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5日訊】(看中國記者楊逸凡採訪報導)「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蘇軾的《雪泥鴻爪》道盡了生命歷程在生死循環中的輕與淡。1999年的「四.二五」，江澤民開動整部國家機器，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從此大陸無數家庭破碎，至親之人突然音訊杳然。
對很多人來說「四.二五」是一串數字，而對於她-余曉蓮（化名）來說：則是整個生命的轉折點、國家命運的轉折點。1999至2009整整十年，許多當年見證「四.二五」的法輪功修煉者早已消聲匿跡。作為親歷「四.二五」與朱鎔基對話的倖存者，余曉蓮為我們解讀：什麼是真正的「四.二五」？
被「選」為代表
和余曉蓮通了電話，細細輕輕的聲音很好聽。從她的談話中完全感受不到被不公正對待的情緒，彷彿說的是別人的事，她曾經在那驚天動地，被中共定義為所謂「圍攻中南海」中的「代表」之一，向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反映法輪功的情況。
本應是轟轟烈烈的壯舉，或是慷慨激昂的演說，然而她卻那麼輕描淡寫的娓娓道來：「朱鎔基出來見我們時，就走到我站的地方，他問我們幹什麼來了？我們告訴他天津抓人的事件。他就說：『我給你們寫過信，你們不知道嗎？』我們回答道：『我們沒有接到信。』」
「朱鎔基接著就問：『還是被哪些部門給扣壓了？你們有信仰，不要強迫我來信，不能強迫別人。』 我們則回答道：『信仰是個人自由。』」
「朱鎔基接著就對我們說：『你們派個代表進去，慢慢談。』 當時站在附近的那些人都舉手，我也舉手，朱鎔基就隨意點了幾個人。」余曉蓮表示當時的她只是一個剛煉法輪功不久的新學員。
回溯真實「四.二五」
隨著余曉蓮的娓娓回溯，慢慢揭開了與中共說詞完全不同、現實中「四.二五」前奏–「天津事件」鮮為人知的一面：
1999年4月11日，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的連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博覽》雜誌發表「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何在該文再次引述了1998年曾在北京電視台發表，已被證明為不實的例子，批判法輪功。
文章發表後天津法輪功學員以親身體會，4月18～24日向雜誌社編輯部、教育學院和相關機構和平澄清事實。4月23、24連續兩天，天津市公安局動用防暴警察，毆打法輪功修煉者並導致部份學員流血受傷，45名學員被當場抓捕。
當一些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天津市政府告知北京公安部介入了該暴力事件，沒有北京授權無法釋放被拘捕學員。天津市政府信訪局同時告訴天津學員：「這是上面的決定。你們有什麼意見走正常上訪渠道，到天津政府上一級機關–就是中央，你們去那上訪。」
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外
余曉蓮稍稍停頓一下後，繼續回憶那難以忘懷的北京信訪辦之行：「由於天津發生了抓捕學員的事，前一天晚上是我們固定的學法、交流日期，當時一聽說了天津的事，大家都說要去。我們的煉功點上從二十幾歲到六十幾歲各年齡段的人都有，大家從事各種職業，都覺得應該要向上級反映，讓政府瞭解我們。」
「第二天早上我們坐頭班車去府右街，我們十幾個人到了之後，看到有警察在那兒。因為剛到對環境不太熟悉，警察就帶我們通過一個小胡同，（突然卻）走到中南海的門口，我當時覺得挺奇怪的。」本打算到國務院信訪辦公室的余曉蓮一行，發現被警察領到了中南海對面。
「當時我們因為到得比較早，所以正好就站到中南海的門對面，裡面還有一個崗樓，治安亭，我們就在那兒停下來。慢慢的陸陸續續就有一些其他的學員走過來，當時是六點多鐘。等到八點多鐘的時候，很多外地的學員，可能都是聽到消息之後，就連夜坐火車、坐汽車趕過來了。」
等到八點多鐘的時候，當時總理朱鎔基就從門裡出來。大家就鼓掌，因為我正好在那個門的對面，他就直接過來站在我們那附近，他問我們幹什麼來了？我們簡單的說了一些情況。因為我站在最外面，所以被選為代表之一。
三點請求
「當時只是單純的想就是向上級反映，當地政府不能解決的問題，向上級反映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當時我就是這麼想，沒有想到99年7月20日以後會發生迫害的事。」余曉蓮對「四.二五」和平請願的戲劇化發展依然感到驚訝。
「當天朱鎔基見我們當時是一種要瞭解情況的樣子，他說他還有事情，等回來再談，他說要去機場，很快就走了，他讓其他工作人員帶我們進去。」
「那位工作人員也是位領導吧，電視裡經常露面，我又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是他來接待的。後來我們就談了三點請求：釋放天津被抓捕的學員；給法輪功修煉群眾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允許出版法輪功書籍。」余曉蓮表示該工作人員當時都記錄下來了。
「他（該工作人員）還問了我們的工作，還有全國的氣功形勢，當時的那種形勢我說不清，他要我們再派其他人過來，他說要老先生能談清楚的。」余曉蓮稱當天天氣情況非常好，當時路邊已經站滿了人。
「八點多鐘人已經非常多了，可是大家把道路都讓出來，那時候氣氛還不是特別緊張。後來出來很多警察，那些武警，隔三岔五的就站一個，那時候就覺得緊張了。」對於北京城當時突然間出現的警察，余曉蓮仍然記憶猶新。
地上沒有一片紙屑
「四.二五」請願當天，給余曉蓮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就覺得大家都那麼整整齊齊的，然後非常的安靜，非常祥和，就是沒有喧嘩。我就在那站了一天：也沒覺得累、也沒喝水、沒有製造垃圾、大家沒有聊天，都是很安靜的在那兒站著。」
「站我旁邊有一個小伙子，我印象特別深：他穿的是一套西服，非常的漂亮，特別精神。地上那些路人和警察扔的煙頭，他就撿起來放在兜裡，這些都是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當時我們站了好幾排，都是非常安靜的在那兒站著，就是有一些老人累了的，坐下來休息。我比較年輕，就在那裏站了一天，大家都是這樣的。」
「我不認識身旁的人，大家沒有心情聊天，都在關心天津被抓的學員，希望釋放他們，等著政府的答覆。給一個合法的修煉環境，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事情。」 余曉蓮認為國家對法輪功這樣太不公正。
「我覺得任何一個政府都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特別平和的團體。那種環境只有身歷其境才能感覺到，非常非常的平和。像六四的那種情況我也經歷過，但是像『四．二五』這樣：大家那麼平和、那麼安靜、那種心態是從來沒有過的。」
為何要進京請願？
據余曉蓮介紹，她於1997年11月開始修煉法輪功，到「四.二五」和平請願不過一年多。余曉蓮表示其個人經歷特別坎坷，法輪功的法理改變了她的人生：「主要是在心態上，一直都生活在怨恨中，那種日子簡直是不堪回首。如果我不修煉，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什麼，可能我的生命早就結束了。」
余曉蓮稱這種親生得益這也促成了其到北京信訪辦上訪：「修煉法輪功的每個人都是受益者，都在做好人。當時在那種情況下，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把自己所知道的表達出來。」
「因為那時候對於天津抓人這件事情，就像針對自己一樣，當時我覺得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站出來說話的。不管是發生了什麼事，我都會把真實的情況表達出來。」
我的信息早被收集了
「記得是在99年6月的某一天清晨，我們煉完功，煉功點附近的派出所的人要我跟他們談一談。」余曉蓮接著回憶起了中共對法輪功的「７．２０」鎮壓前，自己親歷的前奏。
因為法輪功修煉都是公開的，余曉蓮非常願意向派出所警察解釋，所以就跟著去了派出所。但針對當時警察提出的「不要跟政府對著干」說辭，余曉蓮覺得很奇怪：「 我說大家就是袪病健身，和政府對著幹這一說法根本搭不上邊。他也談到過六四的一些情況，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會發生後來的事情。」
「當時談話要做筆錄，無意中發現他（負責談話警察）筆記本上，有我的個人信息：包括工作單位、住址、電話，非常非常的完整。」
「我當時特別驚訝，在那之前我並沒有跟他（那名警察）有任何接觸，我覺得他們瞭解的已經非常詳細了，在找我談話之前，他們已經做了很深入的調查了，我不知道他們透過什麼方式。」
政府不瞭解我們
「圍攻」一詞是中共對「四.二五」的定義，親歷到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平上訪的余曉蓮說：「基於相信政府能給一個公正的答覆，才去依法反映情況。我從來不認為是圍攻！」
「當時大家總覺得政府還是不瞭解我們，我們應該去跟政府去說，就是這種情況。」余曉蓮希望她的親身經歷能還「四.二五」真實面目。(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