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百年真相:殺人歷史
斯大林和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個人印記,以至於他們的死帶來了相當大的變化,尤其是在鎮壓的規模和範圍上。那波爾布特又怎麼樣呢?這個本名叫沙洛特紹的人自始至終都存在於柬埔寨共產主義的歷史中,不提他而談及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他的性格中可察覺的特徵與其政權最血腥的暴行有關,也是毋庸質疑的。他遙遠的過去非常複雜。
在1973年與越南決裂後,柬共決定更換其「老大哥」。顯而易見的替代者就是毛澤東的中國,不僅因為其宣揚的激進主義,而且還因為它有能力向越南施壓,令其遵循它們共同的邊界。這位柬埔寨獨裁者於1977年9月首次正式外訪期間,在北京成功地贏得歡呼,兩國間的友誼被官方形容為「牢不可破」;因此,在用於描述與中國關係的術語上,柬埔寨與阿爾巴尼亞不相伯仲。第一批中國技術人員於...
中共元帥陳毅曾說:「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相信陶勇會自殺。」中共大將粟裕說,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沒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的真相查出來。陳毅和粟裕都曾是陶勇的老上級。 聽新聞: (聽更多新聞請至「聽紀元」平台) 陶勇「投井自殺」 1967年1月21日,時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中將,被認為「投井自殺」,地點在上...
紅色高棉的經驗具有異常血腥的性質,這不可避免地激起一種誘惑,讓人想堅持把它當作一種獨具特色的現象,類似於對納粹大屠殺獨特性的爭論。其它共產主義政權和為它辯護的人已經提出這種觀點,聲稱波爾布特政權是一種極左翼現象或某種勉強被裝扮成共產主義的紅色法西斯主義。但20年後,柬共的確是這個家族的一員已經顯而易見:它有自己的獨特性,但波蘭和阿爾巴尼亞也是如此。歸根到底...
對很多中國人而言,諾爾曼·白求恩的名字並不陌生,因為毛澤東撰寫的《紀念白求恩》在文革期間,是人人都要背誦的「老三篇」中的一篇,所以當時白求恩家喻戶曉。按照毛的說法,白求恩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然而,白求恩真是這樣的人嗎?
1975年夏季,吳漢潤在洞里巴帝(Tonle Bati)報告了一名紅色高棉幹部激烈的長篇演說。
對於柬埔寨革命來說,界定自己所反對的,比實際宣布一項積極的綱領要容易得多。在大多數情況下,紅色高棉都是在尋求報復。正是通過這一意圖,他們獲得了大部分的民眾支持,然後通過激進的集體化獲得了新的動力。革命也是農村對城鎮的報復。
與本世紀其它的大規模犯罪一樣,人們禁不住去尋求一種最終的解釋──這究竟是一個人的瘋狂,還是整個民族陷入了一種眩暈式的癲狂?儘管無法將波爾布特的責任減到最小,但柬埔寨的國家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以及其它國家(當然主要是中國)的影響也都不應被忽視。它雖然發生於特定的地理區域和時間背景,但紅色高棉的獨裁統治可以看作是以上所有類別可能最惡劣因素的提煉。
原則上,民主柬埔​​寨沒有監獄。據波爾布特在1978年8月的講話稱,「我們沒有監獄,我們甚至不使用『監獄』這個詞。我們社會中的壞分子只是被賦予了要完成的生產性任務。」紅色高棉對此非常自豪,強調與政治過去和宗教傳統的雙重決裂。根據宗教傳統,懲罰被推遲,拘留被佛教的業力所取代,其中罪惡只在來生償還。在紅色高棉統治下,懲罰是立即進行。
「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所有需要的就是100萬名好的革命者。僅此而已。我們寧願殺死10個朋友,也不讓一個敵人活著。」紅色高棉這樣的言論在合作社會議上司空見慣;其實,他們已將這種種族滅絕邏輯付諸實踐。在波爾布特的統治下,暴力致死比病死或老死要常見得多。在別處所稱的「最高刑罰」,在這裡使用的頻率是如此之高,使用的原因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變得平淡無奇。
(3)數次下毒藥害王明 毛澤東澤東在不到二年的時間裡消滅了二個對他權力構成威脅的政敵劉志丹、張國燾,他正在得意,準備召開共產黨七次大會。而中共從六大的1928年至1937年,已9年沒有開過代表大會,這次七大他可以穩坐共產黨領袖。 不料,莫斯科於1937年11月突然把中共駐共產黨國際的代表王明送回中國。王明在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中共祖師爺史達...
該政權中還有另一個固有而奇怪的矛盾:從理論上說,人們的生活和思想應該是絕對透明和公開的,而關於當權者則幾乎沒有什麼為人所知。共產主義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在該政權上台後,柬埔寨共產黨的存在被隱瞞了30個月;直到1977年9月27日,它才被正式宣布。
飢餓使人喪失了人性,導致一個人突然襲擊另一個人,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之外,忘記了一切。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同類相食嗎?它或許不如中國大躍進期間那麼普遍,而且似乎僅限於吃已死的人。品雅特海報告了兩個例子:一名曾經的教師吃了她的姐姐;一家醫院病房的囚犯吃了一名年輕人。
柬共的經濟計劃造成了無法容忍的緊張局勢。本應監督工作的幹部的專橫無能,令這種局勢雪上加霜。灌溉是該計劃的基石。已做出巨大的努力來開發它,為將來而犧牲了現在。但工程的不良規劃和實施使得這種犧牲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徒勞。儘管一些堤壩、運河和水壩都經過了精心規劃且今天繼續使用,但許多都被第一場洪水沖走了。
人們不得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們的新境遇。對於「75年代人」來說,這介於做一隻馱畜與做一名戰爭奴隸(根據吳哥的傳統)之間。如果看起來很強健,沒有太多「只吃不做的人」陪同,那麼進入一座農民村要容易得多。
這正是共產黨需要創造的全社會恐懼,達到見了它害怕、服服貼貼聽它話,跟它走的目的。這次在共產黨涉及的地區開展的整風殺人運動,大大小小領導為了討好上級,顯示成績和功勞,所以捕風捉影,誣陷不願為它服務的人。
死亡率存在巨大的地區性差異。受害者的原籍地是一個主要因素。根據斯利文斯基的說法,金邊人口中有58.1%的人在1979年還活著(就是說,有100萬人死亡,約占死亡總數的一半),而磅湛(另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的居民中有71.2%倖存,北部奧多棉吉(Oddar Meanchey)的人中有90.5%也是一樣。在最後這個地區,死亡率僅上升了2.1%。
然而,44年後,又是唐山!又是7月!據中國各媒體引述地震台網的描述,2020年7月12日早上6時38分,唐山發生規模5.1級地震,距唐山大地震中心古冶區7公里,震源深度僅10公里,屬極淺層地震(76大震震源深度是12公里),之後又發生33次餘震。臨近的北京和天津也感受到一陣猛烈搖晃。唐山民眾睡夢中驚醒,許多人形容這是近幾年震感最強的一次。
試圖從當地研究中得出總體數據很困難,因為全國各地的情況差異極大。「70年代人」遭受的苦難遠遠小於「75年代人」,尤其是飢餓之苦,即使考慮到公布的大多數目擊者陳述是來自新人而不是農民這一事實所引起的失真。來自城裡的人中,死亡率極其高;今天,幾乎不可能找到一戶沒有失去一個或幾個成員的家庭。城市居民占人口的一半。在北部大區一個村莊定居的200戶人家中,只有50戶活...
肖澤逃離徐家一面走一面想,跟共產黨打天下太苦太累,風險太大了,多年來福沒享著,苦頭吃足,糞便吃過,提了腦袋九死一生,成功希望渺茫,什麼縣長書記,弄不好我要和王書記一樣頭顱高掛城門。
數字有時並不足以說明恐怖的程度。上面的描述讓人很好地了解了柬埔寨共產黨的真實本性。但數字確實有助於我們了解。如果沒有任何一部分人口得以倖免,那麼哪一部分受害最大以及何時受害?柬埔寨的悲劇如何與本世紀其它的悲劇以及其自身較長的歷史相關?各種方法(人口統計學、定量微觀研究、目擊者報告)本身都是不充分的,但把它們組合起來,就能推動我們逐漸看到真相。
對社會不同成分進行分類和消滅的狂熱慢慢地達到了政治集團的最高層。如上所述,越南人的真正支持者如胡榮(Hou Youn),很早就被消滅了。「王國政府」的外交官於1975年12月被召回。並非其中所有人都是共產黨人。除了兩個人外,其他人都被酷刑折磨並處決。但由於柬共似乎從未有過任何有規律的行為模式,且由於不同地理區域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因此不斷存在相互猜疑的氣氛...
紅色高棉勝利後金邊的完全疏散,既讓該市的居民也讓世界其餘地區非常震驚,這些地區開始首次意識到,柬埔寨正在發生異常事件。該市的居民自己似乎接受了其新主人所做的解釋。後者聲稱,疏散是一種安全措施,可確保免受美國可能的轟炸襲擊,且人們在其它地方會吃得更好。該政權無疑將因城市的疏散而永遠被銘記。
駐紮這一帶的日軍因其上層早與共軍有口頭協議,所以隔山觀虎鬥,他們為共軍消滅其侵華主要勁敵暗中拍手稱好。
儘管有一種相當敏感的民族主義,但理性的柬埔寨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實際上是一場純粹的本土悲劇的受害者,這場悲劇即一小群理想主義者轉向邪惡,且可悲的是,傳統的精英們無力做出反應來拯救國家或他們自己。這種組合在亞洲或其它地方遠非特例,但只是很少會導致革命。也應歸咎於其它因素,包括該國獨特的地理環境,特別是與老撾和越南的漫長邊界以及那個歷史時刻。自1964年以來一直...
從毛澤東到波爾布特的傳承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使紅色高棉革命如此難以分析和理解的悖論之一。這位柬埔寨暴君的平庸無可置疑,他是富於想像力和老練的北京獨裁者的蒼白翻版。他在無外界幫助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個政權。該政權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持續蓬勃發展。波爾布特有其局限性,但足以讓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看上去就像只是一場社會轉型的試驗或預備草圖,而這場轉型可能是最激進的...
中共政權是由前蘇聯一手扶植起來的、長期聽命於蘇聯的賣國傀儡政權,前蘇聯不僅向中共輸出共產黨專政和暴力奪權的理念、戰略、制度和技術,而且還提供金錢、武器、顧問、情報和基地。中共是依靠內戰、恐怖和謊言等非法手段奪取政權的。
共軍逃進敵後,搶佔被日軍侵佔的淪陷區,在那裡裝模作樣地東打一槍西打一槍,大做宣傳文章欺騙中國人民。實際上是在借日軍的力量大規模擴地擴武,不打日軍專打國軍的勾當,為抗日勝利後搶奪國民黨江山作準備,用意十分惡毒。
軍隊是最先組織「整風」的。1951年,在軍中,「整風」與其說是壓制性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性的。從1952年到1956年,「整頓」一直未變。一些再教育營氣氛高度緊張,以至於刮鬍刀和刀具不得不被沒收,且通宵都亮著燈,以防止囚犯中發生自殺事件。然而,正是軍隊首先完成了清洗工作。迫害深深衝擊了它自己的幹部,以致於很多人開小差逃到南方。這一趨勢使當局感到憂心忡忡。他們...
二戰後,共產黨人的壓制性暴力重新部署為對法國殖民者的武裝抵抗。關於法國遠征軍士兵被關押的監獄營地,有許多目擊者的證詞。許多人在那裡遭難並死亡;在1954年簽署日內瓦和平協議時,兩萬人中僅9,000人還活著,有待獲釋。印度支那山區特有的可怕疾病奪去了大批囚犯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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