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8日讯】九月三十日
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早上去“一个人的图书馆”——由吉冈数子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和平”、“人权”、“儿童”都是我所关心的话题，主人将这几个主题集中在一起，让我很是好奇。这个图书馆在一个小小的街道内，远看是一幢丝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楼顶有写作“和平人权儿童中心”字样的白色招牌，招牌上已经略有些锈迹了。
吉冈数子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们。她是一位年逾七十的退休教师，身材略微有些发胖，穿着碎花长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似乎只有五十多岁的样子。由此可见，一个人心态比他的实际年龄更重要，像吉冈数子这样热心于自己的事业，自然能延缓衰老的降临。她给我们看当年在满洲念中学时候的照片，那个头上留着浓密的刘海的女孩，像极了《城南旧事》中的英子。
吉冈数子向我们讲述了她的经历：她小时候生活在朝鲜和满洲，父亲是日本从事侵略工作的文职官员。她说：“因此，在我此后三十二年的教师生涯中，我一直坚持把加害的历史告诉日本的孩子们。”
在这个资料馆内，搜集有四千多种日本的教科书，尤其是各种战时的教科书。这项搜集在日本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另外还有各种有关侵略战争的著作、画册、地图、招贴、儿童玩具等。可见日本的军国主义宣传教育确实是“从娃娃抓起”。
一楼的房间内重重叠叠放满了书架，两个人都无法错身而过。二楼的房间显得宽敞一些，四壁依然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中间倒是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客人可以在此抄录资料。吉冈数子拿出许多珍藏的资料供我们拍摄，如当年伪满的小学生识字课本，有一页乃是所谓的“和汉朝满蒙五族共荣”，还有一幅精美的图画来阐释之：画面上是五个穿着各自民族服装的孩子在一起玩耍。表面看五个孩子其乐融融，仔细一推敲则会发现：那个代表大和民族的日本女孩处于中心位置，其他四个小孩都毕恭毕敬地围绕着她。这种潜在的种族主义教育尤其可怕。
吉冈数子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维持此图书馆颇不容易。因为房子是自己的家产，不用缴纳房租，所以还可以勉强坚持下去。只是近年来，她的精力日渐不济，无法每天都开馆，只能让客人来电预约，却始终不向参观者收取任何费用。
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的转角处，我发现墙上挂着一张类似于年画的天皇一家的“御照”，旁边还有日俄战争中天皇对俄国宣战的诏书。天皇一家个个珠圆玉润，神采飞扬。殊不知这种幸福乃是建立在千千万万国民家破人亡之基础上。从明治以来，天皇即为若干对外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旁边的墙上还挂着裕仁天皇着古装参拜靖国神社和着戎装检阅军队的宣传画。天皇始终是日本政治权力的核心。
日本的法西斯体制非常特别。它不像德意一样拥有“魅力型”的独裁领袖，即便是东条英机这样的军事强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并无伟大领袖的感召力，在政府和军部之中也不具备绝对权威。战争末期，东条轻易便被倒阁下台。在日本，充当类似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这样的“精神象征”、并一直掌握最高权力的，乃是天皇本人。每一个日本士兵都把自己看作是“天皇的士兵”，而每一场战争的发动者都是天皇。此些天皇的亲笔诏书乃是明证之一。我立即掏出相机将这些资料拍摄下来。
战后天皇裕仁逃脱审判，有诸多历史原因。这并不意味着天皇没有战争罪行。在此问题上，历史学界亦有许多争论。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天皇并非战犯，他在《对日本之好勇而不必好血》一文中论述说：
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事实上，裕仁于一九四五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分。”文载曼彻斯特所作《麦帅传》。
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日皇个人性格更可以从以下事件看出：远在一九三五年即在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北支”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参谋长酒井隆操纵）后，裕仁仍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自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载在蒋介石日记。战后酒井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刑。
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须由日皇公告宣战。现存的纪录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后御前会议群情已定，日皇仍拟表示意见，侍从近臣知至此辩说无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个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权位与其个人实为两途。战前美浓部博士作“天皇机关说”。战后旧本公布新宪法称“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美国研究日本专家赖世和即在他书中写出，此不足为奇，因为历来己是如此。只可见得习惯法不见诸文字，由来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黄仁宇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且亲身参与过二战，但他为天皇开脱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他太注重所谓的“大历史观”，而忽略了许多历史的细节，比如我今天看到的这张日皇战争诏书的宣传画——它明确说明，天皇自始至终都全面操控着战争的进程。
在天皇的战争罪责问题上，黄仁宇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判断：他居然将侵华过程中裕仁假惺惺的几句外交辞令当作其真心的想法，如此天真烂漫，实在不像是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这种观点谬种流传，十分有害。虽然先生已经过世，但仍然需要严肃批评此论点，所谓“对事不对人”也。
关于裕仁天皇个人的品质，诸多史料证明，裕仁本人并非“秉性平和”，他也从来就不是自称的“苦恼的天皇”。黄仁宇列举了三五条天皇同情中国、不愿开启战端的言论，但是我更可以列举出十倍的天皇叫嚣灭亡中国、乃至惩罚美国的言论及文字。在南京大屠杀之后，裕仁亲自发表命令嘉奖前线军队。皇室中多位重要成员担任前线指挥官，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天皇本人不可能一点也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血腥屠杀。据最近发表的裕仁侍从官的日记披露，天皇对战况了如指掌，而且看到了若干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然而，他始终没有制止他的军队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继续实施暴行。
就日本民众而言，他们也都认定自己是在为天皇而战，而不是为某个军阀而战。他们可以批评军部，却不能批评天皇。前者是一批人间的官僚，后者则是独一的真神。日本人参与战争的内在动力，并非军部的鼓动，而是天皇的感召。四十年代初，作为侵华先锋的“爱国运动指导者”前田虎雄在《使圣火熊熊燃烧起来》一文中指出：“所谓尊皇，就是把天皇陛下奉为神而尊敬的信仰。所谓效皇，就是体会天皇旨意并付诸在行动上。无论尊皇也好，效皇也好，在日本民族神圣的胸腔里三千年来一直燃烧着一心无二的信仰心，一直表现在至诚通天的神圣行动上。……总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民中贯彻为归顺天皇信仰而生，精忠报国的至诚精神，让这种精神如同汹涌澎湃的浪潮充满整个日本。”把对天皇的信仰付诸行动，就是在被侵略国的战场上烧杀抢掠。天皇本人又怎么会毫无责任呢？
另一方面，我与黄仁宇先生的一个分歧在于：与其关注某个天皇个人品性的高低，不如深入研究天皇制度的利弊。而天皇制恰恰是战争的元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论天皇制》一文中指出，保留天皇制也就意味着日本社会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封建属性。并且，从历史上看，天皇制也是战争的根源。十五年战争不仅是军部的责任，它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根源就是天皇制。如不从根本上废除天皇制，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社会体制，天皇制也就有可能再次成为战争根源。而天皇制的存在不利于清除它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影响，不利于清除日本社会中的“不合理主义”和“神秘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天皇制与理性和人性是相互对立的。加藤认为，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的文化精神难以并存，要建立一种民主主义文化，就必须对天皇制进行彻底的否定。这一观点的提出，充分显示了加藤的胆识和他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力。
另一位日本学者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书中，揭示了天皇制背后的民族心理。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安丸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天皇制度是在内外危机加重的情况下用来对应秩序崩溃的重建秩序的原理，是用来克服上述危机的不安与恐怖所必须表现出的自强心理的产物。”
黄仁宇为天皇脱罪，也就是对死难的中国同胞的犯罪。战后天皇逃避得以审判，乃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实用主义思路的胜利，而不是正义的伸张。当时麦克阿瑟说，天皇的力量相当于二十个机械化师团，为了让占领军的政策迅速实行，最好不要动天皇。这并不表示麦帅真的相信天皇无罪，他的那麽多的部属死于战场和日军的集中营，他能够对之无动于衷吗？然而，政治考量总是牵扯着正义的实施。对于这种处理办法，在欧美、亚洲各国乃至日本内部，皆存在着严厉的批评。我非常同意美国学者法兰克•吉伯尼《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中的看法：“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在很多方面而言是相当成功的，也使日本人在如何对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上，变得不那麽无所适从了。为顺利和平地达成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麦帅占领’没有触动日本政体。与盟军当局在德国采取政策不相同的一点是，美国占领当局非常扎眼地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认为，天皇，就算不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也是日本的象征。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许多人对此的抱怨，包括坚持认为裕仁天皇犯有战争罪行，而且可能首犯这种说法。”
法兰克•吉伯尼对战后美国治理和改造日本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尤其对美方所采取的“功利”压倒“正义”的做法进行了直率的批评：“在整个四十年代后期，一心想着如何根除战时军国主义的美国，对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基本上取的是一种‘搁在那里，放一放’的态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清除‘军国主义政府’过去推行‘全民灌输’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却称了日本官僚组织中许多人的愿——他们只想把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统统忘掉。”美国过分的姑息和纵容，导致战后半个世纪之后天皇崇拜沈渣泛起，让美方也“自食其果”。
中午我们到附近一家餐厅去吃日式烤肉。餐厅大堂内，展示日本南部的绿色大米及其他优质农产品。我们在门口脱鞋，各自领取一个竹板钥匙，将自己的鞋放入与钥匙号码相符的箱子之中。
餐厅内有潺潺流水环绕，营造“小桥•流水•人家”之意境。各桌皆是半封闭的小间，身穿鲜艳和服的女服务员如蝴蝶般上前端茶送水，殷勤而周到。只是烤肉的味道不如国内的朝鲜烤肉那麽浓烈。日人饮食味道普遍比较清淡，即便烤肉也如此。
下午三点，猪八戒将我们送到大阪火车站，然后与我们告别。这几天的相处，我感受到了他的热情，也发现了他的偏执。他较多参与花冈和解，因此不能接受任何关于此事的批评和质疑。也许，今后有机会作更加深入的交流。
我们乘坐新干线去东京。我惊叹于新干线之快捷方便，以及整个日本交通系统之发达。火车站内新干线、普通火车、地铁形成一个便捷的网路，互相之间转车极为方便。老田说：“在日本主要的四个岛屿上，要到任何一个小城市都可以乘坐火车，成放射网状的铁路路线图，差不多覆盖了整个日本国土。”
在中国，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而在日本，乘坐窗明几净的火车则是一段舒服的旅途。在时刻表上和实际运作中，每个班次的时间都能准确到分钟，因此旅客可以精密计算出自己达到目的地的具体时间。我悲观地预测，即便是二十年之后，中国也很难发展到如此水准。虽然表面上看，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国际化”大城市并不亚于东京、大阪之发达，但是比照村村均通铁路、村村均是小康的日本，中国乡村之困窘与凋敝则让人忧心忡忡。
在这三个小时的旅程中，我仔细阅读摄制组刚刚从猪八戒处购买到的《无言的幽谷》一书。此书由台湾泰雅族舞蹈家、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策划，历史学者徐宗懋搜集整理，是一本日军残酷杀戮台湾山区原住民的图集，其中的许多图片都是日军拍摄的。
日军以现代化的武器屠杀过着原始生活的原住民，其残酷程度超过了昔日白人移民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台湾历史学家黄静嘉在《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一书中指出：“在殖民统治体系之下，在严格意义之下，‘蕃人’是否被认为具有法律上之人格颇成问题。而在殖民地统治者几次大规模的‘征伐’（如佐久间左马太任内）和‘屠杀’（如有名的雾社事件）下，日人对所谓‘蕃人’的原住民所采取之政策，抑可称为类似‘宗族灭绝’政策，其情况较之本岛人尤为悲惨。”
在这本《无言的幽谷》中，有被被俘之后等待被砍头的原住民武士，有鹰鼻鹰眼、倔强粗犷的拉比特溪一带的抵抗领袖，有被摧毁的山地村落，有张皇失措、面无表情的孩子和妇女，有打破山林寂静的隆隆的日军炮火，有耀武扬威的日本总督、前陆军大将左久间左马太，有日军在台南举行的庆祝胜利的仪式……每张照片都记载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历史学家徐宗懋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当我们在检视日本殖民时代各种美妙的精心说辞时，永远不能忘记原住民先人为了抗拒被收置，保卫家园时所洒下的鲜血，那山岳中亲人的呼唤，正是台湾本土历史的良知。”读到这样的著作，我对某些台湾人的亲日言论更是不以为然，如李登辉自称是“半个日本人”，可有半点心肝？
晚七点，我们又回到了东京后乐饭店。《朝日新闻》头条报道，昨日细菌战审判中国受害者胜诉。这是一个好消息，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一天受害者们已经等待了十多年。东京地方法庭的法官的判决书中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此为公义的胜利，良知的胜利。日本媒体对此案件作了重点报道，值得肯定。
我们略事休息，便乘坐地铁去银座拍摄夜景。大名鼎鼎的银座却不若王府井热闹。这是第一次乘坐东京市内的地铁，地铁中人流如潮，比大阪还要拥挤，却丝毫不显得混乱和无序。上下车时候车门所在的位置，地上皆由黄线划出一个通道，车门开启的地方刚好与黄线吻合。等车的人，人人都沿着线条排列，排得整整齐齐。下车的线条在左边，上车的线条在右边。如果下车的人还没有全部下完，上车的人绝对不会抢先走上去。整个过程几乎鸦雀无声。而在北京地铁中，地上没有标注与车门开启的地方对应的符号，人们无法在固定点上排队。车门一旦开启，上车和下车的人完全挤成一团，最后下也下不去，上也上不来，使得列车停止的时间大大增加。每个人都成为他人的障碍。两国国民素质之巨大差异，由此细节可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中国国民素质的提高还非常艰难。
我们回到宾馆的时候，在大门口巧遇两位来自东北的女律师，她们参与了此次细菌战诉讼案件。她们向我们介绍了法庭审判的过程，并告诉我们，诸位受害者和王选本人也住在这家宾馆。中国受害者代表团计划明天早上去日本参议院开会。秦导与王选是老朋友，听说王选就在这里，她感到非常高兴。她打听到王选的房间号码，立即决定前去与之商量，明日我们摄制组跟踪拍摄的他们的活动。
更巧的是，王选就住我对面的房间里。秦导带我一起敲开其房门，王选和丈夫以及几位律师正在讨论诉讼事宜。小小的房间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秦导向王选介绍我，王选说她听过我的名字，还读过我在海外发表的一些文章。她看上去比电视上显得更加瘦小，却坚强而精悍，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王选说话亦像连珠炮一样，语速极快，常人难以招架。据说，有一次王选出庭，几个问题就顶得日本法官说不出话来。有日本媒体形容说：“假如有两个王选，日本列岛就要沉没了。”虽然是夸张之语，亦可见王选之勇气与毅力，一个弱女子也足以愚公移山。
王选是一位传奇女性，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和日本间来回折腾打官司的中国女人，一位英语和日语都非常精通且不图任何报酬而与日本政府较劲打官司的中国女人，一位经常被人骂为“有精神病”却让英国广播公司的制片人流泪的中国女人，一位经常被骚扰（其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却不被众多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女人。在中国人当中，喜欢在网上充当“爱国贼”的永远也长不大的“愤青”很多，像王选这样身体力行捍卫民族尊严和历史的人少。爱一个抽象的“国家”很易，爱那些被凌辱、被伤害的残缺的同胞难。王选，这位来自“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的女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狭小的房间里没有多余的椅子，我们便盘腿坐在床上。王选向我们介绍了明天日本国会听证会的情况，以及东京地方法院即将开庭胜利的中国慰安妇案件。她像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几乎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在王选机关枪似的谈话的同时，他高大英俊的丈夫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妻子，时不时给妻子的茶杯添上一杯水。我暗地里想，王选的丈夫跟她一样伟大，没有丈夫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支援，王选的事业根本不可能坚持下去。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