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 刊物寄到，爱不释手，读出心得，是为兹题。
我是冲着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一书拜识这本历史文化季刊的。书与刊一脉相承，志在求真。曰“真”者何？真相、真理之谓也。通过真相求真理便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华文化的本体论，也是治史的精髓，更是天地良心的凭证。
一、还原历史，唤起历史使命感
历史之所以需要还原，是因为中共已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可邓小平却说：“实事求是是毛泽动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9页)实际上,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特征的《黄花岗》杂志只得在海外出版，就说明中共视“实事求是”如洪水猛兽。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死敌”。“死敌”意味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他”治下，你要不怕死，你就去坚持实事求是；二是人们果真都坚持实事求是，则“他”就会死亡。邓小平的说法倒是合乎“死敌”说的逻辑的。如果邓说：“毛泽动思想是一个恶毒的谎言体系”，则他所代表的中共就正好是实事求是，而不是把“实事求是”当作谎言的总包装了。
人们在毛氏“实事求是”的毒汁中浸泡久了，猛一看到历史的真相，不禁大惊失色：“怎么搞的！？孙中山缔造的中华民国成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到成了历史的倒退，专制的复辟；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成了伟大的民族英雄，钻进窑洞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抗战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成了不抗日、破坏抗日、与日勾搭、让日本多占地、开展种植鸦片大生产运动、认贼作父依靠苏联打内战、毁坏中华文化强行马列洋教、祸国殃民无恶不作的民族败类了……呀呀呀！世界全翻盘了！”面对如此神奇捣怪，倒是大可多见不怪。因为，“假作真时真也假”不自今日始，只是于今登峰造极而已。
由于书和刊是以铁的事实，无可反驳的逻辑，透辟的见解，准确的语言，毫不含糊的态度，审慎而又大胆地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这就不仅使许多人惊，而且使许多人喜，更使许多人思。大陆一青年来信说：“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完整的接触中国近代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的谎言历史，”（凡引自本书刊即不再注明出处）另一位说：“我是上海的一名刚毕业的学生，……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腐败，极其残暴专制党的领导下！一直以来这个政党就善于欺骗善良的群众，愚化百姓，惨害异己……在上海的一般老百姓中没有多少人是支持这个党的，全国更是如此。”一封来自伦敦的信说：“我作为大陆留学生，能了解到祖国的真相让我高兴而又悲哀，我为我不再被骗而高兴，为13亿同胞仍然被骗甚至沦为帮凶可我不能帮助他们而悲哀……再看看我周围的人，一个个漠视的眼神，让我觉得愧对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国民党先烈，我痛心。”更有一位大陆青年为辛灏年教授捏一把冷汗：“我很害怕中共会有什么下三烂的手段危及先生的人身安全，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想一想，看一看，这位青年的担心是多余的吗？
本来，辛教授作为一介书生，也只是坐而论道而已，可神经衰弱的中共却让特务放出信息：在对王炳章绑架以无期徒刑加害之后，下一个就是辛灏年！半个多世纪，中共血腥的专制统治，更使人们深切怀念孙中山创建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激起人们增强护国护法的历史使命感。辛先生通过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告知人们共和革命与专制复辟，护国护法与毁法祸国斗争的经历与前途，使人们认识到护国护法任重道远，前程多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在现在英、法、德、俄已取得了“魔高一丈，道高十丈”的胜利回合，让中国人看到了必胜的前景，决然知难而进，作坚持性顽强性的努力，拿出黄花岗72烈士创建中华民国的牺牲精神重建中华民国！
二、复兴中华文化，驱除马列洋教
什么是文化？最广义的界说是“人化”。什么是历史？我在解放前学到的定义是：“人类活动的总成绩”。所以，亡我文化即亡我历史，亡我民族，亡我国家。中共干的是什么勾当呢？1945年加入共产党的，历史专业学者高思维先生在《黄花岗》总第六期上发表文章《中国人不知中华文化真可悲》，副标题是：“中共党史就是消灭中华文化的历史”。可谓极中肯綮之言。
但却有人不以为然，说毛对中华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批判地吸收”而不是“消灭”。让我们来看看他在“批判地吸收”与“消灭”之间是怎样玩弄魔术的？他为确立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本着“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方针，对中华文化横挑鼻子竖挑眼，合马列则存，违马列则亡。我敢说，我指出的这个事实连中共也无法否认。但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试问：一，中华文化为什么要由马列来裁定？马列国的文化要由孔孟来裁定吗？二，这种做法不就从事实上导致了如辛灏年先生所指出的：“独尊邪教，杀尽百家”的局面吗？你对第二问可能大惑不解，可你要是了解了共产党的语言魔术，你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方，用魔术语言来表述“社会主义民主”：“你的意见跟我的相同，我就完全服从你的意见；你的意见跟我的不同，你就要绝对服从我的意见。”看似机会均等，你也服从我，我也服从你。但是，只有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时，我才服从你的意见。在实质上，说来说去仍是，你要完全、绝对地服从我的意见，除此之外没商量。用同一思维方法可以看出，说来说去仍是，只存马列洋教，消亡中华文化。
中共总是得了便宜卖乖。他对中华文化砍杀，歪曲，取其糟粕弃其精华之后，又把他的罪恶行经归咎于中国文化。邓小平列举出毛泽东的诸多恶行，如高高在上，滥用职权，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不守信用，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专横跋扈，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个人领导，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别人都是惟命是从，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个人依附关系，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邓归因于：“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更有意思的是下面这句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一些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同上，第287─292页）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共产制度，马列文化才是万恶之源。”还有，海内外都有人把周恩来死心塌地、助纣为虐的恶行归咎于中国的君臣文化。可是，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孔孟学说，关于君臣之道是这样说的：“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卷“定公”章）可见是双向的。更大胆的是，如君贼仁贼义，则杀之也无妨。“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主”卷“汤放”章）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党内大儒”周恩来虽熟知这些，但因中马列毒太深而不能自拔，从这方面看，正如辛先生说：“将马列文化的孽根性说成是中华文化的孽根性。”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人类文化糟粕之总汇的马列文化，它的子孙对中国文化的糟粕特别噬痂有癖，还以“忠君”来说，不仅周恩来如此，全党皆然，如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最好的说明。按孙中山的意思，应该相反，不是人民对领袖，而是领袖对人民应该“三忠于，四无限”。孙先生说：“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民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当有人喊孙中山“万岁”时，因他对拥戴皇帝的这一套表示深恶痛绝而坚决反对。可你知道吗？在大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是毛泽东自己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的。更别提文革时“万岁，万万岁”的聒噪不绝于耳了！用孙先生的言行对照毛的言行，方信辛灏年言之有物矣：“由中国的马列子孙们专门拣拾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而制造出来的种种‘先进马列文化’，它们就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
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是中共毁灭文化的一次集中表现，使人们看清了他们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之浩劫，对于书、儒，即便躲过焚、坑，也躲不过批。如果说，大陆存活的知识份子躲不过生不如死的洗脑运动，那么，所有古今中外的书和知识份子几乎都躲不过挨批、焚、坑、洗、批，都是为了破坏文化精华，立马列糟粕。这已是尽人皆知，故不再展开。我们还是要回到辛先生的话上：“不是中华要驱除马列，而是马列祸害了中华。”
复兴中华文化并不是刻舟求剑，而是遵循国父遗教：“发扬吾固有文化，并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即现代化。杂志不遗余力地从一般论述到专门论述，特别是大篇幅地传扬了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大师的文化卓见,以及许多后起之秀的研究成果。大陆的知识份子认祖归宗的，也都在做着复兴中华文化的工作。但有些所谓“精英”们却仍在咬着屎撅儿硬托，说什么“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但上面指出的事实已足够证明，这种削中华文化之足，以适马列文化之履的做法，不是重建而是出卖中华文化，出卖祖宗，出卖自己的良心。可能他们为的是：活着好邀宠于当局，死后好去见马克思。而我们却要相约，死后一块去见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告诉先生：“那些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都找马克思去了！”
三、鼓舞良心，激发每个人的一念自觉
良心是人性之本，人性是文化之本，文化是历史之本，历史是国家民族之本。共产党的哲学和实践，都是不讲良心的，毛泽东得意忘形而又冷酷地说：“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毛选五卷第198页）其实，毛对谁也没有良心。他对兄弟姐妹有吗？对妻子儿女有吗？对亲密战友有吗？就以他对为他打下江山的农民说吧，也“是很没有良心哩！”他坐天下后，战死的是农民，饿死的是农民，被盘剥的是农民，被逼缴公粮卖余粮的是农民，被剥夺国民权力而沦为二等国民的仍是农民！他用以哄着让农民心满意足的办法是，让他们在地主身上踏上一只脚，表演一句地方戏的潜台词：“有为王在马上，比官儿还大，思一思想一想，我是皇上！”
你说毛泽东不讲良心，刘少奇讲吗？毛的秘书叶子龙“宣扬毛的桃色事件，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诬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322页）个人，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你就有权不经司法部门就可枪毙一个人吗？联系到刘对毛是个大淫棍再清楚不过，这件事就不仅表明他无视法制，而更表明他大大地昧了良心。至于周恩来，他一贯是昧着良心以求生存，在儒雅其表皮、马列其内瓤下，做了数不胜数的落井下石，屙脓尿血的事。总之，要想在共产党里找有良心的人，不能说是“大海捞月”恐怕得说是“大海捞针”。对全国的知识界也可作如是观。最恶心人的表现是：有奶便是娘，见奶不认娘，为奶出卖娘。对娘犹如此，确证了一句大白话：“良心全叫狗吃了。”由于共产党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所以，奶就集中在毛泽东身上，因而也只好“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人啊！堕落到这步田地，不知廉耻为何物。牟宗三说：“什么叫做糟蹋文化生命呢？在这里所表现的即是人无廉耻。五代人无廉耻，代表人物即是冯道，也如今日大陆上有所谓的‘四大不要脸’，其中领衔的即是郭沫若与冯友兰。你想，谁愿意不要脸呢？谁能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唐末五代的人难道自甘下贱吗？但是，五代这个局面就把人糟蹋得无廉耻。大陆上，黄帝的子孙，哪能没有廉耻之心呢？为什么能够出现四大不要脸呢？难道说郭沫若、冯友兰就愿意不要脸吗？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才使得人无廉耻。这‘四大不要脸’不过是因为他们较有名气，易受注意，而特别举出来。事实上，岂止这四个人而已，一般人谁敢有廉耻之心呢？”
各行各业的人不见得都关心政治，但只要你有良心，共产党就把你当成他政治上的敌人。法轮功何罪？只因为宣传真善忍，说要唤起人们的天良、良知、良心，就遭受到中共予以群体灭绝的迫害。有名的年轻音乐家杨逢时何罪？只因为，如她自己所说：“有人对我说，你是音乐家，何必管政治？我说，这不是政治，这是良心，人若没有了良心，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艺术家若没有了良知，创作则失去了灵魂。我是个作曲家，我不懂政治。”（《黄花岗》创刊号第126页）为此，她就被中共拒之于国门之外，有家不能归。这里有个底细，共产党是个昧良心集团，他决不见容讲良心的人。洗脑就是消灭良心。不会昧良心就是没有改造好。昧良心者多了，便对中共做的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不仅无动于衷，且会入股分红。张三一言说：“最大问题是今天有很大部分的读书人是被党包养起来的，是被党收买了的没有了灵魂，没有了良心，没有了独立人格的人。今天中国的御用文人之多是史无前例的。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知识份子就相对弱势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文人中反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声音分贝那么高的理由所在。从而也说明在中国民间笔杆子与这些御用文人斗争之困难。”《黄花岗》便是民间笔杆子在海外办的刊物。它能坚持发刊10期，实在是一支良心的凯歌！同时它通过还原历史真相，复兴中华文化，又在呼唤着和鼓舞着良心！
良心的苏醒，如睡狮猛醒，力量巨大，坚不可摧。让装备有核牙齿的中共国家机器，在宣讲真善忍的法轮功面前，在追求良知的艺术家杨逢时面前，在真话英雄蒋彦永面前，在天安门母亲们面前，在湖南三壮士面前，在一杆笔敢抗三代独裁的作家王若望面前，在党内敢言之士李锐李慎之面前，在网络战士刘狄杜导斌面前，在还原文革真相的王友琴宋永毅面前，在黄花岗精神传人王炳章面前……在在显得黔驴技穷，图穷匕首见；甚至陷入“现”和“不现”两作难。由于牟中三先生没能看到今天的情景，所以他那时说：“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大陆的同胞被共产党圈在人民公社，不能讲廉耻，不能讲气节。这就是作贱人的生命，作贱文化生命，同时也即作贱我们这个民族生命。这个生命被继续作贱下去，是个很可悲的现象。问题即在于共产党能够作贱到什么一个程度？人性究竟还有没有复苏的一天？人性能否觉悟，而发出力量把共产主义冲垮？有没有这么一天呢？”今天就是“这么一天”，世界共产主义已被冲垮，中国的共产主义也部分地被冲垮，全部被冲得走了形，正在张牙舞爪地回光反照。《黄花岗》的使命就是继续鼓舞良心，唤起每个人的一念自觉！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胡志伟说：“首次在网上看到《黄花岗》，精彩极了。这是中国人的文史刊物中最出色的一本。祝愿刊物蒸蒸日上，突飞猛进。”这也表达了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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