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8日讯】 1966年，我不知怎么被领导选中，指派到四川资中县参加一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又叫“四清”，时间是6个月。
我被社教工作团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公社，任务是驻一个生产小队。当时的公社实行三级管理，（公社、大队、小队）。也就是说，我算下到了最低层。我除按规定行“三同”外（与贫下中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再就是参加工作团召开的会议，向生产队传达会上布置的任务，比如抗旱、抢种等。我没有任何雄心壮志，只想混满6个月回去。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麻烦来了，因为这个小队所属大队的大队长的家，就在我进驻的小队。不知何故，该大队长被列入四清运动重点审查的范围，并要求本小队负责整理收集材料上报。工作团还指派一名材料员来本小队，说是专案负责。此公姓张，按照当时的习惯，称为“张同志”。张已搞过两期“四清”，很有经验，听说正在争取入党。张同志到来后，生产队的社教工作很快由他包了，我的任务就只剩下“三同”了。
那位大队长三十出头，身体较好，性情急躁，念过初中，在那个偏远的农村也是一个人材，何况当个大队长只不过是一个部分脱产的农民。据我听到的反映，无非是群众态度生硬、骂人，有时说粗话之类，这些缺点怎么能与“四不清”挂上钩呢﹖张同志当面笑话我“你太天真了”。他说﹕毛主席说过，群众中有95％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剩下的5％就是坏的。四清就是要把5％抓出来，纯净阶级队伍。如果没有坏人，都是好人，那还搞什么“社教”呢﹖我体会到，这叫做莫、须、有。难怪解放后老搞运动，每次运动都有人倒霉，可能就是根据这个5％来分解的。
张同志根据上级的要求，围绕着明确的目标开展工作。首先，是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年青人，据说所纪大比较保守，动员困难。指名道姓要他们大胆揭发，努力回忆，有什么说什么。并暗示若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可以火线入党﹔有立功表现的可能有机转成吃商品粮的干部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诱人的陷阱。果然，不久年青社员们陆续开始揭发大队长的罪行，有在人实在找不出揭发内容，干脆向张同志说“你指点方向，我编点来说”。可见，这些人在张同志的鼓动下，立功的心有多么急切﹗只半个月时间，张同志就整理出这位大队长二十多条罪行。其中，有条“调戏”妇女的罪行，起因是大队长帮一位女社员运了一车红薯（该女社员出身不好，丈夫在外当工人）。接下来，就是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大队长。在批斗会前，张同志已布置完善，谁发言，发什么内容，怎么说才能打中要害等。
批斗会上，大队长被强迫站在一张八仙桌上，社员群众自带小凳子坐在下面。会场像在演戏，年纪大的社员都默不作声，年青的都按照张同志等演的内容表演，哪知大队长偏不服气，当场反駮对他的批责，拒不承认罪行。于是，张同志便带领大家呼口号，当然，这也是事前准备好的。
批斗大会结束后，大队长的罪行又增加一条，态度不老实，想反案。
尽管张同志搞的材料诸多失实，且许多内容是莫、须、有，上级仍然批准大队长是“四不清”干部，撤去大队长职务，回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和恐惧，我发现要整倒一个人实在太容易了。谁知道下一轮又该谁划入那个5％呢﹖我后来随大流回单位了，但这种恐惧和不安却多年难忘。
程 实 2004年12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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