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2日訊】在美國，有兩位同名的管理學大師。一位是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另一位是彼得．聖吉（Peter Senge）。德魯克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聖吉則被認為是當代最傑出的新一代管理大師。
聖吉是麻省理工大學史隆管理學院的學者。他在《第五項修練》（大陸譯為《第五項修煉》）一書中系統提出了”學習型組織”理論，1997年被《哈佛商業評論》評為近20年來五本最具影響力的管理方面的書，也有人稱之為”21世紀管理聖經”。許多著名跨國公司的負責人接受過聖吉學習中心的培訓。出道之初，連愛德華茲．戴明（Edwards Deming）這位對日本戰後經濟騰飛居功奇偉的管理學泰斗也想到那”學習”一下。
現在，”學習型組織”理論也成了官員們趕時髦的對象。報紙、網絡到處可以看到中共官員關於學習型政黨的說法。日前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就在人民網高調鼓吹學習型政黨。不過，看完各種官方報道，實在看不出半點”學習型組織”理論的影子。相反，人們可以發現，很難再找到像中共這樣與學習型組織更加格格不入的了。
聖吉結合系統動力學原理，提出了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等五項修煉。
“自我超越”強調要學習瞭解自己真心嚮往的事情，為自己的最高願望而活，才能真正實現自我超越。而在中共黨員中，除了那些虛偽的公開政治表態外，有幾個會私下說實現共產主義是他們真心追求的目標呢？
聖吉觀察到我們頭腦裡存在很多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影響我們如何的判斷與行動，而這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與成見並不一定是對的；我們需要學習把鏡子轉向自己，嚴格審視那些偏見，用開放的心靈容納別人的想法。共產黨則相反，動輒以黨性、階級論、所謂的反華之心大扣帽子，上綱上線，形成越來越多的教條與框框。
在建立共同願景上，真正的願景並不是因為他們被要求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衷心想要如此。而中共的一切決策都是組織說了算，”黨說不對，對也不對”，黨說你行，不行也行”，普通成員只有學習、領會、貫徹，”理解了執行，不理解也得執行”，毫無共同願景可言。
團隊學習需要讓想法自由交流，以發現更深入的見解。而在中共體系下，人們不僅品嚐過陰謀的苦痛，更體會了陽謀的可怕。每個人已習慣於把自己最真實的想法埋藏在外人最難以發掘的地方，再配以重重的心鎖。
在系統思考上，需要看到問題的根本，思考整個系統，考察問題的前因後果，甚至進行超越時空的思考。中共六十年為了政治宣傳與一黨權力，破壞了中國正常的社會結構，生態環境、傳統文化、倫理道德……沒有什麼比這些做法更短視、更可怕的了。
由此可見，”學習型組織”的”學習”並不是個簡單的平常化的學習概念，更不是中共官方所處處宣揚的政治化的學習概念。他要求一種心靈的轉變，鼓勵人們挖掘自心的真實意願，反省自己的各種偏見與短視，真正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才是真正的學習，一種回歸本性，不斷超越自我的學習。
“學習型組織”理論受青睞的最重要原因，是它突破了很多傳統管理學的觀念，重新發掘人類真正高層次追求所潛藏的力量。這個理論的最核心精神，聖吉用了metanoia這個詞，希臘文的意思是心靈意念的根本改變，是一種”超覺”的經驗，一種體悟生命真義的愉悅體驗。
在很大程度上，學習型組織理論的種種智慧洞見與中國古老的修心養性、反省內觀、提高德行、開發人體潛能、體察宇宙規律等思想一脈相通。聖吉提到的很多系統反饋現象，例如補償性反饋，幾乎無一例外可以視為宇宙相生相剋的理在起作用。
時下的中國，確實非常需要”學習型組織”的理念。人們需要真實的叩問自己的心靈，系統思考中國社會各種問題產生的原因，審視、反省並走出黨文化思維的框框，帶著善念去與別人、與團體、與自然相處，警惕自身行為在未來的因果回報。
可惜的是，在中共的體制之下，學習型組織仍然只能在夾縫中生存。聖吉在《第五項修煉》一書中特別強調openness對實踐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性。 Openness指的是建立開放而令人感到安心的環境，以使組織成員敢講真心話、促進真實資訊的流通，也就是在組織中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沒有openness，就連邁向學習型組織半步也絕無可能。中共控制了所有公共媒體、雜誌、互聯網，鉗制人民的思想，用高壓統治讓人們恐懼，這根本不可能讓人們實踐聖吉所提倡的那種”學習”。
在官方學習型政黨的宣傳中，人們可以看到一個經典的管理學理論是如何被偷換概念、被扭曲得面目皆非的。一個本應強調超越政治，甚至連一般的”辦公室的政治”都要避免的嶄新理念，到了中國，便無時無刻不在什麼主義、理論、重要思想以及發展觀等政治緊箍咒的籠罩之下，成為政治表態與派別爭鬥的工具甚至是犧牲品。在一輪輪的政治宣傳與空洞的學習口號中，中共儼然成了管理聖經的聖經、管理大師的大師。這種現象絕不限於管理領域。從中人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共建政之後，中國便再也沒有出現過思想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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