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9日訊】趙健是上海市閘北區的一位訪民，2004年趙健因上訪被關進了精神病院，而直到他從精神病院出來後，當局才給了他一個「精神偏執」的結論，這個結論的出台又是那麼隨意和「可有可無」。2009年4月5日，民生觀察工作室劉飛躍（以下簡稱劉）對趙健（以下簡稱趙）進行了電話訪談，訪談內容如下：
劉：趙先生，很高興您接受民生觀察的訪談。您是因為上訪被關進精神病院的，首先想請您介紹下你個人的情況和你為什麼上訪。
趙：我是上海市閘北區北站街道的居民，2001年的一天，我正在家中看電視，一批人員突然闖入我的家中。他們說他們是北站派出所的，但我要求他們出示證件，他們未能出示。同時，他們也未穿制服。他們來後就在我家中搜查，還一個勁地說我是吸毒犯。
隨後，這些人對我帶推帶搡，根本不顧忌包括鄰居等眾人在場的情況，說我吸毒。我被帶到派出所後，他們對我進行了尿樣檢查，結果根本沒問題。雖然我很快被放回了家，但我無法接受員警執法犯法，我要求他們給我一個說法，但他們根本不予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上訪了。
劉：您是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下被關進精神病院的？關在哪家精神病院？
趙：2004年9月8日，我正在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時，結果國家信訪局人員通知了上海駐京辦，很快閘北區北站街道的幹部和派出所人員將我帶回了上海。到上海後，北站派出所和北站街道綜治辦的人員不讓我回家，而是將我送到了閘北區精神衛生中心。到醫院後，這些人員說我是自願到精神衛生中心來的。我立即反駁了他們，當時我拿著一個包，包裡還有到北京的火車票。知道我是訪民後，剛開始在閘北區精神衛生中心會議室，該中心人員不肯收我，但後來經過北區北站街道的幹部和派出所人員與醫院「溝通」後，醫院還是收了。當時他們七、八個人在場，我根本無力反抗。
進入醫院後，我設法給我父母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們我被關精神病院了。我父母立即找到街道和派出所交涉，那些人就讓我父母簽字，並說「不簽字送精神病院就要被勞教」「進去只是做個檢查，一個月後等十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即放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父母被迫簽了。
劉：您進精神病院後，有被強制吃藥嗎？在裡面有遭受到毆打等酷刑折磨嗎？
趙：進去後，醫院方面就讓我吃藥。剛開始我不肯，偷偷把藥壓在舌尖下。後來護士盯著我吃藥，我不得不吃了好些次。吃藥後，我頭都抬不起來，人昏昏迷迷。一次昏睡後，我放在床上的部分上訪材料被人收走了。我有哮喘病，在醫院裡面我治治哮喘的藥竟然找不到了。被關期間，醫院還對我抽了幾次血，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們抽血幹什麼。這次在醫院裡面，還好，我總算沒遭毆打等折磨。
我曾找院方抗議強行讓我吃藥，院方竟說：「你進來了不吃藥，我們吃什麼？反正是政府出錢。」在醫院期間，有人專門找我談話說：「你不要再告公安了，再告人家會說你精神不正常」。當我提出要求出院時，那些抓我進來的人說：「你不知道我們的壓力有多大，等會議結束後再放你。」
劉：你是什麼時候放出來的？誰接你出來的？
趙：我是10月7日被放的，當時北站街道和派出所的人員將我接出來的。這次整整被關了一個月的時間。出來時，這些人還一再「勸」我不要再告了。
劉：知道你一出來就為被關精神病院這個事情討說法，但卻討得一個「偏執型精神障礙」的答覆。這是怎麼回事？
趙：出來後，我先是找北站街道，問他們為什麼關我進精神病院，街道幹部說他們管不了這事，也不給答覆。就這樣我被推到閘北區衛生局，衛生局的人員說他們管不了公安，並說我不上訪就行了。但我堅持要求衛生給個說法，衛生局說你非要說法的話「我們就只能給你一個精神偏執的結論了。」
我說：「你要這樣給就給吧」，結果他們真給了我一個「偏執性精神障礙」的答覆。後來我申訴到閘北區信訪局，他們剛開始也是讓我不要再討說法了，我不同意，他們就不僅說我是「偏執」，還建議「再送醫院治療」。這些機構說我「偏執」的依據是誣告我的，他們編出的理由是我曾說過「公安局人員曾偷過我的自選車。」
劉：你現在還在上訪嗎？沒再關精神病院了吧。
趙：我還在上訪，前幾天我還參與了批駁孫東東說訪民都是精神病的簽名活動，但我現在很少去北京了，中國就這麼一個權大於法的環境，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民生觀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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