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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廖亦武:人们记住“武汉” 我就胜利了

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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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2年06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世勋采访报导)在台北书展一个摊位的角落里,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拉个小凳子坐在一旁,等着一会活动开始要上台讲话。

他拿出手机,打开影片,播放“六四”33周年悼念晚会上他朗诵自己的诗——《大屠杀》的片段。

影片中他嘶吼:“杀人了!杀人了!开枪!开枪!向老人、向儿童、向妇女开枪……”画面中的讲台下有个工作人员,就在音响旁,被突如其来的怒吼吓到,蹲着摀着耳朵。指着萤幕,廖亦武像个老顽童炫耀宝物似地说:“你看看,就算很大声,他还是在那不走。”

晚会上每位来宾只有几分钟讲话的时间,廖亦武却想把整首诗念完,时间到了主持人只好上台把他请下去,成了小小的意外插曲。“我才不会听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又不是布偶人,我有我的想法。”

说到此,廖亦武停止了笑容,严肃地说:“大屠杀就是这样的,很恐怖的,没有跟你按照程序走的。”

这大概就是廖亦武的写照——反叛与不羁,是他诗人的个性;对历史临场感的重现,是他作为作家的责任。

诗人与时代的录音机

廖亦武说,中国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高楼大厦、经济腾飞、现代化的中国,另一个是地下的,人民就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找不到出路,贫穷、愚昧,但也有善良,这些交织在一起的中国,他说:“共产党宣扬的是地上的中国,我写的是地下的中国。”

廖亦武的写作情怀也有两种,一个是诗人的,一个是纪实的。

​​在1980年代,他发表了许多具反叛精神的诗作,是个有名的诗人,他崇尚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向往自由与反叛,廖亦武谈到,早年第一次听到歌手巴布狄伦(Bob Dylan)在六零年代的歌曲《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时,心里震了一下,“​​觉得自己生活得太可怜了,应该到世界各地去游荡、去探索、去反叛。”

但1989年,成了他创作的转折点,廖亦武写了诗歌《大屠杀》,在6月4日凌晨天安门镇压进行之际,同步朗读了这首诗,并与加拿大公民戴迈河一起制作并复制成录音带,传遍中国。

一男子拿着海报,展示坦克人在北京长安街上只身阻挡中共坦克车队前进。(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他因此被中共抓捕,坐牢四年,辗转了四个监狱,在监狱中受尽酷刑,曾企图自杀两次,九死一生。

在监狱中,他发现,以前写的东西在暴政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于是,廖亦武开始用笔记录下中国底层社会被沉默者、被抛弃者、被迫害者。1999年,他的著作《中国边缘人采访录》出版后,随即被中共查抄了印刷厂。2008年,这本书出版了英译节录本《吆尸人》,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有英、法、德等二十几种译本。

廖亦武称自己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录音机”,记录下每个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当中小人物的挣扎与遭遇,他说:“如果我没坐牢的话,你今天看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人,嬉皮式、啥都不在乎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酒鬼,是监狱把我造成了这样一个作家,和其他作家不一样。”

由于在中国被中共迫害,2011年廖亦武决定出逃,“当时决定要逃跑的时候,我感觉到背脊发凉,因为我当时已五十出头了,再不跑就彻底地完蛋了,就灭在他们手里,一生就全都毁了……”

因为跟云南底层社会熟识,他买通当地走私贩,带他越过中越边境,然后从越南河内登机飞到德国,过程惊险有如电影般。

2011年流亡到德国至今,能够自由地写作、发表,对廖亦武来讲成了最重要的事,他出版的非常多的重要的著作,像是《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毛时代的爱情》等书,获奖无数,像是2012年获法兰克福书展“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年获法国文学与艺术军官勋章等等,成了华语作家中著作翻译成国际语文最多的,也是获得国际奖项中最多者,还多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21年他也出现在首批公布的短名单上。

我的愤怒很年轻

对廖亦武来讲,愤怒是他写作的动力,他说“我的愤怒很年轻”,因为目睹共产党不断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我记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它们(中共)作恶的速度。”

但光是愤怒还不够,若没留下记录与书写,这样的愤怒就很徒劳,廖亦武说:“有很多人很愤怒……年华的流逝,共产党也不会怕你,但是如果你写出《武汉》这样的书,很多人看到了,这就是一个是愤怒,一个是作家的荣耀。”

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反共”作家,他说:“反共只是我职业的一部分,因为它是邪恶的,所以要反对它。”对廖亦武来讲,传播真相是更重要的:“我主要就是透过高超的一种文学传播真相,真相不是你喊两声‘打倒共产党’别人就会认为你这是真相,真相需要一种客观的描述,需要精湛的语言,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你把它传播出来,让一个不懂中国的人,或是不懂这些东西的人能够接受。”

一次,德国的《明镜》周刊问他:你心目中好的作家要具备什么条件?廖亦武回答:“在中国,(好作家具备的条件是)要坐过牢、离过婚、被工作单位开除。我说这些作家也没坐过牢,也没离过婚,也没被开除过,还是在工作单位,他怎么可能是好作家。”

写了那么多纪实的著作,在心底,廖亦武还是认为自己是个诗人:“​​我本来就是一个诗人,因为一首诗坐了监狱,整个就改变了我。我的生命前半截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关心政治,信奉垮掉一代,然后坐牢让我懂得了政治是个什么,然后就是一直到今天。”

图为中国重庆的一个监狱里的囚犯正在车间里“劳动改造”。(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只要人们记住这“武汉”两个字 我就胜利了

今年一月,他的新作《武汉》德文版在德国出版,随即造成了轰动,几乎德国所有的媒体都做了报导,两个多星期就卖了一万五千多册。今年六月,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刚好四月时廖亦武拿到台湾外交部奖学金来台进行写作计划,在台湾会待几个月。当中遇到台北国际书展,他的书也成了很受瞩目的书籍之一,连行政院长苏贞昌在逛书展时都推荐给自己的幕僚。

《武汉》是一本纪实小说,记录下2019年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时,中共连夜封城的景况。

故事分两段,一开始由公民记者Kcriss(就是现实世界中的公民记者李泽华)独自开车到武汉调查病毒的情况,他探查了火葬场,试图了解真实的死亡人数,又来到了武汉病毒实验所旁,想对病毒起源一探究竟,结果被国安追捕。

接着讲述了一个虚构的人物、旅德学者艾丁,他在回家过年的路上刚好遇到封城,回家之路顿时艰难重重,他经历了武汉人被歧视、抓捕,遇到重重路障,就是想回到在武汉的家见妻女一面。

书中种种场景记录了中共封城下的乱象与粗暴、民众的绝望与恐惧,带读者跟着紧凑的故事游历了一次当初封城的武汉。

图为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街道空寂。(Hector RETAMAL/AFP)

为何这个故事重要?廖亦武谈到:“病毒从武汉蔓延到全球,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杀死了几百万人,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人们根本就忘记了这个(是从哪开始的)……通过这种方式(我的书写),用武汉那么大的字体,把这两个字深深地打进人们的记忆里,今天台湾人每个人都在戴口罩,你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了,已经被共产党的病毒改变了,你还无知无觉,哪一天突然独裁降临……你还不懂怎么回事。”

对廖亦武来讲,共产党要世界遗忘,但他要世界记住真相,“我写出了这个《武汉》,只要人们记住这两个字,我就胜利了,就是说这个病毒就是他们(中共)放毒的,所以我要想尽各种不同的手段,去推广这个两个字,推广这样的故事,让大家牢牢地记住。”

上海封城是武汉封城的延续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很特别,那些生动的武汉封城场景,都是廖亦武在德国写的。原来,在一封城之后,廖亦武马上察觉这是一件大事,马上将网络上的资料通通下载,从中共官方一开始还没删掉的关于病毒的报导,到网络上民众上传的讨论。三个月下来,趁网警来不及删除时下载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后来电脑还被骇客攻击,很多宝贵资料还救不回来。

一开始,因为牵涉到病毒起源的问题,西方出版社还不愿意出版他的著作,后来他再稍加修饰、客观化后出版,获得德国左、中、右媒体的赞扬。廖亦武分析,先不谈病毒是否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有两件事实非常关键:“第一,病毒是从武汉来的,第二,当武汉封城的时候,中国的《人民日报》没有一个字提到武汉,也没有一个字提到病毒,而是把所有的海关、航班全都敞开,让这些疑似病人飞了几十万到世界各地。”

廖亦武曾表示,“如果在《武汉》之前,我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我记录了其他中国同行不可能记录的事件……而在《武汉》之后,我才称得上是一个‘世界性的作家’。”

对此,廖亦武解释:“因为这武汉病毒成为了世界性的,这个武汉也将成为世界性的城市,它可能以前名声在北京、上海、广州之下,但随着这本书的传播,它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因为病毒就从武汉来,大家会记住它。今天大家戴口罩,死了多少人,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被病毒侵略的国家比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还要多,都是因为这个武汉。”

而上海封城惨况还在发生的今天,记住“武汉”更是重要,“(上海封城)其实就是武汉封城的延续,共产党开创了一种模式,就是武汉封城。”

廖亦武认为,独裁者都生活在真空中,掌握了无比大的权力,但是没有人敢跟他说实话,所以封城模式下民众的惨况习近平都不会知道,“独裁者哪听得到这个(人民的愤怒与惨况),下面会汇报:习主席啊,你真英明啊……独裁者都是存在真空,为什么普京惨败,他就是没有人敢跟他说实话。”

上海封城期间,许多小区居民质疑物资被囤积、私藏、转售,要求查看居委会的物资,与警方爆发冲突。(视频截图)

台湾是我母语的祖国

作为一个华文作家,廖亦武的作品被翻译超过二十种语言,但中文的版本只在台湾出版,他曾说过,台湾是他出版母语著作的“祖国”,对他来讲有特别的意义。他谈到:“台湾还是中文著作出版品质最高的地方,而且有这氛围跟传统,我现在住在德国,台湾这个地方就真的是我母语的祖国。这个地方失去了,我就不能像托玛斯曼说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如果失去了台湾,我就不可能像他这样说出那么有底气的话。”

对于台湾的自由与民主,廖亦武认为,这方面台湾还是在成长阶段,而且各种历史与人物纠结在一起,他认为,要理清这些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但不管如何,台湾社会的底线与共识就是自由民主,应该共同守护这生活方式,他说:“(台湾)你是在世界的潮流当中作为民主国家的一员,在和(中共)独裁对峙,这个才是根本的。如果共产党有一天占领台湾,所有这些(争论)都终止吧。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今天一切争议都不重要了,这些纠结都不重要了,就是历史嘎然而止,习皇帝到了台湾,你觉得现在这些重要吗?就不重要了。”

台湾不少人对中共抱有幻想,认为中共已经变好了,或是中共可能走向民主,廖亦武则断然指出:“它(中共)不可能改变,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从来都没改变过。”

而西方世界认为可以透过贸易改变中共,到头来反而被中共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廖亦武说:“中共进行(六四)屠杀之后,改变了策略,把金钱当成人类唯一的宗教,中国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不是这些民主世界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民主世界,你必须要承认你的惨败,美国、欧洲……今天这个样子,你们这些政治家当然要负责任。”

台北101大楼资料照。(Pixabay)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神病毒

先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关于马克思时,廖亦武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精神病毒,马克思是个疯子,看不出跟希特勒有什么不同。

廖亦武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现在病毒的传播很像,当时从伦敦,马克思,一个半疯的人,写了这个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现在是:病毒自从武汉出发之后,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在西方也很受到欢迎,这个“病毒”似乎还无法“清零”,但廖亦武强调,得让大众牢牢记住共产党所带来的灾祸,“通过我们的写作,通过你们(大纪元)的新闻,让大家牢牢地记住。”

除此之外,对廖亦武来讲,判断共产党好与坏不需要用到政治观点,只要用正常的审美标准来看,就会发现共产党是丑陋的,他曾说过:“我与共产党对立,不是政治,而是审美。”“它们(共产党)不知道自己多丑陋,我们就要不断揭露它。”

而目前中国疫情肆虐与封城惨况,中国民众却可容忍中共与习近平的统治,他认为就是因为民众的审美标准被中共改变了,“你觉得(中国)十几亿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这些人,现在被一个一个脑子都不健全的人统治,你觉得是一个什么问题?大家能够容忍他,我觉得就是一个审美问题,就是因为审美被改变了,不用啥政治观点。”

图为中共军警。(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这“心比天高”的监狱 谁能翻得过去

五月,走在乌来的南势溪山间,廖亦武照下了一张云雾飘渺的山景放在脸书上,他写道,“拍了数张云上的乌来,其中这张堪称神来之笔,它能匹配长诗《监狱-寺庙》中的句子。”

廖亦武拍摄了数张云上的乌来,将这一张云雾飘渺的山景放在脸书上。(廖亦武脸书)

《监狱-寺庙》是廖亦武自己写的长诗,他在照片上方附上诗句:

比墙更高的是山
比山更高的还是山
你在梦中越狱
翻过墙、翻过山、翻过云
俗话说‘心比天高’
这‘心比天高’的监狱
谁能翻得过去

翻过了中共监狱的廖亦武,正在继续发挥自己“时代录音机”的力量,让更多人能翻过中共在人们心中筑起的监狱。

责任编辑: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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