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旭昇台北县二十五日电）台北县乌来高砂义勇军纪念碑争议，历经一星期的沸沸扬扬后，终于在纪念协会同意后，由县政府拆迁。事件背后，包括行政程序、原住民自治、历史诠释都值得省思。整个事件的焦点在于对碑文内容不同历史观，如何站在平等与尊重的角度对待原住民事务，也让各界学得教训。
高砂纪念碑事件肇因于原来早就有的纪念碑，因为出借土地的乌来山胞公司收回土地，义勇军遗族组成的纪念协会只得另觅土地迁移。
由于过程中，有日本媒体界发动捐款，募得三千两百万日币（约新台币九百多万）提供纪念协会，委托台湾某民间团体代管捐款提供迁移后设置新纪念碑所需经费。
砂义勇军纪念碑引起各界哗然，肇因于二月初新迁移纪念碑落成后，没有将布置的数面义勇军队旗以及一面日本国旗撤除，加上碑文内容涉及颂扬日本天皇与军国主义，纪念碑终究走向拆除迁移的命运。
对纪念协会而言，整个建碑过程是依法向乌来风景区管理所申请并获准，却因风管所擅自核准，违反行政程序的疏失，造成高砂纪念协会误信官方同意而继续建碑，最终成为“违建”。
风管所主任林百诚因此事件遭移送县府人评会议处，凸显公务员未依照职权行事，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这起事件同时可让社会大众回顾历史，并重新省思台湾族群问题。
纪念协会最终以“纪念碑具有日本特色引发外界误会表达歉意，并将引以为戒。”的道歉声明收场。
泰雅尔民族议会主委欧蜜‧伟浪对此事件的看法，可提供外界对原住民事务有不同看法。
欧蜜‧伟浪表示，在谅解耆老对于日据时期的情怀与历史记忆后，“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道歉，到底要道什么歉？现在无形的DAYAN（意指泰雅精神）又在哪里？”他认为，在尊重耆老的想法后，“当政者以优势权力的历史观强加原住民身上，是否又是另一个新的殖民？”
事件背后也凸显县政府对原住民事务有加强的空间，县长周锡玮在协商过程，并不了解泰雅尔族民族会议，以及原住民部落与社群的组成，以目前的地理行政区切割原民事务的管辖权，原住民行政局也没有善尽幕僚职责。
台北县并不是原住民大县，但高砂纪念碑在各方角力下，也彰显原住民族基本法中，尊重原住民传统领土与天然资源的拥有权、自我管理权的精神，仍有很大的落实空间。
建设局长蔡丽娟表示，所有迁移的纪念碑，将暂时安置在台北县风管所的乌来工作站，并将配合民间团体高砂义勇军纪念碑建碑联盟，将“不包含歌颂日本天皇及大和精神”的石碑迁回，以纪念高砂义勇军的历史。
泰雅尔族民族议会议长马萨‧道辉认为，建碑问题涉及泰雅族人 (Tayal)对于历史解释权的掌握、族国想像的建构，以及后殖民论述中殖民与解殖的辩证。政府应该要小心应对，不要制造族群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