、網絡公司你們要注意，公告出來就算立案了，如果繼續作惡我們絕對不會放過你們！
13. 國內的民眾更關心的是自己的生計，過渡政府能不能在這些方面做些事情？中共倒臺後，過渡政府是否可以撥出一部份資金補償民眾由於受中共欺騙、欺壓而遭到的利益損失？
唐柏橋：民主在專制社會裏遭受的損失和打壓只要是跟政治有關係的，民選政府一般會給予適當的賠償，這是國際社會的模式。現在受到中共打壓的民眾要有解決問題的信心，但是策略上有必要考慮一下。現在普遍的方法是支持共產黨、希望在體制內解決問題，上訪的時候還打著「共產黨萬歲的」的旗號。坦率地說，這不是一種明智的策略，這種方式中國人幾十年來都在用，都用濫了，可共產黨什麼時候理過我們？再這麼做其實是對我們人格的侮辱！所以，大家不如一鼓作氣支持民主運動、支持過渡政府，實現社會由專制向民主轉型，讓我們對自己的權利、財產能真正自己說了算，然後對各自的合法權益重新界定，該賠償的進行賠償。換成這樣的思路，我們就能真正起來了。
廣州搞了一個五萬人的接訪活動，沒什麼實際效果，這五萬人還不如聽我們的號召到廣州市政府進行抗議，總比把你費了很大力氣做的材料被市長扔到垃圾堆裏強。
伍凡（補充）：共產黨倒臺以後，今後的臨時政府要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所有的維權事件。解決這些問題一定需要資金，我們要開拓財路，首先要把貪官污吏霸佔的錢拿出來還給老百姓。另外還要節流，不該開支的錢要節省下來，先解決老百姓的問題，讓大家知道新的政府是為民眾做事的，這是很獲得民心支持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這種做法是一個方向，我可以向未來的政府提出這個意見，請大家放心！
14. 過渡政府對歐衛停播「新唐人」是什麼看法？
唐柏橋：過渡政府就這個問題已經發表了聲明，大家可以去《看中國》網站看一下。我們支持「新唐人」，歐衛以不合理的理由停播「新唐人」是不對的。大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行動支持新唐人，就像伍凡先生過去做過的那樣。總而言之，過渡政府對新唐人傳播自由聲音和支持公道的行為是心存感激的，新唐人遇到了困難我們會全力支持！
15. 沒有人領導的話大家會一盤散沙，郭泉教授為什麼沒有站出來領導我們行動？
唐柏橋：我真誠的希望國內的維權領袖、異議人士能在奧運會期間勇敢地站出來，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領導群眾抗暴運動。郭泉教授也曾表示會在關鍵的時刻承擔歷史使命，我想在適當的時機這些人都會做。我還可以透露一點，過渡政府、包括我本人也做了一些準備，如果一旦發生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到抗暴第一線去，我們會義不容辭！中共一定會製造一些障礙，但是沒有關係，它們做它們的，我們做我們的，看看在這場較量中誰做得比較成功。
16. 馬英九是不是從來不認同「天滅中共」？
唐柏橋：這個問題可以去問馬英九先生，我們無法回答。我們對馬英九先生有一些期待，但是對他的一些做法也不是完全認同，比如最近他對中共的態度，可以說有損臺灣政府的「府格」。他畢竟是中華民國的總統，是代表正統的，但感覺做的事情好像比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矮了一級。希望這個聲音也能傳達到馬英九先生那裏去，然後大家站到一起，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這是我們一個美好的願望。
17. 一旦8月8號以後國內的事態失控，比如發生了打砸搶事件，過渡政府如何遙控？
唐柏橋：過渡政府的總部在國外，國內也有一部份公開和不公開的人員，比如汪兆均、顧萬九等。一旦發生大的事件，我們就不會是遙控了，而是會趕到第一線，引導事情向正確的方向走，這一點請你放心！
順便提一下，我們不要用「打砸搶」這個詞，這個詞是共產黨生造出來的、扣到老百姓頭上的帽子，老百姓從來沒有打砸搶。所以我們用詞要注意，不要陷入到共產黨的圈套裏去，以後可以統一用「抗暴」這個詞。
18. 怎樣加入過渡政府，加入以後可以做什麼？
唐柏橋：嚴格來說過渡政府并不是一個政府，而是為未來的正式政府做準備，所以叫做「過渡政府」，實際上更像一個社團、一個NGO。有意者可以把資料寄過來（不便公開身份者可不透露關鍵信息），經過審核之後大家可以一起共事。一般要經過短訓班培訓，瞭解我們的理念、做法之後再根據各自的能力和資源進行工作安排，可以選擇各個部門進行工作。每次發佈文告的時候後面會附帶過渡政府的聯繫方式，你可以發郵件到總統辦公室，也可以打電話。據我瞭解，現在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準備加入過渡政府，這讓我們非常欣慰！
關於加入的條件很簡單，只要是年滿十八週歲和退黨（團、隊）的人都可以。退黨這個條件并不苛刻，是一個底線，因為我們跟共產黨是勢不兩立的。假如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如何讓我們揣測呢？
過渡政府在未來中國（網絡）大學有一個短訓班，你可以進去參加培訓，可以在那裏交到朋友，同時瞭解到我們的理念和相關政策。這樣大家很快就可以融合到一起，做事也就很容易協調了。
伍凡：今天的發佈會時間超長，非常感謝大家熱情參加和提出各種問題，我們也盡力給予了回答。謝謝各位，我們下次再見！
本次發佈會錄音：
http://hotdownload.org/other/temp/CIG_News_Meeting_07-28-2008.mp3
中國過渡政府
20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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