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近日来,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社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海外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自大纪元2004年12月3日开设“退出共产党”的网站以来，目前（截止12月28日）已有2350人公开发表退党声明。“九评”和“退党”开始成为海外华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对于曾经生长在中国大陆、经历了数十年“党生活”的中国人，现在为什么纷纷加入“退党”大潮，个中的滋味和缘由是什么？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访了居住在大费城地区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黄姓夫妇。今年六十多岁的黄先生（1941年出生）和黄太太（1943年出生）祖籍广东潮汕，2001年来美国和女儿住在一起，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黄先生和太太大半辈子生活在中国大陆，两人的“党龄”加起来也快有60多岁了。近期他们在“退出共产党”的网站上先后发表退党声明。在采访过程中，黄先生和太太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亲身经历的往事。
往事并不如烟
黄先生分享了他10岁时在“土地改革”中的经历。1950年月中共搞“土地改革”，即“土改”。黄先生回忆说，当时南下来的部队，派人到每个村子成立“土改队”，发动群众搞土改。“当时我们村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郑，本地的，另一个姓王，东北来的，他们来了后，就开始评阶级，把村里的人分成不同的阶级，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地主等。我们村有70多户300多人，根据当时的指标，每个村要评出百分之五的地主，评出地主后，就开始斗地主，因为当时土改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孤立富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就这样，村里被评成地主的人，抄家的抄家，没收财产的没收财产，把他们把扫地出门，集中起来，赶到猪牛住的破烂房住着，羞辱他们，叫民兵和儿童团看着他们不要跑掉。”
“看到民兵为了能捞到地主的财宝，把地主绑在‘老虎凳’上喂大粪；用绳子把他们的手指头吊起来,把身体吊在半空,然后用皮带抽打,打得身体在空中荡悠，叫‘飞机吊’…然后是公审大会，法庭来人，宣布地主罪行，问下面的人‘该不该打？该不该杀？’，下面说‘该！’，就当场宣布枪毙，记得有一次看到五个地主同时被枪毙，有一个没被打死，身子跳了起来，一个民兵马上对着那人的脑袋补了一枪。”
据黄先生还回忆了“文革”期间地主受迫害的情况，“当时斗地主死亡最多除了湖南道县，就是广东五华了，那时大搞‘无政府主义’、‘群众法庭’，用乱棍把地主活活打死叫‘棍毙。黄先生亲眼所见当时广东梅县的梅江桥下，顺水漂下来成群的被打死的地主的尸体，没人收尸，这些浮尸就这样漂进南海，惨不忍睹。还有被‘棍毙’的，就是活活用乱棍打死。
黄先生说，大纪元《九评共产党》中提到的共产党的暴政和杀人历史句句是实。在“户户冒烟，村村见红”的“土改”政策下，大约有200多万地主乡绅在这次运动中遭到屠杀。
孩提时代的愧疚
黄先生回忆“土改运动”时说，“当时我才10来岁，上小学二年级，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那时的小孩子们都被编入“儿童团”，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民兵把‘儿童团’赶到最前面站着，让我们跟着喊口号，什么‘打倒地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土改队’叫‘儿童团’的小孩子们去找马蜂窝，叫我们把马蜂窝放到地主身上、塞到‘地主婆’的胸襟里面，找不到马蜂窝，就找蚂蚁窝代替，那个蚂蚁都是两三毫米长，一窝一窝的，咬起人来又痒又疼、浑身起疙瘩”
那时十来岁的小孩子如今已是饱经沧桑，膝下有孙的老人了。黄先生在说起自己在年幼无知时被中共教唆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时，依然稀嘘不己。“孩子就像一张白纸。画上去什么就是什么。记得中共建政前（也就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时期，我上的学堂的墙上就写着‘礼义廉耻，敬业乐群’等字样，念书前，还要洗手净身拜孔子爷。对小孩的教育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童蒙养正，教小孩洒扫应对，奉事师长，友爱别人，端正品行，修养德性。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文明都是这样，只有到了中共就变了样，用‘党文化’强行代替了中国的‘半神文化’。从小就给人灌输仇恨、暴力和屠杀，叫人做坏事，逼人做坏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把小孩子和青少年推到暴力斗争的最前面，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这种恶习一直延续到今天。”黄先生举例说，今年夏天他看到一条新闻报导说，一位南京的中学生到英国康桥参加暑期学习英文班，在繁华的市中心看见一条法轮功的横幅，跳上去就撕，令围观的英国民愕然。当被问及原因时，这个少年说：“老师说法轮功是犯法的”，后来英国民众才知道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是当今中共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的大手笔：在学校推行“百万签名”运动，教唆大、中、小学生迫害法轮功。
黄先生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华民族要有未来，如何能让中共继续遗祸子孙呢？黄先生很庆幸自己能够和家人在美国自由和平的环境下生活。他说，初来大费城时，在路边、公园看到天鹅、松鼠、鸽子、野兔感到很惊奇，感叹这里的动物都生活得自由自在，和人们和平相处，互相礼让，无需担心在“打打斗斗的党文化”中求生存。
小阁楼里的祈祷
黄太太1943年出生在广东揭阳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黄太太回忆说，父亲经营一个做火柴的作坊，雇了几十个工人，原本是一个本分的养家糊口的小生意。然而在五十年代“三反五反”清算资本家的时候，黄太太的本是手工业者的父亲被扣上了“剥削工人“的帽子，被打成了“不法资本家”，从此全家陷入灾难。
黄太太回忆说，“那时我才七、八岁，刚上小学，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个，每天晚上天一黑，一帮工作队的人就冲进家门，批斗我父亲。妈妈把我们几个小孩偷偷带进小阁楼藏起来，不敢出声；整个晚上，都听见楼下批斗爸爸的声音。妈妈带着我们在楼上不停的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经，一直念到那些人离开，我们才敢从楼上下来，看到爸爸神情呆滞的坐在那里流泪…每天都这样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爸爸的精神都崩溃了，如果不是上有爷爷奶奶、母亲还有我们几个小孩，也许早就不想活下去了。
“在‘五反’运动中,父亲经营的养家糊口的小生意,被共产党指控为‘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了支付共产党开的罚款，父亲倾家荡产，连嫂子嫁妆带过来的首饰都变卖了…到六四年搞‘四清’的时候，又把我家划为‘手工资本家’，从此我就背上了沉重的黑包袱，处处低人一等。”
爱的代价
黄太太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付出过很大的代价。“1960年初中毕业后，我就进了四十一军护校当护士。因为父母的身份问题，当时的那些“入团、入党、提干、送军医大培训”的好待遇都没有我的份。单位领导要求我和父母断绝关系、和家里划清界限。因为从小吃了很多苦，我实在无法做到在苦难中抛弃养育我成人的父母。所以我就把每月的津贴省下来，买些日用品偷偷寄给父母，尽一尽人子的心意”
“1968年，我和母亲一起照相，母亲坐在石凳上，我搂着妈妈很亲热的样子，当时我正好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这张相片被别人看见，就被揭发了，说我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和军章、竟然和‘资本家的老婆’搂搂抱抱…组织上要求我写检讨并撕毁这张相片…因为母亲是‘资本家的老婆’，所以我女儿出生后，都不能让母亲来帮助照看并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黄太太说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因为黄太太是“资本家的女儿”，所以在和黄先生谈恋爱的时候也遇到了麻烦。黄先生当时所在的司令部党支部多次找黄先生谈话。因为黄先生的出身不错，所以当时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保密室工作），后来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黄先生就不能在保密室工作了，被调到机关当参谋；两人结婚后，黄先生再降一级，被调到医院做后勤工作，失去了所有调级、晋升的机会。
黄太太说，“我们的经历对很多从大陆来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其实，中国大陆的很多家庭都被共产党伤害过，很多像我一样的母亲都曾经为自己的家庭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亲情被抹杀，人性被扭曲，“阶级斗争”和“共产党邪灵”渗透到每一个家庭。”
黄太太鼓励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能够重新找回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人伦道德：“家庭和人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安身立命的基础，只有到了共产党这儿才被破坏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国古训很有道理。比‘稳定压倒一切’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明天会更好
提起目前在华人社会中出现的“退党”热潮时，黄先生说，自己从1960年入党，一直到1988年起，就没有再交过党费，也没有过什么“党生活”，所以应该算自动退党了。“退了党，做个堂堂的中国人。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没有共产党，生命会更好，明天会更好！”
黄太太说，发表退党声明后，心里感到很释然。 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以及所有的中国人/家庭能够生活在一个不需要为爱付出惨重代价的社会：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一个没有共产党独裁专制的社会。“为了孩子和明天，应该退出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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