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8月01日讯】前言：当获知李登辉总统过世的消息，虽知这是迟早要面对的一刻，但情感上还是百般不舍。昔日跟随他的种种画面，瞬间浮上脑海。这些情境彷如昨日，但一切已成追忆。我曾有幸追随李总统4,000多个日子，有机会对他处理国政做近身的观察，谨以此文纪念一位给台湾带来民主与多项资产的总统。
一、初识李总统
对我而言他是长官，更是人生中的贵人与导师。1988年1月13日李总统接任大位，9月总统幕僚团开始运作，我被招募成为大陆小组成员，而得以初识李总统。刚开始由于我个性内向，所以除了和他初次见面的自我介绍，以及专业报告外，和他鲜少双向互动，彼此也缺乏近距离认识。其后他获悉我是最早进入北京、温州、珠江三角洲……等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才开始对我有些印象。
二、要具体行动方案，不要标语口号
第一次对他有较深印象是1988年底，他在台北宾馆设宴慰劳幕僚团成员。晚宴开始前，照例总统有个讲话。让我惊艳是内容没有官样文章，而是分享他在农复会、政务委员的经验。最后要我们熟读胡适1928年所发表的“名教”一文，他颇认同胡适对中国社会，习于将做不到的事，写成标语、化为口号，来取代行动的观察。希望我们给他的建议方案要具体可行，不要口号更不要标语。
三、政治家的前瞻与高度
1990年我从中经院借调到总统府，和李总统在不同场合互动的机会渐多，对他的治国理念、蓝图也有了更深刻认识。
政治家的战略高度与前瞻眼光，首先表现在能审时度势准确掌握民心，选出驱动力（Driving Force）最大的改革切入点 ；其次是改革一旦启动，能坚持理想排除万难，毫不妥协的完成目标。
总统是国家战略制定者，所以评价一位总统，首先看他执政愿景，是否符合上述条件。其次看策略执行层次，能否处理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完成改革目标。
四、李总统的执政愿景──民主台湾
记得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有个机会向李总统报告两岸转口贸易，以及双方渔船走私的调查结果。
报告结束后，他问我有无问题？我问两个最关切的问题：一是他会怎样处理统、独问题？二是他要把台湾带往哪里？
他回答：“不会处理统、独问题，因为没条件。不只我这一代，到你们一代都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要浪费时间在这方面争论”。……“记住！我最重要是实现台湾民主化”。他还强调经济上台湾早已不是Banana Country，只有民主化才有前途。这段短短的对话，描绘了他主政的愿景图像──民主台湾。
事实证明，民主化是联锁效应最大的改革切入点，因随之而来的军队国家化，社会力解放所带来的务实外交、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落实，以及透过对话来处理两岸关系，都会陆续排到日程上。
五、曲折的民主改革过程，留给人民最有力的防卫“武器”
台湾民主改革过程的艰辛、曲折，50岁以上台湾人，应记忆犹新：二月政争、野百合学运、终止动员戡乱、万年国会改选、总统直选与委任直选之争……等等，过程时而曲折，时而惊心动魄。
为顺利修宪，李总统对老国代一一登门拜会，他曾被某资深国代拒之于门外，在雨夜中“罚站”十多分钟才离开，这一幕真是令人难过得刻骨铭心。也有因民主化而失去既得利益者，在总统府前介寿公园的石头，用红色油漆书写：“国奴当道，亡国之兆”，羞辱李总统。
面对改革的种种险阻，李总统并没有退缩，他以基督徒的精神－“谦卑”、“冷静”、“忍耐”度过各项难关，终于完成台湾的民主化。
现在证明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为台湾建立直接民主制度。尤其当我们看到港人面对“反送中”运动、“港版国安法”时，那种悲愤与无奈，更能明白李总统在政治上，为我们建构一个多么有力的防卫武器──民主制度。
六、为罹难飞行员掉泪，军队国家化与御敌于国门之外
国防建设方面，李总统就任不久，首先建立参谋总长任期制，让军中升迁管道畅通，以留住优秀人才。
其次随着民主化进展，军队国家化的立法，也陆续进行以回应民意。1998年9月唐飞以参谋总长身份，赴立院备询，迈出民意领军的第一步。2000年1月，立院三读通过国防二法，正式确立军队国家化、军政军令一元化、文人领军的制度。
在建军备战方面，李总统主张善用海峡天险，持续更新机、舰装备，刻不容缓。尤其空军高空拦截机F-104已老旧，蒋经国总统虽努力向美争取高性能战机，但始终没成功。每当战机失事，李总统探望罹难飞行员眷属时，总会难过到掉泪！认为让飞行员拥有先进战机，三军统帅责无旁贷。
1992年8月中，李总统请宋楚瑜先生担任密使赴美，持李总统亲笔信拜会副总统奎尔，要求购买战机。9月3日布希总统正式宣布出售150架F-16 战机给台湾 。当天我正好在北京与（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主席会面，他特别针对此事，要我们转告李总统：“你们从美国买F-16战机，没有必要嘛……不过台湾外汇多，你们的钱要怎么花，我们也管不着”。
多年后有位中共前高干，和我见面时有段评论，他说：“李先生主政后，民主化不只让统战难度增加，而且透过国、共谈判完成统一也越来越不可能；另外强化海、空军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比决战滩头高明得多”。
七、务实外交走出国门，对“台湾总统”称呼，不满意但可以接受
随着民主化带来社会力解放，企业与民间要求走向国际的呼声，就成为外交与经济新课题。面对这项新课题，李总统希望国际社会，将台湾经济实力与主权争议，区别看待并采取务实作法。
1989年3月李总统接受李光耀总理邀请访问新加坡，即是对务实外交的尝试。他很清楚1971年后，中华民国就很难在国际上被公开称呼。所以当被称为“来自台湾的总统”时，他表示“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
新加坡之行开启了务实外交，但其决策过程充满了新、旧外交思维角力。1988年底，李光耀正式邀请函由外交部转呈总统时，传统外交思惟的总统府秘书长，在草签公文上竟建议李总统婉谢。后经总统办公室亲自过问，新加坡访问才得以成行。此后李总统曾先后访问过：菲律宾、印尼、泰国、约旦、美国……等无邦交国。
在务实外交带动下，民间尤其是企业界在各国丰富的人脉，也协助政府开拓了各种实质关系。其中又以台、美、日直接沟通机制最为可观，不只各方参与人员位居历届政府要职，产生影响也最为深远。
经济国际化方面，1989年5月郭婉容部长，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银年会，是搁置主权之争，落实经济国际化的第一步。其后台湾积极加入国际经济组织：1991年以“中华台北”名义加入APEC，1992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名义，申请加入GATT。1995年GATT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开始与各会员国展开入会双边贸易谈判，最后在2002年1月正式成为会员国。
八、李总统带头买科技股，拍桌保证稳定供电
国内经济方面，台湾以IC为主体的技术密集产业，在蒋经国总统时代，下游封装、测试已有坚实基础，中、上游IC制造与设计，则正处于萌芽阶段。
1980年台湾第一家积体电路制造商“联华电子”成立，首创政府研发机构技转民间企业模式。而为完善台湾IC产业结构，促进专业IC设计产业发展， 1987年成立了台积电。所以1988年李总统接任大位时，整个IC产业正要往中、上游的制造与设计发展。
李总统十分重视高科技产业发展，政府分别在1988、1990年陆续推动“微电子技术发展四年计划”与“次微米制程技术发展五年计划”，让台湾正式进入8吋晶圆时代。1994年更由后者衍生出第一家具研发与量产DRAM实力的“世界先进”公司。1996年政府持续推动“深次微米制程技术发展五年计划”，研发12吋晶圆0.25-0.18微米制程技术。
到2000年李总统卸任时，台湾IC产业已呈现以下面貌：
（一）技术能耐紧随世界先进水准，平均落后约1～2年。
（二）科学园区内，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结构与周边产业，形成高密度产业群聚。
（三）技术型态包含:超大积体电路设计、高密度晶圆代工、高接脚（Pin）的封装与测试。
在李总统主政期间，随着民主化与自由化进展，政府在高科技产业扮演的角色，也从主导者、赞助者，甚至伙伴关系淡出。他认为就长期言，健全股市让民间丰沛资金投入科技产业，远比租税优惠措施重要。所以他曾在媒体公开表示，他用储蓄购买了某指标性科技公司的股票，目的即在鼓励民间资金投入。
另外，他认为民间科技产业已经茁壮，政府主要任务是提供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让其经营无后顾之忧。就此角度，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曾谈到1997年他跟李总统讲跳电的问题。李总统拍了一下桌子说：“假如政府还是不能够供应给你可靠的电源，那我们这个政府要来干什么”，张忠谋表示他非常敬佩这种态度。
台湾半导体产业，历经蒋经国总统时的奠基，在李总统主政时茁壮。美国学者艾迪森（Craig Addison）曾以“硅盾”，来形容台湾半导体实力，已成为最有力的安全屏障。
九、支持政院推动全民健保，避免人民陷入残酷的人性考验
在社会安定方面， 1986年蒋经国总统曾决定，2000年为全民健保开办目标年。1988年李总统执政后，为完成经国先生遗愿，在1988～92年间相继进行全民健保实施细节规划。1992年郝柏村院长指示提前办理，但未明定实施时间；继任的连战院长指示提前到1994年办理。
记得1994那年，有多件情报显示解放军蠢蠢欲动。有天李总统要我到他寓所讨论此事，讨论时间有点长，李武男总管进来书房提醒他，后面还有行程。
讨论结束前，李总统提到待会儿是他的医界老友，带着台湾医界大老们来关切全民健保问题。他说：“连战院长现在面对的是立法院，我这边则是台湾医界的压力。我的观念是救个人，等于救家庭，也是救社会。一般家庭，只要有人中风或罹癌，甚至慢性病，就会让家人陷入倾家荡产与救至亲间的挣扎，这是对人性很残酷的考验”……“我等下会劝医界牺牲一点，帮助政府建立全民健保，这样台湾社会才能安定，我相信台湾医生都很有爱心……”。
在李总统的拍板定案及全力支持下，连内阁与立法院，终于在1994年7月完成全民健保立法，1995年3月正式实施，成为今日台湾社会稳定的基石。
十、政治上终止动员戡乱，开启两岸对话；经济方面戒急用忍分散风险，留下资金发展高科技产业
终止动员戡乱体制，是台湾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这除了将国会选举权还给人民外；在两岸关系的意涵，是我方片面终止敌对态度，但此举也可能带来门户洞开与中共操弄统、独之争。
为避免统、独争论干扰民主改革进程，李总统颁布了两岸统一有条件、有阶段，但没有时间表的“国家统一纲领”作为防火墙。记得成立国统会时，外界一片哗然，尤其刚参加国是会议的开明派人士，更是激动。当我向他报告外界对国统会的反应时，他很淡然说；“没有国统会，民主改革就会跛脚，但现在无法解释清楚，你可以去邀老康来参加国统会，他会了解我的作法”。
后来康宁祥参加了国统会，并对国统纲领积极表达意见；1998年更以国统会委员身份，参加二次辜、汪会谈。
此外，李总统基于了解对岸政情发展的需要，以及有鉴于当时“密使满街走”乱象，容易造成双方误判，而干扰到民主改革进程。他针对解放军、中共元老，以及邓小平指定接班人，建立了三条秘密沟通管道。此后随着民主化进程，逐步让沟通管道制度化，并接受民意监督─往后的辜、汪会谈，海基、海协的制度性协商，皆滥觞于此。
两岸经济关系，主要系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而动态发展。1984年以前，中国经济改革重点在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这项改革带来农村剩余劳动，与消费品需求增加。加上沿海开放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陆续开展来料加工，使得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金额大增，而且以中间原料为大宗。
在消费品方面，两岸主要是透过渔船走私，交易的消费品琳琅满目；我方渔民“输出”：手表、雨衣、注射针筒、成衣、廉价化妆品……等，“输入”则以鱼货为主，少数非法走私枪械、毒品。
1984年之后，随着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及沿海进一步开放，带动了台商投资中国热潮。针对这波台商热，在李总统指示下，行政院在1990年7月颁布“对大陆经贸政策原则暨具体办法”，目的在保障国家安全，疏导部分台商到东南亚。其中重要者如：
（一）降低企业外移压力；短期开放更多金融商品，吸收社会泛滥游资；中长期则改善投资环境，留住诸如:技术密集、钢铁、机械、石化……等主力产业。
（二）引导部分外移企业到东南亚，缓解台商大陆热。
（三）针对赴大陆投资台商产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随国会改革废除职业团体代表，同时要求政府主管机关，严格监督民间团体按民主原则产生理、监事，目的都在使中共不易收买代言人。
1994年中国进行三项关键性改革，奠下日后中国崛起的基础：
（一）放弃中央计划指令经济，改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将产生一个可以期待的中国国内市场。
（二）人民币并轨后大幅贬值，使其劳动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具竞争力，奠定了“世界工厂”地位。
（三）实行分税制，地方税收55%上缴中央，使得中央政府有财力取代外资，独揽铁路、公路、机场、电站……等基础建设与营运。
在上述背景下，1996年9月14日李总统在台湾经营者大会提出对大陆投资，要“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经济部随后颁布“在大陆地区投资或技术合作许可办法”，明确界定：“高科技及基础建设禁止，单一投资在5,000万美元以上项目专案审核”，基本上这是一个依风险分级管理的做法。
换言之，对运用中国廉价劳动加工出口的中小企业，因人民币贬值，加上灵活经营的特性，几乎没有风险，所以完全放开管制。至于以中国内陆市场为主的投资，使用的台湾资金、外汇不但金额大，而且风险较高，所以采专案审核方式。
禁止高科技投资大陆，主要系考量其技术移转自政府研发单位，且是我方主力产业。而基础建设不但投资期长，而且容易与高科技产业竞逐资金与外汇，且分税制后大陆基础建设将由中央政府垄断与经营，风险最大，所以一律禁止。
稍嫌遗憾是，此一政策因使用“戒急用忍”一词，在当时被误解为全面禁止赴大陆投资，而忽略其依风险等级管理的本意。尽管如此，正因有此政策，才让台湾在一片大陆热中，保住了诸如：高科技、机械、钢铁、石化……等主力产业。由于两岸经济关系，本质是随中国经济变化动态发展；现阶段反倒是企业界主动落实“戒急用忍”与南向政策！
十一、对李总统的近身观察
（一）面对国政夙夜匪懈，提早布局治国如烹小鲜。
我从小唱国歌对艰涩难懂的“夙夜匪懈”一词，总是一知半解。直到近身观察李总统，终于明白是指国政24小时，不可有一刻松懈。
但他总是举重若轻，治国如烹小鲜。主要是他处理国务目标明确，审慎布局后果决行动。他对幕僚每季提供的“台湾/中国/美国未来事件表”、“未来情势研判报告”等，都会仔细阅读。如有必要则善用国安会提早布局，因此国安会常被戏称时钟比各部、会快2-3年。以1996年的台海危机处理为例，1995年10月2日，针对隔年三月的第一次总统直选，李总统要求幕僚及国安会做好应变计划。 11月8日幕僚人员研判对岸于隔年3月5日宣布在台海军演的概率极高。1996年2月1日，幕僚完成应变计划草案，李总统批示2月7日召开高层会议，确立应变计划。
由于提早布局，在我方冷静因应下，李总统以高达54%得票率当选第一届民选总统。中共在企图未能得逞后，不得不以“军演从来不是为影响某人选情，是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美国航母被解放军潜舰吓退100浬”的文宣，作为下台阶。
（二）重视田野调查，以及统计数字。
李总统认为处理国政不能“差不多”，一定要有统计数字或坚实的调查作基础。他曾和我分享在农复会的农村调查经验，与在爱荷华大学田里，测量、统计各品种棉花纤维的往事。他还建议我阅读后藤新平在台湾所做的“台湾旧惯调查”报告。
他颇认同后藤“用脚做研究”的精神，也同意其观点，即:“一般人民生活中不一定遵守成文法，反倒是许多长久演化而成的旧习惯，才是规范人民行为的真正准绳。如不了解旧习，就不能指望政策会顺利推行”。
（三）重视沟通，善于倾听反对者的意见。
1988年520农运过后，李总统立即要幕僚及民间友人到农运领袖及重要干部处，倾听意见；并由幕僚、农业专家、农委会等，针对诉求研究解决方案后，请农运人士到他寓所用餐并亲自沟通。
针对农运人士关切的问题，他依:可马上办理、必须编列预算，以及有待立法通过等三部分，来回应诉求。餐后李总统亲自陪他们在寓所外的草坪喂羊、闲聊，并提议农运人士赴日、韩考察农业及农民组织。
（四）热爱学习，随时追求新知识。
李总统曾谈到担任政务委员期间，参加时任行政院长经国先生主持的会议时，会预先将模拟的会议结论写下，最后再和经国先生的裁示比对。刚开始落差很大，经过一段期间的学习，差异已经不大。
我问他落差在哪里？他说:“刚开始，我只是单纯地从专业角度考虑，而忽略该决策所涉及的政治与社会…等面向的因素”。
另外，有天下午他突然问我，你懂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吗？我说我不懂，他略失所望问:“那你懂哪些有趣的数学理论？”，我介绍了我和费景汉教授如何使用线形图（Liner Graph）理论来建构中国经济模型，以及运用拓璞（Topology）原理分析情报。他听得饶有兴趣，要我帮他找一、二本这方面的入门书给他。
（五）孰悉台湾国情。
由于他当过政务委员、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加上在农复会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所以对台湾各地风土人情、地方病、产业分布、历史典故了若指掌。有次陪他南下高雄，在专机飞过桃园上空时，他特别考我，为什么桃园是埤塘最多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埤塘？大致如何分布？真把我这桃园人考倒了；最后他从地形、年雨量分布、河流、土质等特点，如数家珍的告诉我答案。
十二、特殊的人生际遇成就大格局，为人民留下丰富资产
李总统由于特殊的人生际遇，拥有看似乎集矛盾于一身的丰富阅历：“南人北相”──身高183公分的南方人，讲流利闽南话、日语、英语的客家人；是曾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道地的台湾人，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日本、台湾受教育，又是留美的康乃尔博士。
22岁以前是日本人，对中国满怀憧憬，实际和中国只有在青岛惊鸿一瞥的接触，日后却受蒋经国栽培，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他这一生特殊的际遇，成就了他的大格局──眼光前瞻、有战略高度、用人涵括各政治光谱；因此留给台湾人民丰富的资产。
［本文感谢前总统办公室主任 苏志诚先生提供资料与斧正，文责由作者自负］
本文由国安会前副秘书长张荣丰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于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