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2日讯】中国人的陷阱
1998年何清涟女士（据说现在出走美国）出版了一本轰动很久的中国问题报告方面的书，后又再版，叫《现代化的陷阱》。
我非常认真的读过，而且赞赏何女士用敏锐的眼光直刺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要命的后遗症，对共产党自我欣赏得很厉害的一些时尚经济口号全面予以拷问，比如“效率优先”（何女士认为该口号牺牲了公平正义），“国有企业改革”（何女士认为系权力寻租），“开发区”（何女士认为实为圈地运动）等等，该书的笔触清新而实证，敏锐而考究，其很多预测均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中国大地上出现或者愈演愈烈！比如，贫富分化，资源瓜分，生态破坏，权力市场，伦理失常，道德失范，诚信不在，黑恶势力，地下黑金等等，无不被何女士一一点中死穴，被冠之为“现代化的陷阱”。正如她在修订版前言里讲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却正好验证了本书的预测。诸如书中谈到的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高度政治腐败，政府迅速地黑社会化与“黑白合流”问题，农村基层政权流氓化的趋势，贫富差距悬殊……，无一不是朝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而政府为防堵民冤采取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政治暴力手段，让有冤无处诉的社会公众被迫采取非常激烈的方式如自焚等来抗议。”
但是，非常遗憾，坦诚无畏的何女士终未能明白“陷阱”从何而来，而是将这些陷阱统统归咎于共产党搞的“现代化”之中。
现代化何罪之有，非得与“陷阱”相连？为什么现代化在中国就出现了这么多“陷阱”？这个问题何女士其实应该是知道的，但或许她当时在国内，她不能回答。本人可以很直接地回答，这些陷阱不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的，它们之所以在近30年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之下出现，跟现代化没有关系！这些陷阱的出现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所施行的专制集权体制。其实，那些何女士指出来的“陷阱”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专制或正在专制的国家里都能找到。那些陷阱本来都不是必然存在的，但只要是“专制集权”的制度，那么，无论是否现代化，这些陷讲都必然存在，只不过，借口“现代化”，这些陷阱已经公然地吞没着人的生命和与生命相伴随的天然权利而已。
也就是说，什么贫富分化也好，权力寻租也罢，乃至道德诚信丧失以及公平正义之不在等等“陷阱”并不是现代化的陷阱，它是共产党专权体制下必然带给中国人的“中国人的陷阱”！
我要向何清涟女士致敬，她给我们指出了正在让中国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陷阱”的存在。她也试图回答这些“陷阱”为什么存在，比如她说“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权力市场化”（98年版P362页），就是在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是，我更要向我本人致敬，因为我敢于直接回答：成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不是权力市场化，而是共产党自己设定和强加给中国人的专制体制——它才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大的陷阱！
附有关何清涟女士之部分言论观点（因出自网上不知真伪，但很值得一读便奉送各位）：
一，专访摘录
鹿青霜：修订本在研究和分析上的飞跃和您被迫辞国后可自由得到世界资讯有何关系？
何清涟：资讯完整对人的思维确实构成重要的影响，中国人现在的思维特点确实与不能自由阅读各种资讯有关。出国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让我受益最多的是学会改换角度考虑问题。
有些例子虽然小，但足以说明问题。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与我谈过一件他当年经历的事情：他在中国中山大学时，保卫处规定外籍教师与学生外出购物要请假，他也常常为了买双袜子之类的小事请假。后来保卫人员告诉他，你要去就去，不必要每次都来向我们请假，你去买袜子，我们不知道，谁也没责任；但你告诉我们，反而让我们为难。这类超越规则的“通融”，我们中国人几乎天生就会，但这位教授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既然这规则大家不遵守，就说明它制订得不合理；而不合理的规则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大家不是去改变它，而是表面上承认它的合理性，但却违反它？
这个小问题其实反映的就是中国人的法治观念，中国这些年立了不少法，但却没有人认真遵守它，包括政府在内。比如1993年底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8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但哪一年发行国债及其它各种政府债券，从来都是央行出头。没有人想到这其实是违法的，即使偶而有人想到，也无人够胆起诉央行违法。
况且中宣部每年都不断重复对全国媒体下达命令：不得评论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即有人敢写，也无报社杂志社敢登。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总之，中国民主化的第一步应该取消新闻管制，开放言禁。一旦中国人能够自由阅读各种资讯，日积月累，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可能会慢改观。
其次是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有改变。对美国的新闻自由与政治自由度有了亲身感受后，中国政治制度的短处就更加容易看出来。中国政府的宣传与教育机器也不断地在作各种比较——这里先撇开他们拿来做比较的事实不谈，因为那种选材是非常有问题的，比如2001年5月中国发布《关于美国的人权状况》，白纸黑字地写着美国超市的收银员因为没时间上洗手间，只能系上“尿不湿”工作，是美国人权状况恶化的典型例证。
我一个月后来了美国，反复观察，发现没有哪家超市会忙成这样。我还问了很多美国人与华人，大家都不记得报纸上曾登载过这种事情，只有一位大陆来的华人疑惑地对我说，可能在Chinatown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那里有许多偷渡者，但那恰好是中国人自己的一个王国啊——仅就方法来谈就有严重的思维误区，国外的政治学比较往往是为了找出自己的弱点，论证制度改进的必要性；而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往往是为了找出别人的弱点，甚至是虚构弱点，论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种方式影响很深，一些出国留学生也常常这样看问题。比如在谈到中国的腐败问题时，他们会说“美国也有严重的腐败”，然后挑出一个例子，如安然公司来说明问题。他们不会去比较这种腐败的根源、腐败的程度、以及政府或企业行为是否受到监督、以及腐败者的受惩概率以及社会声誉受损程度。这种比较一点，不及其余的“主题先行”式比较是种片面比较，无非是得到一种阿Q式的自我满足而已，无助于社会进步。
鹿青霜：您的巨著在全球引起轰动。在中国荣膺首届长江读书奖读者著作奖。书中大量使用的官方资料，和科学严谨的分析，令人折服。有人认为经济学应该是建造数学模型，由资料推导出结论。您对此如何评价？中国的情况有特殊性吗？在中国广为流行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这与您引入“人类关怀”的政治经济学有本质区别。您认为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何清涟：我对自己的著作受到读者喜爱始终感到骄傲。这个奖不是官方给的奖，完全是读者投票选出来的，因此在我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我将它看作是读者对我的肯定与鼓励。
关于这本书是什么性质的书，我想做点说明。国内过去始终有人争论我是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并想以此否定这本书的价值。其实，这本书并非一本经济学理论著作，它只是用经济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尤其90年代以来的演变过程。
它的价值在于当中国的学术界漠视社会实证研究，经济学界的主流在提倡经济学是门道德中立的学科，经济学家可以不讲良心的时候，做了他们反对的事情，为经济学引入了人类关怀，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拉回到了常识层面，将研究话题的讨论从“中国应该怎样变化”的空论与专门为中国政府作政策解释这种曲阿附世之学，拉到了“中国实际正在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实际认知层面。
经济学依靠数学模型说明问题，只是研究方法之一种，决不是全部。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是不依赖数学模型这种方法。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统计学家的地狱”的国度里，资料层层造假已经是人所共知，再单纯依靠数学模型来分析，简直没有可能。90年代后制度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就是因为他探讨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路径依赖”学说。
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如同有人批判的那样，“左边口袋里装政府给的钱，右边口袋里装企业给的钱”，为了掩盖其道德上的无耻，只好用让一般人不明其所以的学术概念来为政府及企业一些不道德行为作解释与辩护。但公众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从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的道德声誉逐步下滑，成为大家批评的靶子，就是经济学界的主流不讲学术良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要有社会关怀，超越个人利益思考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关于学术良知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内生需要，这一点本来应该是基本常识，在中国成了一个必须被讨论的问题，只能说明这个社会本身成了问题。我曾经与一些欧美国家的学者谈过这问题，他们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就非常荒谬：怎可能有学者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
鹿青霜：您5年前书中预测的“西西里化”黑金政治在中国正成为现实。修订版的序言题为 –火山口上的“稳定”， 从“陷阱”到“火山口”的发展是您出修订本的原因？修订本是您对当代中国的盖棺定论？
何清涟：可以说，这本书是对改革方向的盖棺论定，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取向决定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一方面将原来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另一方面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仍掌握着大量再分配权力，私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它们与官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国家部门做生意、从制度转轨过程中赚取部分垄断租金，是商人们最好的经营策略，盈利更像是国家权力庇护和施舍的结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商人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攫取对象，但却还远未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这种情况正是构成黑社会的肥沃土壤。
比如最近的拆迁，事实上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在政府的庇护下，纠集黑社会势力掠夺欺压民众。可以说，政府、政府官员在这2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郑恩宠事件更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诬陷，连政府的体面都不要了。
生活于这种腐败的政治制度之下，民怨如沸，用“火山口上的中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最近湖南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意外死亡，竟成了民众发泄怨恨的喷火口，这点只要上网站看看那些贴子就知道了。其实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真了解李振萼到底有多少贪污腐败劣迹，他也未必真是贪官中最恶劣的典型。
但公众的判断基于三点：一是“无官不贪”的中国政治常识，二是高尔夫球场不是谈工作的地方，三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报纸上竟有两种说法。出于对…惯于说假话这点常识判断，兼之李振萼毕竟只是一介县委书记，没办法管制网路言论，于是他就成了代替整个贪官群体挨骂的靶子。
社会仇恨积累到这个样子，中国政府如果还只是一味采取政治高压来治理国家，只能说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不智之至。
二，何清涟:为何贫困在中国代代相传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中论证大陆社会分布是金字塔形，塔底是占人口近84%的下层人民，塔顶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高层。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研判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即大陆人口的64.7% 处于下层，其余的人口阶层呈柱状。大陆社会绝大多数人处于下层，那这些人是否有机会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何清涟表示大陆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
上学毕业都不公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何清涟认为，原来有一个机会，就是社会下层的子女通过念大学、研究生可以进入社会中上层。西方社会称大学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就是指教育为底层人民提供了一个向上流通的通道。
何清涟引述两个调查报告将中国教育不平等问题推向公众视野。这两个报告一是《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以下称“案例研究”），另一个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这两个正好反映高等教育的入口──升学，以及出口──毕业分配。前者反映的是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后者反映的是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何清涟指出，中共已经人为地把中国的基尼系数凝固在0.4以上不再上升，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却为人们深切感知。不过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
教育差距比贫富悬殊更严重。何清涟介绍，撰写该报告的课题组以北京、天津、上海3个城市的平均数作为东部水准的代表，以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5省区的平均数作为西部的代表，通过对居民消费支出与教育支出的比较发现：东部3市与西部5省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准的差距从1995年的2.8倍扩大到2002年的 3.73倍，而同期的农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3．71倍扩大到了3．88倍。而从城乡差距来看，同期东部3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准的差距从1.9倍扩大到了2.34倍，而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差距则从1.87倍扩大到了2.97倍。西部5省区的类似差距拉得更大。
何清涟认为 “案例研究”报告揭示，中国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比经济上的贫富差距更大、更明显。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就业不平等，贫困代际传递已成现实。何清涟说，“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
何清涟接着阐述，“由于家长可以直接通过关系网与掌握的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因此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平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即使学习成绩再优秀，也很难与家庭出身于权贵阶层的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出身于低阶家庭的青年产生严重的挫折感。”
何清涟认为，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一些好的职业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网路作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利益圈，如果不是由于特殊机缘，一个人仅仅依靠本身的努力无法使自己的处境在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变。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并未使中国摆脱身份型社会特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前中期由于新兴职业多而带来的多种职业机遇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一旦机会成长期过去，职业竞争日趋激烈，身份型社会的各种潜规则又卷土重来。官员与财主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代际传递，但知识精英拥有的文化资本却只能泽及本身，他们的子女的前途并不像前两者那样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变相继承。
这种身份型社会特点卷土重来对中国未来并非福音，因为一个社会上升通道严重受阻的社会，是一个让人们感到没有希望的社会。
美国梦的魅力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何清涟说，记得她几年前刚来美国时读到一则新闻，标题是“他从街道这一边搬到对面的住宅，花了祖孙三代人四十年”，内容是讲述一位元新当选州长的黑人的经历。这位黑人州长的祖父是四十年前州长官邸的仆役，他家的房子座落于州长官邸街对面。这位黑人青年通过努力，终于当选该州州长。
何清涟相信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美国梦”的魅力就是社会有畅通的上升通道。同样可做为佐证的还有现任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电影明星施瓦辛格，这位被美国人昵称为“阿诺”的奥地利移民，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了他在奥地利难以实现的梦想。
应将国民机会均等列入与美竞争目标。何清涟呼吁，中共既以美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最好不要将竞争的目标只锁定于军事，为国民提供均等机会的社会制度以及人权状态，都应该列为与美国竞争的目标。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学生和研究生能够找到好的职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后呢，向上流通的管道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窄了，所以他们要想像一般发达国家以通过大学教育步入中产阶级的模式来改变，这个可能性在中国已经越来越窄。
大陆没有以抗争来提升地位的条件。何清涟表示还有一条提升地位的途径就是透过抗争。西方国家在马克思生活那一时代，工人生活并不好。但是他们可以组织工会，可以组织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进行合法抗争。这种抗争使得社会底层可以不断通过谈判等合法手段来改善本阶层处境，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就是这种抗争的产物──高福利国家的弊端这里就不讨论了。如今欧美各国的工会，还在采取合法抗争的方式保护工人的利益。
何清涟坦言，抗争的前提是必须让社会底层成员有组织本阶层成员的合法权力。所以在中国如果要想改变社会底层的不利处境，就先得让他们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要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还给他们。因为有结社自由，有言论自由，他们才能组织起来，才能提出他们的利益诉求。但他们所要求的，恰好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死死守住，寸步不让的底线。
三，熊平等的文章：何清涟，不得不说的女人
何清涟女士说，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就标志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至97年底，中国7%的豪华家庭控制着全社会30.2%的财富，20%的人拥有全社会80%的消费支配权。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有资料表明1.3%的人拥有全社会20%的存款额，而且他们的存款额度还在上升。而这，何清涟女士说，是在短短十年间完成的。她说，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用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道路，创造了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现代神话。她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权力为手段，以国有资产为掠夺物件的免费大餐，并且列举了大量严密确凿的资料，再辅之以科学严谨的论述，使得所有对她咬牙切齿的文章，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一个羸弱女人所揭示的一切。她说，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同，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以牺牲效率和公平为代价，是以权力为手段的赤裸裸的掠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中国的原始积累呢？
所以何清涟女士所招致的怨恨远不只这些。她指出，中国的原始积累所导致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无处不在的腐败。她列举了德国哥根汀大学对全世界41个国家政府清廉度的排名，中国被列为第40位。当然，她没有指出排在中国之后的印尼。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考查完东南亚这几年深陷腐败陷阱的根源之后写出了《亚洲的戏剧》一书，在书中他说，这些国家已经深陷极权统治与政治腐败的陷阱，不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而纯粹探讨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青年学者康晓光把他所说的极权统治和政治腐败的怪圈叫做“缪尔达尔陷阱”，并且指出中国目前已处于陷阱的边缘。何清涟女士则把这种边缘陷阱叫做“现代化的陷阱”，并且对这种陷阱作了详实而有力的论述。她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下颇为流行的“腐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论”。她以她羸弱的手指出，腐败消解旧体制不仅成本不是最小，而且还是最大，因为“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她这句话实际上无情地指出了那些对合伙窝案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感到“震惊”、“愤怒”时的虚伪。她用祥实而又权威的资料指出，十年来中国外逃资本占中国外债增加额的52.30%，而且还有逐年递增的趋势。据我所知，仅近段时间，就有深圳泰明国贸彭海怀兄弟和三峡发展总公司经理金兆文携钜款外逃案发生。而能见诸报端的，只是众多外逃资本案中的冰山一角。
在书中她还首次阐述了人们对“分配”一词的误解。她说，“分配”不应当仅仅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即“按劳分配”，还应包括生产权力和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分配，并且指出，生产要素分配的不公平比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所产生的不公平问题还要大，“所有看似经济领域的问题，实质都是由非经济领域的问题造成”，因为仅凭“双手劳动”，十年间积累的贫富差距不可能有如此之大，中国没有比尔‧盖次。她举了一个法不责众的例子：垄断造成的危害远比重复建设的危害大。并且提出，只要重复建设的成本小于垄断的成本，一定范围内的重复建设就应该被允许。她实际上是在呼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微软在中国，它会被起诉吗？个人占有生产要素导致的不公平现象，她所拥有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她说，改革的成功不仅仅限于改革的深度和力度，还在于对以往改革反思的深度和力度。也就是要对改革进行伦理追问，引入人类关怀。她说，一项改革措施，必须考虑将有多少人受益，是哪些人受益，又有哪些人受损。象高校收费，受损的又是些什么人。如果改革的结果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困境，哪怕社会的发展再迅猛，也不可能是成功的改革，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她还要对当前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占有具不具有合法性和公平性进行伦理追问，虽然这种追问“不能够改变财富的占有状态，但至少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一种人文道义精神”。
由此她不得不谈到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她说，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权力结构的改革，也就是袁方所说的“社会结构”的开放。袁方说，经济领域内的革新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有限，现在是到“社会结构开放”的时候了。以前经济结构的开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这种“经济结构的开放”是在“社会结构的封闭与半封闭”的条件下完成的，因此对改革的推进力有限。何清涟女士没有具体阐明权力改革如何革新，但青年学者刘军甯在谈到哈耶克的政治学说时，提到了一个哈耶克关于“政治无赖假说”的事，可以弥补何女士的不足。刘军宁列举了世界上以廉洁奉公著称的几个国家，如新加坡等，他们都以“假设当权者都是个无赖”来监督和执行权力，与我们所鼓吹的“廉洁自律”不同，他们的权力执行者不是“钢铁炼成的”，而是“无赖”，最后由这些“无赖”组成了高效廉洁的政府。他举例我们上飞机被检查行李来说明这种假设的存在和好处。在上飞机之前，我们都被假设成“企图劫机的可疑分子”来执行安全检查，最后我们都安全飞到了目的地。
我记得今年何清涟女士在对采访她的记者说，这两年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所带来的一切都将过去，名誉、赞美、怨恨和妒忌。她说话的语气的平静使我颤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以她的清纯和羸弱，击退了这两年间她所遭受的各种怨恨、打击和报复。而她所凭借的力量仅仅是：良心。（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