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0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木风7月9日报导) 中国银行发言人星期二宣布，上海分行行长周路因违规贷款13亿元给房地产开发商[万泰集团]炒作房地产受到撤职处份。这是最近继刘金宝、周正毅等人之后中国揭露出的最新一起重大经济腐败案件。它促使人们对愈演愈烈的经济腐败现像进行深入的思考。美国之音记者木风为此访问了一些专家学者，就中国腐败现像产生的根源、特点以及中国政府反腐不力的症结所在等问题进行的探讨。
据报导，上海房地产开发商[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因涉嫌以欺诈手段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获取人民币13亿元的贷款而被捕，上海分行行长周路被撤职。上海市政府上个月刚刚宣布，[万泰集团]和上海的[农凯集团]因涉嫌欺诈案而接受调查。[农凯集团]董事长就是上海首富周正毅。[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也因周正毅案子而受到当局调查。这几个案件组成了一个小高潮再次把腐败问题推到了人们思考的前沿。
*一个成克杰倒下去，无数个成克杰站起来*
自从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反腐败的声浪就一浪接着一浪。但腐败的势头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2000年8月因接受贿赂几千万元而伏法。处决成克杰这位国家领导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震动并没有能够阻吓腐败势头的上涨。在成克杰死后的两年中，腐败案件一个接着一个，标题人物越来越多，如王雪冰、朱小华、李经纬、仰融、杨斌、刘金宝、周正毅、周路、钱永伟等。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方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腐败程度已经今非昔比了。
方觉：“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几个主要的国有银行因腐败、挪用、贪污、行贿出现的这些黑帐已上几百亿，总额已超过千亿。”
方觉还说，光是[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经手的借贷坏帐就高达960多亿元人民币。经济腐败为什么会屡禁不绝，越打越凶？是什么东西造就了这个威力无比的滋生腐败的温床？
*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冲突*
伦敦《金融时报》最近刊登一篇长篇文章认为，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经济制度是原始资本主义，而政治制度却是带有列宁主义痕迹的共产党官僚体系。在这种制度下，私有财产和民营经济得不到法律保护。民营企业家要生存，工资很低的政府官员要过好日子，他们就必然要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外寻求生存之道。民营企业在国有银行贷不到款，拿不到营业牌照，就只有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钱贿赂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也乐意利用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来为自己和家庭换来好处。
*一个人人都违规的社会*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法律事务所所长茅予轼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相互矛盾的现像。茅予轼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并不是对计划经济的改革，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又长出市场经济这一快儿。腐败现像就是这种“双轨”制度的特有产物。
茅予轼说：“有一个特点，中国的转型社会跟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我们的一切规章制度和法律都在变。从宪法开始就在变，过几年就得修改一次。比如说，原来民营经济是非法的，后来民营经济合法了，后来又变成重要组成部分了，一直在变。在合法之前，搞民营经济就是非法，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民营经济出现了。”
茅于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还举了一个例子。在1980年中国就宣布公民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当年全国只收上来16万元的个人所得税。这说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缴税，都犯了规。茅予轼说，大家都在违法，企业家也是普通人，违法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茅予轼还强调：“周正毅、牟其中和赖昌星等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文化程度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根本不懂得法律，也不懂得社会责任，甚至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不太懂，而且胆子又特别大，人也很聪明，所以就干出这些事情。”
*缺乏法制传统*
美国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认为，中国产生腐败问题的最大根源是中国没有法制传统。
谭慎格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法制传统。无论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大革命岁月，还是在邓小平的改革年代，中国都不强调法制，而是讲扩大党的作用。民营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明确的法律告诉他们具体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合法。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折不扣地遵守明文法律，什么钱也赚不了，另一种做法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法律，但最好不被人注意到，一旦注意，就完蛋了。”
谭慎格指出，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转型产生许多法律模糊地带，再加上中国人习惯上重视人情甚于法律，这都使民营企业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更习惯于通过贿赂有关官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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