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大紀元悉尼記者站報導）8月2日，《悉尼時政焦點論壇》與中國大陸的網友再次連線，並邀請了正在悉尼訪友的中國民運人士王軍濤先生客座論壇。王軍濤先生以《世紀抉擇 中國發展模式之爭》為題，以詳實的史料論述了中國執政黨內部各個派系之間關於發展模式的爭論和權利的較量。並就中國未來的走向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王軍濤先生與中國大陸關心中國民主進程和中國社會問題的人士、網友就中國當前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進行了廣泛、熱烈的討論。
王軍濤認為，今年以來有一系列的事件改變了中國的公共空間的討論話題。奧運火炬傳遞、汶川地震、東海油田開發、甕安事件、楊佳襲警案等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國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民主國家執政黨的發展方案是在充分的民間討論的基礎上，加上權利的制衡，通過百姓的選舉、選擇產生的。執政黨不太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問題的根源。但是在中國則不一樣，執政黨壟斷著主要的資源，掌管著制度的選擇。所以說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中國執政黨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1949建立了自己的集權體制，並沒有兌現對中國老百姓的諾言，而是背信棄義，開始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的破壞。1957年共產黨在鎮壓反革命中屠殺了幾百萬人。到五十年代中期，共產黨開始進行三大改造，把中國所有的經濟體制都轉到共產黨的統治經濟這個模式上來，城鄉企業家被大規模的清除出發展經濟的領域。到1957年又發動了反右運動，對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進行大規模的鬥爭。
在六十年代開始了中國的大災難。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人禍，中國幾千萬人死於非命。六十年代後期就是文化大革命，按照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說法，中國有一億人受到了各種各樣運動的衝擊，這還不算他們的親屬所受到的間接衝擊。在這一系列災難面前，到70年代連中國共產黨的資深領導人都知道共產黨的模式徹底失敗了。它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災難。
89年民運後流傳鄧小平說的一句話：「殺他二十萬人，維持二十年的穩定。」89民運馬上就20年了，鄧小平模式帶給中國的是社會、政策、文化領域的全面倒退。官場的腐敗、政府濫用暴力，使得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暴政國家。還有自由權利受到侵害、社會不公、發展機會嚴重不平等、道德淪喪、環境惡化。
九十年代執政黨的模式使得一個權貴集團可以建立起一個貪官、奸商、文痞相互勾結的模式對大眾進行欺壓。執政黨的模式使官商勾結，財富急劇的向少數人手裡不公正的聚攏。特別是這個過程是一個暴利的過程、一個腐敗的過程，破壞了一個民族發展的條件，精神文化發展的條件。
王軍濤先生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執政黨的權利過大，中國共產黨享有憲法上無限大的權利。但對現實後果不承擔任何責任。到時候不是推給外國「帝國主義」、就是少數的異議人士、推給法輪功，或者就是別有用心的人搗亂，推給一小撮人操縱的群體事件，或者推給少數的貪官污吏，總之共產黨不承擔任何責任。但是我們都知道今天中國問題的存在，不論是貪官個人應該負什麼責任，但是如果沒有共產黨建的這一整套制度，少數貪官不可能逆民意而動。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大的罪惡。應該說一個好的制度能讓一個壞人、壞心去辦好事；而一個懷的制度，能讓一個好人、好心去辦壞事。
王軍濤先生呼籲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都能加入到這樣一場討論中來，都應該投身到民主運動的實踐中去。
中國民運人士王軍濤先生是北大校友，《北京之春》的創辦人之一，經歷過76年的「四五運動」和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並因此被捕入獄。在89年民運中，王軍濤先生被各界推薦參與協調和組織工作，因而被中共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兩項罪名被判刑13 年。94年北京當局迫於國際壓力，同意王軍濤先生出國治病。他先後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和尼曼學者項目訪問學者，1996 年進入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梅森深造，1997 年獲該院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學位，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比較政治學博士專業，2006年5月，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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