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7日讯】索尔仁尼琴仁尼琴，俄国作家。1945年因为在通信中批评史达林而被劳教8年，1953年刑满释放。1956年恢复名誉。1962年，发表《一天》浮出水面，赫鲁雪夫被废黜后，开始遭受打压迫害。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在巴黎出版《古拉格群岛》，用古拉格的亡灵起诉苏联当局，正式揭开铁幕后劳改营的黑幕。1974年，被逮捕并被驱逐处境，被迫流亡西方。1994年，回国至今。
袁红冰，中国著名的自由派法学家、现任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1989年，组建教师组织–‘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支援民主运动。1990年出版《荒原风》，系统否定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1992年主编<<历史潮流>>，反击极左潮流，遭查禁，此后，多次召集众多知识份子，召开反极左思潮大会，要求为六四翻案。1993年，为抗议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以政治压抑学术自由，进行个人静坐示威；1994年被秘密逮捕，罪名为“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当天即被押送到贵州省，半年后获释，但不得离开贵州，终身流放在此。现任教于贵州师范大学。于今年7月21日以贵州省法学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领代表团到澳大利亚访问期间，向澳洲政府提出政治避难的申请。
索尔仁尼琴与袁红冰，身处异国、相隔万里，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呢？将他们放在同一座历史天平上的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中俄两国所遭受的几乎雷同的浩劫，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们俩之间的某些相似经历–极权制度的酷烈迫使反抗它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们为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和写作方式–用自己的文字也用自己的存在昭示着极权社会中写作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决不于罪恶同流合污，决不接受一句谎言，正如索氏自己所说的那样，‘即使谎言铺天盖地，即使谎言主宰着一切，也要做到一点，决不让谎言通过自己兴风作浪。’
对于他们来说， 写作是一种召唤一种见证，是一个誓言一个承诺 ，当然更是一种抗争。在他们的头顶上，除了有灿烂的星空和闪烁的真理，还有亡灵的目光。他们回忆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惨剧，也是古拉格中千千万万同胞的惨剧；他呼喊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困境，而是千千万万同样被暴政所折磨的人类的困境。因此，当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声明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获奖，而是千千万万挺身反抗暴政的人以及无辜被暴政吞噬的人的获奖。
要想在《1984》和《动物庄园》的国度从事对于暴政来说‘釜底抽薪’的写作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条深水鱼，索尔仁尼琴是这样，袁红冰也是这样。
他们的文字属于‘地下文学’，他们的写作属于‘地下写作’。那所谓的‘地下写作’是一种怎样的写作呢？
在索氏的自传中，有这些惊心动魄的细节：‘不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藏妥当了，不想好如果夜间有人叩门我该做些什么，我是不会睡觉的’‘不能让隐蔽的‘原子’从住所里跑出去，连一时一刻也不能允许任何人关注的目光。工作中身处同事之间从不表现自己有广泛的兴趣，而总装出自己对文学一窍不通。此外，生活中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各级领导和所有机关的妄自尊大、粗暴愚蠢和贪婪心理，有时候虽然有可能通过正中要害的控告和当仁不让的反诉澄清某种事情，可我从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丝毫不为闹事、斗争之类所动，只求做一个典型的苏维埃公民，即在任何恣意妄为面前总是俯首贴耳，对任何愚蠢行为总是心安理得’‘整整十二年，我平静地写个不停。只是到了第十三年时才战栗了。这是一九六○年的夏天……我有一种涨满感，构思和行动失去了轻松……我已经对保守秘密感到了厌倦。’
在‘地下写作’方面袁红冰几乎和索氏相同的生命体验，只不过代价更为惨痛，方式略有不同。八十年代，因为有胡耀邦和赵紫阳，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甚至一度出现民主变革的曙光，只是六四枪声一响，这一切都随着‘血雨腥风’而飘逝。真正的挑战则在1994年被逮捕之后，秘密警察搜获到袁一生全部著作的手稿和软碟， 袁红冰后来回忆说，‘我从少年时期就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的流浪汉，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坚硬到足够抵抗任何打击。但是在贵州省的第一次审讯时，当我得知《自由在日落中》手稿已经落了他们的手里，所谓20年的心血全部毁于一旦，情何以堪？人何以堪？从审讯室回到关押我的地方，我真是痛不欲生，简直自己就像是行尸走肉，不知道做什么好。我经过20多年构思完成的小说就像我的儿子，我有他突然被杀死这样一种感觉。在牢狱中经过了三天痛苦之后，我就决定一定要想办法重新写出这本小说，只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自由的蒙古族青年。’
因此，准备‘将当局对他的审判，变为对思想专制的审判，变为对专制法律的审判，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赢得道德荣耀，对中国人格的堕落进行青铜色的抗议’的袁红冰只能向中共屈服了，忍辱接受了当局的释放条件，被贬贵州。于是，在贵州，这个古流放地的连绵阴雨中，袁红冰开始了重铸《自由在落日中》的过程。 尽管黑牢生活的精神和肉体摧残，使他容颜憔悴，病体支离，但是，袁红冰没有一天中断过近乎疯狂的秘密写作。在这方面，袁红冰的‘地下写作’比索尔仁尼琴更为伟大和永恒，因为索氏无论如何都只是一名普通劳改犯，当局不可能对他注意太多，而袁红冰则不同，尽管被释放，中共安全部门对他并不‘放心 ’：窃听电话，在学生和邻居中安插告密者，定期地向安全部门汇报袁的行为，后来袁红冰回忆了怎样在秘密警察对他这个“帝国要犯”密如蛛网的监视下从事写作，‘我一般是□晨2点起床，窗帘用的是那种厚厚的一种，不能有缝隙，以防对面楼上监视我的人发现，开始写作到早上8点，然后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再去上班。有时晚上写作是在外屋开上电视机，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让他们觉得我在看电视，然后我就在里面很小的一个屋子里写作。’
其实，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袁红冰，并不害怕古拉格和死亡，只是对突然被剥夺自由与记忆的权利–被搜去那最令敌人害怕的东西感到恐惧。当年在克格勃特务们阴毒的目光下，索尔仁尼琴义无反顾地宣称道：‘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文学命运也不属于我个人的文学命运，而是所有那千百万人的命运，他们没来得及写完、低声说完、用喑哑的声音诉完监狱里的命运，和自己过于迟了的劳改营中的发现’。同样的，对于袁红冰来说，‘我的少年时期都是在内蒙古度过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蒙古人，他们美丽自由善良的生命，都在这次浩劫中失去了。他们死掉了、被摧残了、消失了。他们的死、他们那种惨痛的经历，深深的震撼了我年少的心灵。在我19岁的时候，我向着内蒙古的苍天和大地发誓，我一定要让他们的生命、它们的灵魂在我的小说中复活。我一定要让他们苦难的经历转化成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这是我对我的良知必须承担的天职，于是从19岁开始写这本小说，蒙古人所遭受的摧残，也就是当时共产党当局对蒙古人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以这个为背景撰写小说，一直是我的一个最主要的事业 ’，‘我向来认为中国人民所受的包括藏族人、汉族人、也包括蒙古族人，他们所遭受的重重苦难只有转化成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他们才能成为精神价值，人类才能从这种精神价值中得到真正的教训。也只有上升为自由的哲理、生命的史诗，他们才能成为整个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才会有价值，否则他们就会淹没在人类历史中，被人忘却，那些血就白流了。’
于是，为了“古拉格群岛”上的千万条冤魂，为了几代人命运的真相终见天日，为了替自己的民族保留一副不说谎的大脑–他们必须沈潜、忍耐，必须以数倍于常人的机警和灵敏学会隐蔽，捍卫生命就是捍卫记忆。太多太多记忆被扼杀遭背叛和告密的丑剧，让他们变得更成熟更富有“地下经验”了，为了迷惑权力者的嗅觉，他必须让身体散发出庸俗的气味，必须装出不要尊严的臣服样子，因为–过早和轻率地显示力量就等于出卖力量。
当然，秘密如果永远是秘密，那它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了。1973年，《古拉格群岛》终于在巴黎出版了，西方民众逐渐通过这部宏伟而悲壮的交响曲了解到苏联国土上像癌细胞一样泛滥的奴隶集中营的真相，一度左倾的西方知识份子们也终于放弃了对共产主义乌托邦最后的依恋，由此，苏联这个‘邪恶帝国’的罪恶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由此‘古拉格’一次成为了共产主义罪恶的代名词，如同‘奥斯维新’代表了法西斯的残暴。随着戈巴契夫‘公开性’政策的推行，《古拉格群岛》也终于从隐匿到传抄再到出版，‘宛如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顶开了给城墙奠基的那块最沉重、也最顽固的砖头’。最后，帝国回归历史的港湾，历史终结了。我始终坚信，发生在索尔仁尼琴身上的这一切，总有一天也会在袁红冰的身上得到重演，不可一世的中共独裁者也终有坐到历史审判台的时候，袁红冰也会像索氏一样，亲眼目睹红色帝国如何像纸房子一样坍塌，正如索氏自己曾经预言的那样，‘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那一天’离我们并不遥远。
人类在20世纪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极权主义,以及极权下的人们如何摆脱奴役，如何保持自身的健康与完整。自由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我们又如何渡过漫漫雪夜。当我们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让自身脱离那个“系在脚趾上的号牌”呢？ 索尔仁尼琴与袁红冰的故事则给我如下启示：当现实的邪恶和残酷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当我们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通过写作来自我救赎了，这时候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记忆和呼喊。文学是心灵与心灵的撞击，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融。文学不应该是政治家客厅里的花瓶，也不应该是贵妇人裙裾上的花边。伟大的文学应该是极权主义的克星，应该向读者昭示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善良、什么是美，它应该唤起人们麻木的尊严感和即将熄灭的希望。文学应该承担起捍卫记忆、揭示真相的神圣使命。只有保存了记忆，才能保证灾难不再发生；只有揭示了真相，才能确信屠杀不再重演。这样的文学，就如同黑暗中的萤火虫，她们的光芒尽管看上去十分微弱，却是茫茫无尽的黑暗中的唯一的安慰。有了索尔仁尼琴和袁红冰们的存在，极权者就不能如它所想象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他们的存在也时时刻刻警世着黑暗：你的末日即将来临。
当然，也许有人怀疑：文字的力量真的有这么强大？真的能敌的过秘密警察，敌的过坦克和铁丝网？文学真能像破冰船划开冰面一样战胜邪恶吗？每每遇到这些疑问，我都会想到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的一段话，‘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生命比史达林更长久–虽然史达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初次读到这里，我甚至觉得格拉斯太天真了，太乐观了，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是，格拉斯又说了下面的一段话，‘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即使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读到这里的时候，难道你还认为格拉斯‘天真’、‘乐观’吗？格拉斯不是天真也不是乐观，他只不过在客观描述一种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状况。这一切不是在索尔仁尼琴的身上得到了验证吗？看来，我们不可妄自菲薄。
也许又有人会说，让索尔仁尼琴们‘解冻’，让苏联帝国灰飞烟灭的既不是《古拉格群岛》，也不是《日瓦格医生》，而是戈巴契夫是雷根是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各种诸如政治军事经济之类的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潜台词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都不需要做，等到经济发展、一切水到渠成时，自由、民主、宪政这一切都会有的。依我看，这种观点不过是某些人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托词，事实上中国惨不忍睹的人权状况早已将这种论点的合理性剥的体无完肤。当然，我也承认，文字的力量是有限的，促成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因素确实有很多，但谁又能否认在摧毁‘古拉格群岛’的战斗中，文字没有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呢？谁又能肯定如果索尔仁尼琴们‘缺席’，自由与阳光还会降临到古拉格群岛吗？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记忆与呼喊’的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摧毁一个旧的帝国，更在于‘自由之后’，这一点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皇权文化传统、并长期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毒害的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已经丧失了判断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我们也很难理解自由、美丽、勇敢、高贵、正义和真理。六四之后，官方的意识形态虽然破产，但取而代之的却是道德真空和良知麻木。整个社会充斥着渺小的诡诈、虚假的热情、肮脏的私欲和小动物的怯懦的犬儒人格。金钱与权力成为唯一的信仰，为了“成功”我们可以不计一切手段。所以，我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乃是心灵的问题，乃是道德伦理底线的丧失和悲悯情怀的缺乏。一个没有爱、奉献和宽容精神的社会，即使有着民主制度，但终究还是一个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上的民主转型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这一步顺利完成之后，接下来的就是关于重建尊严、和平、宽容和爱的工作，我们必须在‘精神沙漠’上恢复被极权制度所摧残的活力、良知和理性。而这显然比终结现实中的专制制度更为艰难。在这一系列的道德重建的工作中，毫无疑问，‘记忆与呼喊’的文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站在道德废墟上的我们如果没有伟大文学对我们的指引，我们这些‘亚细亚的孤儿’该如何前进，该如何向全世界证明：我们配的上‘自由’这两个字。
从索尔仁尼琴到袁红冰，从《古拉格群岛》到《自由在落日中》，一条被极权主义奴役民族的救赎之路已经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在这条安徒生所说的‘光荣荆棘路’上，我看到了前辈们留下来的足迹和那一个又一个的火吧，我也听到了索尔仁尼琴和袁红冰们那绵延不绝的呼喊的声言，那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开始的声音。我愿意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其中。
二○○四年八月八日
源自《议报》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