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在封闭与偏见中成长

——“献给”中共五十五周年“国庆”

唐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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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8日讯】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而今已界五十五年整。从人的一生来讲,也就是已过知天命的年龄,即将步入老年。假如你不幸生于1949年,那么,你今年已经五十五岁周岁了。经过长达五十五年的专制统治,中国的老百姓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中”其实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而最不幸的则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人。

中共统治中国五十五年来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仅仅因政治运动而遭到迫害的民众就达数百万之众。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四清运动,文革浩劫,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清查五类人,镇压西单墙运动,六四镇压,镇压法轮功等,每此政治运动都造成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及其家人遭受迫害和牵连。而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损失,以及对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的破坏更是无法永远弥补。笔者在此并不打算全面清算中共的罪行,那是史学家们的事情,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全体国民需要长期去做的事情,非一时半刻所能就。本文仅仅从中共过去五十五年来进行全面新闻封锁和剥夺人民的知情权的角度来探讨中共的罪行。

如果我们说中共是中国历史上对言论管制最严厉的政权,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即便是秦始皇统治时期,也无法与中共相提并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秦始皇算什么,所谓焚书坑儒不过就是烧了几本古书,杀了六百多儒生而亿。我们要对反动的知识进行全面镇压,将所有旧文化的产物都摧毁,将所有的反动文人都要彻底镇压。他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这样做了。经过中共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中国大地上几乎再也找不到文明古国的痕迹,除了过去的皇帝居住地如今被中共领导人所占的中南海等地外,其他古迹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地破坏。而国民党时代的所有民办报纸,要么被当局所控制,要么被查封。众所周知,在被中共称为旧社会的中华民国时期,甚至清朝末年,民间就允许办报。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国民办报刊达五百余家之多。即便是在国民党清共后,中共的机关报等都能照样公开发行。中华民国曾制定了新闻法,而且基本上是依法办事的。可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不仅所有的民间报刊遭到封杀了,连带新闻法也给废除了。按照中共前领导人陈云的说法,国民党因为有一部保障新闻自由的法律,所以常被我们钻空子,结果他们的江山都丢了,我们要吸取他们的教训,不能让任何人利用新闻法做挡箭牌来对付我们,我们没有新闻法,因此我们可以无法无天,我们想怎么对付他们都可以。——这就是新闻法千呼万呼不出台的根本原因。

中国不仅没有用来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新闻法,而且压根儿就不让公民有任何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任何文章的发表,都必须经过中宣部有关部门的审查。因此,我们读到的文章都是经过过滤的与中共观点永远一致的言论,或者是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歌功颂德式的文章。我们无论是打开电视还是翻开报纸,每天看到的国内新闻都是三大类:一是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文革时的电影记录片都是这类东西,小时候还以为记录片只能拍这类东西呢);二是领导干部召开各种会议,或传达会议精神;三是各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每天少不了会建成一坐桥梁或公路铁路输油管什么的;至于国际新闻方面,则不外乎是各地与中国的友好经贸往来,对中国的称赞,及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游行示威暴力冲突经济危机,或权力斗争国会打架等,总之,世界一片黑暗,风景这边独好。而报纸的新闻报导也好,评论也好,其文风与用词可以说是五十五年保持不变。任何文章都能闻到一古奇臭的党八股味:高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胜利召开,形势一片大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发扬革命传统,提高思想觉悟,进行思想教育,伟大、光荣、正确、争取更大的胜利,伟大成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三讲,五讲,三要三不要,五要五不要,江八点,胡N点……。我们每天都到这些同样内容的不知所云的陈词滥调,被强行灌输同样的观点,久而久之,我们的大脑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思考与疑问,成为标准的被洗脑的人。因为思考也是徒劳,思考就等于政治立场不坚定或思想反动,更有甚者还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都是因思考而招致杀身之祸)。久而久之,全中国十几亿人就像在用一个大脑思考问题,所有的人只有一种思想,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论述及胡锦涛XX(还有待中共给胡锦涛的东西起个名字,不过不会太容易,因为好的名字都快用完了)。于光远曾说,当代中国出不了哲学家,真是一针见血。在缺乏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中国,不仅出不了思想家,就连科学家也只能永远是二流货色。所谓二流就是永远只能学人家,而缺乏创造性。无怪乎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好像中国人只有离开中国才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更准确地说,是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的悲哀。

最可怕的是,由于不允许民间办报和不同声音的存在,民众习惯了听同一个声音,因此对于不同的声音反而会感到害怕与不安,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抵触。比如,当我们批评政府的某些作法或某项政策时,有些人就会作出这样的反映: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跟政府唱反调不利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些人完全不明白,正是因为太少的人跟政府唱反调,才导致中共在过去五十五年里犯下了无数拥有新闻自由的国度里不可能发生的错误,如文革,大跃进,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修炼团体等。他们不知道,公共辩论与多元化言论正是一个社会趋向理性化的最根本保障。

如果说过去五十五年来中共仅仅封锁了新闻和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中共在舆论控制方面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是常常肆意歪曲事实真相,有意误到民众,让民众处于一种狂热非理性的状态。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做法就是,中共无数次将历史照片通过技术处理加以篡改。比如,当年毛泽东为了发动全国人民批判他的对手刘少奇而制造了大量莫须有的罪名,同时,刘少奇的照片一夜之间就从所有的媒体上消失了。经过文革的朋友大概都还记得那张周恩来访问苏联归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的照片。最初的照片中是有刘少奇的,可是我们从小看到的照片却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人。再比如,明明是使用最和平的手段的八九民运,到最后硬被说成是反革命暴乱,而参与组织这场运动的学生与市民就被描绘成了青面獠牙的暴徒。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我小时候,中国少年报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栏目,叫“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里面每天刊登一个歌颂社会主义好的故事和一个揭露资本主义糟的故事。这个栏目我每天必读,因此我从小就认为我国人民是世界上生活最幸福的,我们的社会是最美好的。我深深同情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不幸。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只要有条件的,都想法设法投向资本主义怀抱。一时间出国成了最令人羡慕的事,而这些人恰恰是当时国内生活得最好得一群人。他们中的多数要么是高干子弟,要么是大城市的居民,要么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从此以后我不再相信政府的说辞,甚至开始蔑视这个政权。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过类似的冲击和彷徨。

中共这种有意弯曲事实真相,误导民众的行径,说轻一点是误人子弟,说重一点简直是祸国殃民。对人民隐瞒真相,误导民众,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一件发生在有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个政府的信誉就会荡然无存,而且当事人一定会受到追究。可是,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事情无时不刻不在发生。从大跃进时的亩产三十万斤,到六四镇压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无一不是公然撒谎;从唐山大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中越战争的死亡人数,无一不是刻意隐瞒;国人竟遭到如此愚弄长达半个世纪,乃我民族之大不幸也。

中共在舆论宣传方面犯下的另一个严重罪行是对人民进行洗脑。这种洗脑的结果,一方面使人的心智无法正常发展,从而失去对日常事务最基本的判断力;另一方面使人的本性遭到扭曲,最终放弃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这也是今天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全面下坠,民众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爱心的根源所在。比如,中共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都将仁爱等传统美德说成是封建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将行侠仗义主持公道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将信守诺言说成是江湖义气,将知识说成反动等,也就是说将一切白的说成黑的;如今则是每天制造仇外情绪,将美国日本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现代文明国家制造成中国人民的敌人(美国占中国外资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国的税收有五分之一来自外资),号召全面共讨之;同时,将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罪恶累累的仇视美国的暴君如萨达姆、米罗克维奇、金正日、卡斯诺等说成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我每每看到我们的青年同胞对美国和日本展开口诛笔伐时,心里就很难过;因为他们仇恨的现代文明价值,最后受伤害的只会是自己。那些整天在媒体散步仇恨评论的知识份子,不仅有愧于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而且还扮演了误人子弟的罪人。要想恢复国人的道德意识,唯有从开放舆论和保障言论自由入手,让国人逐级从封闭与偏见中解放出来。否则,中共因为对人民进行洗脑而造成的危害,将祸及子孙万代。

能否公开发表见解和行驶言论自由权,是反映一个社会保护和尊重所有其他人权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我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更为糟糕的是,我国的法院在开庭审判这些记者时,常常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外界的旁听和监督,完全处于一种黑箱作业的状态,整个司法过程毫无公正公开可言。基于以上的原因,过去几年我国都被保护记者协会和记者无疆界组织同时列为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们知道,所有地区和国家,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可能发生侵犯言论自由权的行为。但是,民主机构虽然不能防止随时会发生的侵犯言论自由权的行为,却可以为保护这一权利提供保障,并为行使这一权利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言论自由权不仅受益于民主环境,而且还有助于甚至促成有效民主制度的产生和存在。要想拯救中国于重重危机之中,要想尽早结束中国一党专制的落后局面,早日实现民主化,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冲破新闻封锁,要求新闻自由的全民运动。等到那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爬上某个等级才能看到像大参考一类相对比较真实的新闻,等到那一天,所有的出版物不再分成内部发行与公开发行等,等到有一天,我们的手里有了自己的发言工具并能真正自由地发出我们的心声时,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有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开放和民主的社会。

(转载自《公民议政》;www.chinesecitizen.org)(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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