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四次，僧侣走进我的梦，说：‘你得了乳腺癌。你能感觉到吗？你回去看医生！’”研究梦的美国学者凯瑟琳‧奥基夫—卡纳沃斯生活中曾三次战胜乳癌，她的亲身经历告诉她，有时候，梦具有改写人生的力量。
在全球畅销书《癌境梦游：直觉切入治疗》（Surviving Cancerland: Intuitive Aspects of Healing，2014，暂译）中，凯瑟琳（Kathleen O’Keefe-Kanavos）讲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当医生一再坚持说她健康无事时，梦境如何引领她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和小叶癌。
你或许不相信，凯瑟琳的故事并不是个例。研究表明，更多人在确诊癌症前做过有预见性的梦。
2013至2014年间，凯瑟琳参与了一个叫做“乳腺癌预警梦境研究”的项目，2015年5/6月号的《探索：科学与治疗杂志》（Explore: The Journal of Science and Healing）则发表了一篇经过医学专家审阅的相关研究，作者是杜克大学综合医学中心（Duke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的创办人之一拉里‧伯克（Larry Burk）博士。文中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8名女性的故事，她们生动的梦境带给她们乳腺癌的预警，尽管医生都还没有发现。
为深入探讨这一现象，凯瑟琳目前正在与伯克博士共同撰写一本书，书中会收集更多做梦预见得癌的事例。
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凯瑟琳深入谈论了她令人不可思议的梦，她认为，留意梦境想告诉我们什么是很重要的。她说，“在半梦半醒之间有那么一个世界，可让我们得到救命的信息。”
记者：你的梦是怎样提示你得了乳腺癌的？
凯瑟琳：我去做年度体检，拍了乳房X光片，也验了血。医生告诉我说我很健康，让我回家。那天晚上，我开始反复做同一个恶梦。那是在我入梦之前——在进入心理学所了解的不同类型梦境之前。
梦中忽然间时光停滞，我面前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就像电脑上的那样难以关掉，窗口变成一扇门，从门那边走来一个方济会僧侣。
这个僧侣走上前，他穿着棕色的连帽长袍、一双皮绳凉鞋，腰间系着绳子。他说：“跟我来，我们有事要告诉你。”
他领我过了一道门，进入我所说“梦醒之间”的房间——我采访的许多女性都梦见这一幕。房间里还有其他僧侣。
方济会僧侣执着我的手，梦中有真实的触觉，他将手放在我的胸前说：“你能感觉到吗？”我说：“能。”僧侣说，“那是乳腺癌。回去找你的医生，另做一套检查。”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我开上车，回到圣芭芭拉癌症研究所，对我的医生说：“我觉得有些事情搞错了。我觉得我的乳房X光检查和验血结果并不正常，我只是有这种感觉——女性的直觉，我就是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
医生说：“凯西（昵称），你家里没人得乳腺癌，也没人得癌。你就像骏马一样健康。我再给你做一次乳房X线和血液检查，但我真的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说，“我这里有感觉！”他说，那儿什么也没有，“我感觉不到。我受过训练，我是医生，我知道”。检查之后，我得到的体检证明还是健康。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那个噩梦：僧侣再次走进梦中，告诉我说“回去看医生”。
连续四次，僧侣走进我的梦，说：“你得了乳腺癌。你能感觉到吗？你回去看医生！”
第四次看到僧侣时，我开始哭泣。我在梦中开始哭，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我的医生不听。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如果我真得了乳腺癌，你要帮我，因为他不听。不然如果我得了癌，我会死。如果你不想让我死，就帮我吧。”
于是这位僧侣将手伸到口袋里，拉出一根短短的白羽毛。他把羽毛交给我说：“这是天使的羽毛。如果明天你不经预约直接回去找医生，就把这根羽毛拴在他身上，就当这根羽毛是一把剑一样，可以斩断他所有争辩的念头，他不会再争辩为什么你不需要别的检查，你需要的检查会做的。”
所以（第二天）我抓住我丈夫，让他开车送我去圣巴巴拉癌症研究所看医生。我没有预约就出现在诊所门口。
医生看了看我，说：“凯西，你怎么回来了？”我跟着他回到办公室，我说：“我知道有些事情搞错了。我需要做探知手术。”他看着我，就好像我在他办公室里玩火一样。
他说：“我不能这样做。这违反医院政策，也违反我的原则。你必须考虑到麻醉、感染带来的各种并发症。我不能这样做。”
我想起了梦中的羽毛，我想像自己握着羽毛指向他。我说：“我知道有些事情搞错了。我需要你帮我，我没有别人可以找。如果你不听我的，我知道后果很可怕。”
他好像被什么镇住了一样，说：“好吧，等一下。”他走了出去，安排我下周来见面。
我做了探知手术，发现我得了侵袭性乳腺癌，已到第二阶段。病理报告证实了我的梦，没有任何争议。而此前我收到的所有正式体检报告都说我没事。
他们立即让我做化疗，因为这种癌症太有侵袭性。从我开始做噩梦，到拿到病理报告而决定再次动手术，花了三个半月时间。
记者：医生知不知道为什么先前的检查没发现癌症？为什么要进行探知手术才能最终确诊？
凯瑟琳：病理报告回来时，我不得不让所有的首席医生都来看这份报告，包括肿瘤科主任、放射科主任、肿瘤外科主任，他们决定我可以再动手术。
我把所有的乳房X光检查报告拿给我的肿瘤外科医生，问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第二阶段肿瘤？”他说，“乳腺X线照片还取决于检查对象和看片子的医生。圣巴巴拉癌症研究所这部分已经是最好的了。”
时间过去了五年——在五位科长的关照下，在我做了化疗、放疗和手术之后，我再次让圣巴巴拉癌症研究所看我新拍的乳房X光片。
那天晚上，那些引导者又通过弹出窗口走进我的噩梦。他们说：“跟我们来，我们有事要告诉你。”当我穿过那道门，看到他们的僧袍外罩着医生的白大褂。
我觉得很奇怪，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有一个僧侣拿着我的乳房X光检查结果，示意我走近点。我照办了……噗！房间里所有僧侣都变成了可怕的马戏团小丑，长着卷卷的红头发、大圆鼻头，穿着大红鞋，他们笑得前仰后合。
我对自己说，“快醒过来，醒过来，这是噩梦。”我真的醒了。
我去找了我的医生们，我说：“我需要做核磁共振成像（MRI）。”他们说：“凯西，你不符合做核磁共振成像的条件，你的乳房X光检查没问题。你X光和血液检查结果都正常，按医院政策是没法给你做核磁共振成像的。”我心想，“这种似曾相识的经历让人不寒而栗。有人在折磨我。”
于是我说：“乳房X光检查第一次就没奏效，为什么还要用它来检测复发呢？”我又得到了前面那样的回答。我站在他的候诊室里就发起脾气来了。
我说：“如果你不给我做核磁共振成像，我就在这些人面前躺在你候诊室地板上，我要像两岁小孩那样双脚乱踢，尖叫，直到你让保安把我拖出去，我出门的时候还要用手机拨打新闻2台热线。”
我做成了核磁共振成像，三个半月后才看到结果。我的乳腺癌到了第四阶段。“我猜乳房X光检查不是你朋友。”肿瘤科主任又说：“嗯，你知道，乳房X线照片对三成女性都没用。”
圣巴巴拉的医生们不想做双侧乳房切除术。他们一再说：“另一个乳房没有癌变。我们做了MRI，它是健康的。”但我从梦中知道，它的病变只是没表现在核磁共振成像中。我不得不去纽约找其他医生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术，另一个乳房的病理报告显示出第四阶段小叶癌。伊丽莎白‧爱德华兹（Elizabeth Edwards）是罹患第二阶段小叶癌病逝。（译注：伊丽莎白是参加过两次总统竞选的美国民主党人约翰‧爱德华兹的妻子，也是一名政治家。）
另侧乳房发生了癌变。乳腺癌有向对侧“镜像发展”的倾向，这就像《爱丽丝镜中梦游》（影片名：魔境梦游）那样，所以我给我的书起名叫“癌境梦游”。这是乳腺癌病理报告第三次验证我的梦。纽约医生打电话给其他医生说：“我们在读她的书，我们很震惊，发生什么事了？”
我希望我的事例能改变医院的政策：如果你是女性，第一次拍乳房X线照片没显示出癌变，你不用再拍片，你直接去做核磁共振成像，或者做红外线热成像——这是我正在推动的，给就医的女性第三种选择。
记者：我知道红外线热成像没有辐射，也不像乳腺X线照相术那样会疼。据我所知，热成像能比乳房X线照相早好几年检测出乳腺癌。
凯瑟琳：是啊！我问医生，“为什么医院里没有热成像技术？”他们经常这样答：我们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乳房X光照相，我们没有资金让人们有更多选择。所以你拿到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你到能做热成像的地方去。
我第一次罹癌时，医生说我们只给你做广谱化疗。但我听说加州一名医生会切下肿瘤样本，用所有可用的化学疗法对其进行“轰炸”，找到真正适合的疗法。这叫做肿瘤分型（tumor cure and treatment typing）。
我说：“检测一下我的肿瘤吧。”但我的医生不想这样做。于是我把样本发给了加州的罗伯特‧纳吉尔尼（Robert Nagourney）博士，他说唯一奏效的化疗是阿霉素、癌德星（Adriamycin-Cytoxin）。
他给我的医生打电话说：“这个女子以前接受过癌症治疗吗？我们使用的八种化疗中，只有这种能奏效，必须得用这个。”最终，我得以接受这种化疗，那种乳腺癌一去不复返。我第二次得癌时是另一种癌——两侧乳房的小叶癌。
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到就诊的女性，只是由于不是医院的政策，她们接触不到罢了。她们要获知讯息，唯一的途径就是有幸存的患者告诉她们。
记者：您当时得的是X光查不出来的乳腺癌，而且典型化疗还不奏效。这听上去很特别。
凯瑟琳：不是这样。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他们说：“不要因她的故事而担心，那是特例。”但拉里‧伯克博士的研究显示并非如此。而且因为我是布洛奇癌症基金会（R.A. Bloch Cancer Foundation）的热线辅导员，我和很多女性患者通话，她们都说接受了广谱化疗。这就像你得了下呼吸道感染，医生给你开广谱抗生素，有时候管用，但对三成人不管用。如果你做咽喉细菌培养，你就会发现哪种抗生素管用了。
这就是他们在治疗乳腺癌之前需要做的，因为一旦你采取刀耕火种般的化疗，你的身体就不能再接受另外一种化疗了。杀死你的不是癌症，是治疗。很多人死于治疗。这和抗生素还不一样。
纳吉尔尼（Robert Nagourney）博士的检测方法叫“化学敏感性和抗性测定”（CSRA），现在已经开始推广。
记者：听起来你从梦中得到的消息还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凯瑟琳：是，我的书已经出来了。在我找到Cypress Books（译注：英国一家出版社）前，没人想出版。出版方人员是癌症幸存者，看到这本书的重要性。这本书出版一年，就三次登上国际畅销书榜，还得了妇女课题与健康领域的国际图书奖。
记者：我们的文化对梦非常不屑一顾。其他文化会更认真地对待梦境吗？
凯瑟琳：绝大多数文化对梦都更加重视。日本人非常看重梦。如果古埃及和古希腊人觉得医生没有诊断出或不能治自己的病，会祈求守护神进入梦境给他们指导，之后把梦讲给医生听，医患协同治疗。
但现代医学的情形是，医生只对他们能看到、感觉到或测量到的东西感兴趣。实验室报告是检测数据，是科学。我的书威胁到了医疗界，因为我在说科学是更高神的恩赐。你不应崇拜所赐予的东西，你应崇拜的是神。科学也就走到这一步了，当科学不正确时，更高的力量会以梦的形式向你显现。
我的目标是，当病人走进医生办公室，说“医生，我一直反复做这些可怕的噩梦”时，医生不会说，“吃这种药吧，你就不会再做这个梦了。”而是会说：“告诉我你梦见什么”，因为他会先接受梦有意义的教育，由此去引导病人了解自己梦的讯息；他也会了解，医患及其梦境可以形成一个精妙的“健康三角”。
· 医师误判 将错就错
· 负债千万遇生死劫 她含泪不弃终开另一扇窗
· 当你放弃时 等于败给了这些小事
责任编辑：柯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