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百年真相:殺人歷史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文革中的大冤案之一,利用運動殺人本就是中共的一貫作法。
省「二辦」為了深挖全殲「五一六」,還列出31個問題,只要沾上其中一條,都要戴上「五一六」帽子。
為共和派鬥爭事業吹響的集結號在世界各地迴盪。眾多的志願者奔赴西班牙與民族主義者(譯者註:即佛朗哥的國民軍)進行鬥爭。他們加入了民兵組織或他們支持的組織所贊助的戰鬥組織。但國際縱隊在莫斯科的鼓動下創立,組成了一支真正的共產黨軍隊,儘管並非所有的士兵都是共產黨人。前線真正的戰鬥人員與正式屬於縱隊但不在戰場上或不參戰的人,也應加以區分。縱隊的歷史不僅僅是在前線英勇...
翟民山是知道殺人償命這個理的,但他仍決然地走向這條不歸路,實在是因為他看不到在扭曲的社會中,在被壓迫下,他還能找到怎樣的解決辦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翟民山以行動印證了這一點,而這樣的故事迄今未絕。
在中共策劃組織、煽動和指揮下,由廣西軍區佈置的清查「反團」的屠殺任務,僅欽州地區七個縣市被迫害者達22,100餘人,致死10,420人。
1937年,在西班牙,打著「情報組」名號的NKVD已成為內務部的某種附屬機構。共產特工也控制了安全部門的領導權。1937年春夏,是阿爾弗雷多‧赫茲局活動強度最大的時期。赫茲本人被朱利安‧戈爾金稱為「審訊和處決大師之一」。
在6月16日和17日針對POUM的行動之後,對托派等所有「叛徒」的系統性搜捕就開始了。共產黨人利用警方蒐集的信息展開這些行動。他們設立了非法監獄,稱為瑟卡(ceka),即把俄羅斯首個祕密警察機構契卡(Cheka)的名字西班牙化了。現已知曉這些地方的名字:巴塞羅那的中央瑟卡位於天使門大道(Avenida Puerta del Angel)24號;其它分支位於加...
「共產邪靈」就是要使全人類都跌入這樣萬劫不復的深淵中。只有解體中共邪靈,徹底消滅這個邪惡,迫害才能結束,人類才有真正的自由、尊嚴和平安!
1936年4月被蘇聯釋放的比利時俄裔作家維克托‧塞爾日(Viktor Serge),於1937年與朱利安‧戈爾金會面時,就是使用了「謊言」和「子彈射穿脖子」(bullets in the neck)的概念,向他詮釋共產黨政策的。西班牙共產黨人面臨兩個嚴重障礙:不受共產黨左右的、龐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全國勞工聯盟(CNT),以及根本上反對共產黨政策的POUM。
道縣大屠殺,指中共在文革期間,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在湖南省零陵地區道縣發生的針對「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子女的大規模屠殺事件
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斯大林剛斷定,西班牙為蘇聯提供了重要機遇,因此有必要進行干預,莫斯科便向該國派遣了一支龐大的顧問隊伍及其他人員。其中最重要的是2,044名軍事顧問(根據一個蘇聯消息來源的說法),包括後來的元帥伊萬‧科涅夫(Ivan Konev)和格奧爾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以及駐馬德里武官弗拉基米爾‧戈列夫(Vladimir Gorev)將軍。其中700...
希臘共產黨(KKE)的總書記尼科斯.扎卡里亞迪斯於1945年5月自德國回國。他在德國曾被流放到達豪(Dachau)。他的首批聲明明確地宣布了KKE的政策:「要麼EAM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最終獲得在希臘建立人民民主的回報,要麼我們回歸類似於最後的法西斯主義君主主義獨裁但更為嚴苛的政權。」被戰爭拖累得精疲力竭的希臘,最後好像幾乎沒機會享受和平。
戰爭結束時,希臘共產黨人所處的形勢與南斯拉夫人大致相似。1940年11月2日,即意大利入侵希臘幾天後,自1936年以來一直在獄中的希臘共產黨(KKE)書記尼科斯.扎卡里亞迪斯(Nikos Zachariadis)發出了戰鬥的號令:「希臘民族現在正在參戰,為的是從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中獲得民族解放……每個人都必須各就各位,每個人都必須戰鬥。」
在一個社會裡,希望本身死掉了會產生什麼後果呢?有些人去信佛,還有些人去自殺,更多的人是過得像行屍走肉,精神不正常,心理疾患一堆。也有人去末日狂歡的。筆者所就讀的中學裡,有一些學習很好人很溫順的同學因為疑心重重而變得脾氣古怪神經兮兮,並有人因懷疑同學背後害人而在鬥毆中將他人打成重傷的。
1939年9月德蘇條約的簽署導致相當數量的共產黨瓦解,因其成員無法接受斯大林放棄反法西斯政策。但1941年6月22日德國對蘇聯的襲擊,立即重新激起反法西斯主義的回應。就在次日,共產國際用無線電和電報發出了一條信息,稱暫停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到了,所有精力都應該傾注到反法西斯鬥爭和民族解放戰爭中。這條信息還要求被占領國家的所有共產黨立即起來反抗。
文革中教師校長被打死事件極多,這裡僅舉兩個校長被打死的例子。 1‧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被打死 卞仲耘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副校長(因無正校長,是最高負責人)。 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
蘇聯並未批准1929年關於戰俘的日內瓦公約。按理說,所有囚犯都受到該公約的保護,即便他們的國家不是締約國,但蘇聯政府幾乎不考慮這一點。當獲勝之際,它仍關押著300萬至400萬名德國戰俘。其中包括西方軍隊釋放的士兵;他們曾回到蘇聯占領區,並被驅逐到蘇聯更東面。
我和楊富益都是小學教師,在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踏入「陽謀」陷阱,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8年夏被遣送到新化縣吉慶公社監督勞動。我此時才認識了楊富益。他1.7米的個子,身體頗為結實,勞動積極肯幹,常挑重擔。 我身材略為矮小,且生長在城市,難以承受長期的超強度的勞動和經常的饑餓,就患了全身浮腫病,不能出工,受到了停餐扣飯的懲治...
在蘇聯,與國外的人有聯繫,或者本身就是一名外國人,就會被視為嫌疑人。由此看來,在當局眼裡,戰爭期間一名俄國士兵在國土外被囚禁4年,也足以使他成為一名叛徒。依據修改刑法第193條的1942年第270號法令,任何被敵人俘虜的士兵都成了事實上(ipso facto)的叛徒。被俘時以及隨後囚禁所處的情況,並不重要。至於俄羅斯人,情況往往是極其糟糕的,因為希特勒認為...
1939年9月中旬,納粹德國與蘇聯對波蘭的瓜分生效。瓜分是1939年8月23日被祕密決定的。這兩個侵略者共同協調其控制人口的行動,蓋世太保與NKVD一起合作。在擁有330萬人的猶太社區中,有200萬人落入德國占領區。在迫害、屠殺和焚燬猶太教堂之後,建立了猶太人區,首先是1940年4月30日在羅茲(Lodz),然後是10月在華沙,之後於11月15日被關閉。
1934年2月11日,在林茨(Linz),當奧地利共和保衛聯盟(譯者註: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准軍事部門)的領導人決定抵抗來自保安團(Heimwehren,譯者註:20世紀20~30年代奧地利境內的民族主義准軍事組織,反對議會民主)的一切襲擊時,他們本來幾乎想像不到,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麼。保安團當時正試圖取締社會黨(Socialist Party,譯者註:1888...
從打殺老師開始 驅逐「黑五類」出北京 外省紛紛跟進 全國多少人在「紅八月」中被打死 文革爆發後,最早組織紅衛兵的是高幹子弟,他們的口號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即根據家庭地位來確定子女的地位。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期建立的「文革委員會」就是由學校的高幹子女組成的。根據「對聯」的理論,這些人理所當然地又成為紅衛兵的負責人,以及...
接「大饑荒是中共有計劃的屠殺手段(中)」 大饑荒時的軍工核武 我們有些人嘲笑金三胖,讓老百姓餓著肚子也要搞原子彈,其實我們何嘗不是如此,朝鮮不過是效法我們而已。陳毅也說過:「中國人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中國的核計畫在1958年全面展開,投入的人力,財力都是天文數字。大饑荒時,對大量從事核工核武器方面的工作人員,國家對他們保證供應,不...
共產主義恐怖針對的目標不僅僅是共產國際、托派和其他異見者。上世紀30年代,仍有許多外國人居住在蘇聯,他們不是共產黨人,但曾被蘇聯夢所吸引。其中很多人為他們對蘇聯懷有的激情付出了最高的代價。
儘管斯大林此時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對手,但對托派的追捕仍繼續進行。法國的例子反映出激進的共產黨人對小型托派組織的反射式反應(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國被占領期間,一些托派成員很可能被共產黨人告發給法國和德國警方。
大饑荒時,國際社會已經準備提供援助,中華民國政府不記前嫌拿出糧食,準備救濟大陸同胞。但是,外交部長陳毅告訴日本外賓,中國決不「乞求美國的援助」。當時的中共政府輕蔑地拒絕了一切真摯援助,也拒絕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真摯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
在中共的殘暴統治下,四千萬中國人活活餓死,成為共產主義的祭品,這著實是上個世紀的最大悲劇之一。
削弱了住在蘇聯的外國共產黨人的隊伍後,斯大林把注意力轉向居住在國外的異議人士。因此,NKVD獲得了在全球展示其力量的機會。
中共所稱的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及西方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饑荒或三年大災荒,大躍進饑荒、中國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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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4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一攬子援助計劃,包括禁止或剝離TikTok法案。時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中國訪問,國務院發言人回應了關於TikTok法案生效是否改變布林肯和北京會談立場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