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應該說，作者對中國現狀的描述並不為錯。但這裡有兩個問題…
我們應該如何解讀今日中國
傑佛瑞。瓦瑟斯托姆（Jeffrey N.Wasserstrom）這本《中國的美妙新世界》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今日的中國？傑佛瑞。瓦瑟斯托姆是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教授，曾多次訪問中國，發表過不少有關中國的文章和著作。這本《中國的美妙新世界》，副標 題是”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其他故事”（《China’s Brave New World—— And Other Tales for Global Times》），由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本書篇幅不大，正文祇有196頁。
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中國的崛起。在今後一二十年，中國的政治走向如何，將影響著世界的自由與和平的命運。然而直到目前為止，西方卻仍然不清楚今天的中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不錯，今日中國對外開放，外國人不難瞭解到中國的很多具體現象，但是他們常常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境，見木不見林，不知道應該怎樣從整體上去把握中國。瓦瑟斯托姆這本書，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向讀者展示了當今中國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作者又選用一個大概念，以便幫助讀者從整體上把握中國。
作者認為，今日中國，雖然還保留了奧維爾（George Orwell）《1984年》的若干成分，但它已經更像是赫胥黎 （Aldous Huxley）筆下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眾所周知，《1984年》和《美妙的新世界》都是20世紀出現的反烏托邦、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但是這兩本書所描繪的極權主義卻分別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1984年》裡的極權社會主要是建立在無處不在的監視控制和嚴厲的政治迫害之上的；《美妙的新世界》裡的極權主義則主要是建立在滿足人的物質欲望和娛樂享受之上的。瓦瑟斯托姆教授認為，從1989年之後，中共認真吸取了東歐共產國家垮臺的教訓，得出結論，要確保政權穩固，就必須發展更有活力的經濟，給民眾提供更豐富的物質享受和娛樂。
應該說，作者對中國現狀的描述並不為錯。但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早在1989年之前，中共就大力推動經濟改革，並開始引入消費文化。在80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一般人的物質生活都有顯著改善，但是這並沒有阻止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運動。第二、我們知道，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裡，老百姓之所以沉湎於物質享受和娛樂，乃是生物工程的結果。那裡的老百姓是統治者用現代高科技，用生物工程技術被製造成祇知道物質享受，不知道自由民主。中國的民眾決不是天生沒有自由民主的要求，八九民運的巨大規模本身就證明了中國人民同樣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強烈願望。由此可見，今日中國之所以變得更像”美妙新 世界”，絕不是因為中共比東歐共產黨更聰明，更好地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求和娛樂；而是因為中共比東歐共產黨更冷血，更殘暴地鎮壓了人民的反抗運動。不是生物工程，而是高壓下的恐懼，才使得很多中國人放棄了對自由民主的爭取。
不錯，在書中，瓦瑟斯托姆教授也正確地指出1989年是中國的轉折之年，而1989年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屠殺。但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對六四事件的性質及影響予以深入的揭示和分析。這是此書的一大缺憾。在我看來，要理解今日的中國，六四是個關鍵。今日中國的各種現象，幾乎都和六四事件相關。
要理解今日中國，六四是關鍵
例如國人對政治的冷漠。作者注意到，由於中國實行對外開放，許多西方自由思想家的著作都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再加上互聯網的日益普及，獲取不同的資訊和表達不 同政見的空間多少是有一些的，但是多數民眾——包括年輕人——卻顯得對此缺乏興趣。以至於作者要提出”有了公共空間，沒人來怎麼辦”的問題。我要補充的是，這種情況在海外更明顯。20年來，中國人移居海外者數目劇增，留學生的人數也持續增長。然而，當這些人脫離中共政權的壓迫，來到自由的海外後，同樣表現出對政治的漠不關心。他們很少閱讀異議人士主辦的書刊和網站，也不參加有關的會議和活動。其實，這種政治冷漠正是恐懼的表現。因為八九民運遭 到殘酷鎮壓，很多人對爭取民主失去了信心。出於恐懼，他們不得不遠離政治這一危險的禁區；而一旦他們遠離禁區，自然也就可能不再感到壓迫，從而也就不再感到恐懼。於是他們就自以為生活得自在而瀟灑。這時候，你要是提醒他們說他們實際上生活在恐懼之下，很多人大概還會不承認呢。
為什麼這些人不去閱讀那些揭露中共罪錯的文章呢？為什麼很多六四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對六四事件的真相都好像沒有興趣去瞭解呢？因為他們缺少面對真實的勇氣。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他們面對這些資訊，必然會使得內心無法安寧。正義感會驅使他們起來反抗，這就使他們面臨巨大的危險；如果不敢反抗，那又必然會使自己感到恥辱感到羞慚，所以倒不如乾脆扭過頭去，假裝沒看見，假裝不知道，眼不見心不煩。祇有這樣，他們才能保持輕鬆的心態繼續苟且地生活下去。
是的，今日的中共政權在處理國內外許多重大問題時表現得很靈活，故而被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稱之為”有彈性的威權主義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權的這種靈活性也是來自六四。六四屠殺徹底消解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權由權力到暴力的轉變。暴力有暴力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粉飾，也就沒有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從六四以後，中共可以表現得非常靈活，非常有彈性，祇要對維護自己權力有好處，它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根本不在乎和它自己口頭上標榜的理論有多矛盾，也不在乎和它自己早先做過的事有多矛盾。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公開聲稱不問姓社姓資。共產黨不再擔心別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為它已經不需要意識形態的喬裝打扮。與此同時，社會上則彌滿著犬儒主義。在客觀上，這種犬儒主義迎合了暴政，至少是不再挑戰暴政，從而大大減輕了中共政權被迫面臨的壓力。
《1984年》裡的權力精英奧布來恩講過：”過去所有的寡頭政體所以喪失權力，或者是由於自己僵化，或者是由於軟化。所謂僵化，就是它們變得愚蠢 和狂妄起來，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變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謂軟化，就是它們變得開明和膽怯起來，在應該使用武力的時候卻做了讓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在國 際共產陣營土崩瓦解20年後的今天，中共政權能夠依然屹立不倒，就在於它不僵化，能”與時俱進”，勇於改革；同時又不軟化，在”應該使用武力的時候”，決不手軟，決不猶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說，今日中國還是更像奧維爾的《1984年》。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