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二○○四年一月，民营电台“希望之声”开始了两个小时对华广播，同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大纪元》刊载了《九评共产党》社论的第一评，我在读完第一评后，马上意识到这个社论的特殊意义，立即指示编辑室制作语音版，在以后的十几天里，《大纪元》每两三天推出下一评，而“希望之声”也是亦步亦趋地推出了一集一集的语音版。二十天后，电台又拍板增加时段，大胆购买了第三个小时的三百千瓦大功率的广播时段，整小时播报《九评共产党》社论节目。次年三月，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因为收听这个节目，北京市面上的短波收音机卖脱销了，而后来来自台湾的短波收音机生产商的消息说，他们二○○五年对大陆的出口就增加了三成。
历史上有些事情的发生似乎是不经意的，《大纪元》的这篇奇文推出时，没有大手笔的公关，没有合纵连横的通路推广，甚至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但是，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带着它的真理，而且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自《九评》推出到今天，根据我们电台的了解，这部作品在大陆默默的、广泛地流传，如水银泻地，又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其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作用，也许只有当地底已经滋润透彻，融化到表面的冰雪时，人们才会惊觉。
吴葆璋先生是一个有慧眼的人。当然，我以为，所谓有慧眼的人一定是无私且持心直正的人，才可以不会为杂念所干扰而得出判断。我在很早就注意到吴先生的文章和言论，在当今纷纷扰扰的理论和看法中，能够一下抓准事情的本质。在二○○六年七月，我终于有机会和儒雅可敬的吴先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晤，从炎热的宪法大道的路边，到清凉的Smithsonian博物馆的餐厅内，在整整一个下午里，我了解到了吴先生为了真理于八九年走出中共新华社之后，通过法国广播公司中文部为中国人民做了多少事情。而在如何办媒体，如何能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新闻自由方面，我又从吴先生这里得到了诸多宝贵的教益。
但是，直到我读到这部书的书稿，我才能体会到吴葆璋在这几年退而不休的生活中，为中国人民做的更多的事。吴先生不仅向华人，更重要的是，向西方国家和社会，以他独特的经历，实实在在的故事，用触动思想的笔锋，提出准确到位的观点，讲清中共的本质和中国问题的本质，以及西方社会如何真正帮助中国的关键。
作为从高科技软体转入创办独立媒体的我，几年来实在是一段奇特的经历，我亲身见证了一个庞大的，也许现在还不广为人知的，重建真实、重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最终重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伟大工程，众多的炎黄子孙怀着对国家的拳拳之心，顶着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不眠不休地工作，为中国打造自由媒体的平台，不仅成绩蜚然，也让我对中国的未来深具信心。但是，在真相扑朔迷离，世事纷扰，真假难辨的今天，谁能读准这一切？吴先生是少数能把握这一变化的智者，对此，我不仅是欣慰，简直就是赞叹了。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被漫漫长冬冻得已经麻木和没有信心的人们，可知春天已经来临？而吴葆璋先生，则是春天的使者。
（《莱蒙湖畔望春回》序，原题“春天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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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葆璋先生从事新闻行业四十余年，是一位在新闻界颇受敬重的资深媒体人。“六四血案”爆发时，当时身为新华社驻巴黎记者的吴先生在法国电视中看到中共军队屠杀学生的场面后，愤然交了办公室的钥匙，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新华社。此后，1989年底，吴葆璋先生通过公共考试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任中文部主任，直至2003年退休，现定居法国首都巴黎。
《莱蒙湖畔望春回》书中收录了二十篇吴葆璋先生的专访及各地演讲稿，主题大都围绕中国问题及大纪元推出“九评”后的观察及反思。内容从2005年元月第一篇“九评”发表后，吴葆璋先生接受大纪元专访：《九评》填补现代人类思想史空白，到2008年在法国隆斯索尼埃市讨论会上的讲话：救救奥运囚徒，与会发言地点遍及欧洲各国及台湾。
吴葆璋先生的发言内容精辟，事前准备演讲稿的态度非常严谨，文章读来铿锵有力，对中国的现况及面临问题，以国际视野，指出真正帮助中国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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