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4日讯】有一位欧洲人开玩笑地说：“外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之后，会兴奋地写一本书；第二次回来，只会写一篇文章；而第三次回来以后，则什么都不敢写了。”这个笑话说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是太复杂了，越多接触这个庞大的国家，他们越会感到茫然，不知该如何评价才好。
“中国的前景牵涉所有人”
但对瑞典人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来说，这个却不是问题。这位汉学家是外交政治机构的研究员，能说流利中文，在中国工作多年，见识广博，因此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生活期间，他广泛地接触了政治家、商人、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老百姓。在中国的酒店、茶馆和夜总会里享受美味丰富的中国食物的同时，他获得了大量的信息。
在辛优汉看来，当今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社会性花园，存在着许多相反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于是，他努力撰写文章和著作，试图给这个正在迅速发展并影响世界的国家，拍摄出一些比较精确的Ｘ光片，留给读者具有启发意义而又复杂的一幅幅图景。
《中国在全球化的中央》一书是辛优汉的近作，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中国与全球化，二○○八年的奥运会，中国妇女角色的改变，互联网的影响，高速发展的经济等等。同时，作者也揭露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中国巨大的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
辛优汉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的前景问题牵涉到我们所有人，它已经重要得不可忽视。”在论述中国对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后，这位中国专家还向国际社会指出应该怎样和这个有着重大商机却又侵犯人权的不民主国家处理关系。
世界超级大国中的新玩家
辛优汉认为，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中的一个新的玩家，它在近几十年中，快速地向世界最大的经济势力和超级大国地位突进。现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将要继续增长和巩固，这就使所有人的眼光，聚焦于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们的目光里掺杂着羡慕，也掺杂着恐惧。
早在一九九九年，国际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吉拉德．席格尔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中国不值得受到这么多的重视，它只是一个“常规的二流国家”。
对这位已故的专家的论断，辛优汉质疑说：“这是十年前对于中国的图景，今天它还与现实相符吗？”结论是，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瑞典时，瑞典人发现，胡锦涛领导的这个巨大的国家，已经从亚洲地区发展出来，正在走向未来的世界强势地位。根据BBC二○○五年的舆论调查，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引人注目。以美元来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经济强国。
在一篇题为《中国想要参与并设计我们的未来》的文章中，辛优汉判断说：“我肯定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期，它一边小心观察，一边展示其对未来的梦想。”有着征服世界企图的中国，为了和其他国家改善关系，派遣外交官密集地在世界各国活动，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全面增长。
“对中国内政不能不过问”
在《中国在全球化的中央》一书里，辛优汉追寻中国过去以及未来的踪迹。他回顾欧洲与中国接触的历史，也回顾古代的孔夫子、梁启超和毛泽东。他笔下描绘的当今北京政权，比西方人想象得更为实际，更有伸缩性。他们曾摧毁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手上沾满鲜血。今天他们以更多的巧妙装饰，铸造其钢铁般的权力结构。
辛优汉告知瑞典人，中国的崛起是如何影响了他们。这就使瑞典人认识到，由于全球化的缘故，他们获得了一个居住在地球另一边的新邻居，那里发生的事情影响到北欧。例如，在瑞典的大部分商店和服装店里，都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商标，许多儿童玩具、电脑、衣服和鞋子都是中国制造的，
同时，中国高速循环的工业，带来了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这些都牵连到西方，把西方和中国捆在一起了。如果中国再不考虑它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的环境污染将危及人类命运。
尽管这二十多年来的改革使不少中国人脱贫，但辛优汉告诉西方人，要看到这个国家的背面，即了解它的矛盾和阴暗面，例如，官员贪污盛行，每年有四十万中国人死于环境污染。自由工会被禁止，辛苦劳作的民工收入极低，而新富们大肆炫耀其财富，阶级差异已经使共产党政权成为一个历史的嘲讽。
中国人如何管理他们的社会和人民，一般认为不是西方人应该过问的问题。但是，辛优汉的分析说明，对西方人来说，关注中国的内政，是越来越重要了。且不说西方和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互相依存，只要看二○○三年中国政府隐瞒萨斯病，对世界造成怎样的安全威胁，就可知道，西方人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不能不过问。如何使中国变得民主并尊重人权，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难题。
当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时，西方世界便开始和这个世界最大的专制者做生意。很少有西方企业在中国积极施压，过问中国的人权问题。对此，辛优汉感叹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人权”和“中国”几乎成为同义词，人们关注中国的良心犯、劳改营和异议人士，以及广泛执行的死刑。当时，外国投资和中国人权状况之间有联系，人权状况的考量对外国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现在已经结束了。
现在西方国家愿意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中国却声称，对于什么是人权，中国人有自己的定义。这种中国式的人权观正在获得全球的影响力，例如，普京在俄国民主问题上搞倒退，就是受了中国没有民主而取得经济成功的启发。人们不禁为此担忧，被西方世界视为根本价值的人权，会在未来处于强大压力之下。
和专制者做生意的道德准则
怎样能够在中国威权政体的制度下，扮演一个积极改善的角色？辛优汉告诫说：西方人不能仍然持冷战思维，要去了解中国的巨大变化。尽管中共政权仍然被视为一个专制的制度，那个社会仍然缺乏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但社会已经渐趋多元化了，已经开始存在不同层次的个人自由。中共内部也有改革派和保守派两种势力。正因为中国目前的这种复杂和多元的现状，西方人就有可能对之施加影响。
现在，中国企业、政府官员和学者像潮水一样涌入西方，他们拜访欧盟、美国和瑞典，而西方人也络绎不绝地前往中国。日益增加的接触，也就创造了更多的对话机会。辛优汉对西方人建议说：通过承认和鼓励某些领域里发生的改善，温和地带着信任地去批评中国，与北京进行人权对话，谈论侵犯人权和缺乏民主的问题，从而对中国施加影响。
对于当今中国，西方左派在哀悼“乌托邦”的死亡，不愿去求证其巨大的变化。而西方右派却大肆赞美中国的经济奇迹，因为这是他们掘金的好机会。当穿着时髦的中国女代表大谈“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时，西方人似乎也就默认了这一点。
来自被视为“世界的良心”的国度，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瑞典人辛优汉却宣称：“把关于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理念当作无关紧要的、仅供玩弄和不时髦的东西，那是我们绝不允许的。”
他因此提出自己的构想：当瑞典人和一个不民主的专制国家做生意时，应该遵守五个道德准则。其要点是：中国不是一个无须遵循道德规范的地方，西方人在本国遵守的道德，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对于极权专制的政治文化，例如压迫妇女，应该予以批评；要坚守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应该重视和关注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市场上，要考虑自己的名誉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西方企业应传播民主理念
在中国宣传人文理念，辛优汉自己有一点体会：“中国人最初对我的观点有怀疑，甚至感到愤怒，慢慢地，他们越来越愿意倾听。”
辛优汉因此建议说：不但是政治家和援助组织应该关注中国，西方企业在影响中国方面有更大的可能，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依赖于外国的投资者。外国企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教育交流，以人权民主观念影响中国人，扮演传播民主理念的角色。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中国商品充斥世界，那么，西方的消费者就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通过对商品的选择，影响中国工人的工作环境。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购买者，对商品生产国的工作条件提出要求。
辛优汉还提醒瑞典人说：“我们应该记住，正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工会权利，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才使中国在这个时代历史性地崛起，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奇迹般的经济增长。”
他要求瑞典人给予中国更多的助益。西方之所以必须关心中国社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联系日益紧密，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网络里。因此西方人必须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和层次上，和中国方面进行对话。辛优汉警告说：“如果不这样，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演员。”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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