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寒:中国化解危机需提升软实力

楚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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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日讯】

中国软实力不足凸显无遗

三月发生的西藏、甘肃、四川等地的藏民抗争事件,发展到北京奥运圣火全球传递中多国的示威与冲突,甚至有可能波及八月份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西藏问题由来已久,事件的爆发乃至事态的发展,既有其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这场奥运前夕因西藏问题引发的国内外各种抗议浪潮,正是崛起的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不断遭遇抗拒的最典型缩影,也将中国软实力不足的问题凸显无遗。对于当下的与未来潜在的危机能否化解,进而走上良性发展的新境地,取决于中国的软实力能否得到有效提升。

自从一九九○年代初期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并阐释“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以来,软实力逐渐成为冷战后各国政界学界研究与应用的一个重要课题,启迪着人们的新思维。按照其观点,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等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重要构成。

约瑟夫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存在于三种资源中:文化感召力、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相容性与制度的先进性,其核心在于价值观。这一概念的提出,将软实力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几乎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后得到公认的观点是,软实力对社会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

柔性的战争 文明的较量

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大国,在后冷战时代日益意识到仅仅是经济产量的增长或者军事装备的提高,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大国,而是需要国家软硬件的全面提升。如同一台电脑,无论它的硬件多么高端,若没有先进的软件相配套,也是徒具外壳而已。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欠发达,不等于没有软实力。同样而言,经济强盛,也不意味着就当然具有软实力。

就软实力举例来说,近二十年来,在社会制度与模式方面,各国互不相让,竞相展销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发展成就。像近些年来,北欧以高福利、社会公平、重视环保等特色的“福利国家橱窗”发展模式吸引全球目光,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已开发国家。而欧盟成功的一体化模式,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区推行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仿效和借鉴的主要模式。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澳洲、加拿大等国日渐重视对外推广其全新的国际理念,在外交中突出强调人权和环保,重视人道主义干预,积极支持对开发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力求树立一种不同的国际规范和外交理念。法德俄等大国对伊战的立场发出不同声音,并积极介入伊朗核问题、巴以和谈、朝核问题等众多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各大国在○四年印度洋海啸灾难中争相展开人道救援与捐助行动,旨在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本国的国际软实力。

可以看得出来,软实力在国际政治的较量中正是“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也就是不用硬攻,关键在于屈人之心,赢得人心,使人心悦诚服。新世纪以来各国软实力的竞争,可谓一场柔性的战争,一场文明的较量。从上述软实力的三方面要素来看,中国显然相当薄弱,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缺乏。

和平崛起必须提升软实力

中国政府对此并非没有意识到。去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上,就首次将“提高国家软实力”写入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但报告中提到的软实力仅局限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层面。西藏事件后二十几天,胡锦涛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提出五项倡议,其中之一就是“加强人文交流借鉴”,并提倡理解和宽容。这一点倡议,正是软实力的内涵所在。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总体竞争力已远非昔日可比。但由于软硬实力两个步伐的不协调,在空前的表面繁荣下,隐藏着致命的隐患。没有软实力的同时成长和积累,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躯体将难以支撑得住而继续平顺往前行。

中国之软肋,在于软实力方面太过薄弱。主办奥运,本来是中国敞开胸怀融入世界的最佳契机,但风云突来,中国的国际形象非但没有因圣火的全球传递而得以提升,反而在中西两个社会的深层差异与冲突中遭受重创。

故此提升软实力,已成为中国领导层乃至包括年轻一族(八○后、九○后)在内的全体民众,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和平崛起的过程,既是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更是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亲和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就是软实力不断成长和积累的过程。中国和平崛起,必然把构建和强化软实力放在重要位置。

可以说,在中国由经济大国步向真正崛起的转折点中,从文化吸引力、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创新能力到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社会组织模式、国际影响力与形象这些软实力上全面提升自己,已到了关键时刻。

实行社会开放、政治改革

中国需要充实并完善文化感召力,这需要展现大国气度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合之道,强调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以处众,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当今文化多元而又互补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更需要的是和而不同,是和而共生。这就需要中国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以及对待异见思想、异域文化的宽容。让作为中华文化特色之一的中和之道,在新的世纪融入时代的特征而释放生机。

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理念上,中国需要更多地吸纳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去消解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这需要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和政治现实面前,中国需要吸收、充实并完善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若没有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真正意义上的凝聚力将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道德制高点。其他国家也许会根据他们是否能在经济、安全和外交上获益来决定其对华政策,但若不是出于对中国政治价值的认同,则无法维持长久。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入,中国需要在国内创造一个愈加宽松、愈加自由的环境,逐渐还权于民、还自由于民、还自治于社会。在政府、家庭和市场之外,需要放开管制来培育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宗教团体、自助组织等公民社会,逐步让非政治性的公民社会团体也能参与到社会决策中来,促进社会的相互了解和关联,以提升社会的共同利益。

从科学技术到大众文化上,中国需要提高自身的总体创新能力和机制。对比先进国家,中国创新能力和体制的滞后相当明显,这源于其他体制因素,如资本市场、人才管理、高等教育体制等。逐渐缩小差距,直至建立自己的创新体制,需要中国的努力和进取。

最迫切也是最难的是,中国应从现在起就在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制度上做好准备,启动社会开放,将中国的制度体系逐渐步入彰显民权的新模式。毋庸置疑,中国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痼疾是限制中国获得和提升软实力的主要障碍,信息不畅、决策缓慢、推卸责任、效率低下乃至贪腐成风,是中国缺乏体制内活力需要根除的病灶。中国需要真正实行社会开放的政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让社会本身的活力去弥补官僚主义的固有缺陷和严重恶果。一个开放的、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才能在内部永葆生机,在国际上赢得尊重。

提升软实力涉及体制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中国的发展进程在对软实力的需求上将超过对硬实力的需求。提高硬实力相对比较容易,像大量的外商投资、足够的技术转让等都会提高中国的硬实力;但提高软实力将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如体制、观念等方面的改革等。对当前的中国来说,要化解一系列危机,然后步履平顺地往前发展走向世界,软实力的提升应摆到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正面临新的抉择,改革也步入新的路口。这个世纪如果真的属于中国人,那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也意味着要在文化、政治和道德上应当担负起大国责任,意味着文化、价值观、创新机制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需要不断更新进步。除了文件的载入和漂亮的口号,人们还希望看见更多,比如真诚的反省、果敢的革新、虚心的接纳、实质的进步。只有在软实力上付出艰辛努力,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才能开出绚丽的实践之花,而不是毒恶之果。否则,中国将错过极其难得的历史良机。

转自《争鸣》2008年6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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