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8日讯】自由时报记者赖仁中／专访
经济犯罪看不到刀光剑影，有些案件甚至没有明显的被害人，但它类似人体组织的癌细胞，会不断侵蚀健康细胞，也就是逐步造成财经秩序的失序，若不遏制，危害持续扩大，最后恐致整个经济崩解。
许永钦深切了解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的可怕，长期钻研证券、金融业务法规，成为侦办经济犯罪的一把好手，并为我国第一位驻金管会检察官。
侦办秃鹰、台开等大案期间，他既要与犯罪顶端的“智能犯”斗智作战，还得承受被“三个字的报纸”在后面放冷箭射伤的辛酸和压力，他说，“日本ＮＨＫ记者利用新闻搞内线交易，社长自动下台以示负责，这家报社集团却未见有谁负责，真的是差太多了”。
靠着坚忍韧性，抵挡无情的攻讦，在逆境中完成侦办任务，但这段历程始终是他心头的憾恨。
许永钦现为士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虽退出第一线，仍心系经济犯罪，他认为，对经济犯罪的处罚，法规周延性尚不足，应以多元化的法制来补充，比如行政处罚要强化，因为它最立竿见影，他不主张一切都采刑事重罚，但如果真的是很明确的违法，刑责就应该要加重。
跨国性犯罪日增 重伤国家经济
记者问：能否整体谈谈台湾经济犯罪情形及影响性。
许永钦答：台湾从八十迄至九十年代，经济犯罪层出不穷、日趋严重，大案如国产汽车案、中兴银行案、台凤案、台中商银案、东隆五金案、新巨群案等，九十年代更有久津案、博达案、太电案、秃鹰案、台开案、中信金案、力霸案等备受瞩目、或动辄数十、数百亿的大案，危害社会和金融秩序既深且广。
近些年，经济犯罪行为并朝向国际化，在海外成立纸上公司，违法输出资金等，例如太电、博达和久津均是跨国性犯罪案件。经济发展是国家国力的象征，经济恶化，国力也会受影响。
问：经济犯罪的负面影响有无具体例子？
答：一七二○年，英国出现经济泡沫事件，当时股票恶质炒作得太厉害，造成英股一百年不振，可见经济犯罪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当时物理学家牛顿投资的股票惨赔，他讲了一句名言，“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但没办法估算人类的贪婪”。
任何经济犯罪带来的影响都很深远，比如一件企业舞弊，往往牵连者众，往来银行的贷款变成呆账，交易厂商钱收不回来，资力不好的就如骨牌般应声倒地，最可怜的是投资大众，有人毕生积蓄毁于一旦。
有形的物质伤害之外，无形的非物质伤害更大，如投资人丧失信心，外资看到台湾舞弊丛生不愿来台，银行经营也雪上加霜等，所造成的金融秩序裂痕，非常不易回复。
违法转投资中国 抗辩不合逻辑
问：方便对某企业被控违法转投资中国被诉、一审判无罪的案子，表示看法吗？
答：这家公司还在，多讲会有伤害，但有个观念要讲明，被告曾抗辩相关行为未造成公司损害，也没有被害人，并斥检察官乱起诉。真是这样吗？
经济犯罪当然有被害人，掏空公司的直接被害人是公司，投资公司的股东则是间接被害人；炒股或内线交易等侵害的法益是股票市场的交易秩序及公平性，所有投资人都是间接被害人，这类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称为“超个人法益”。
另外，有些企业认为，“我不走出去会怎样”，但以国家立场来讲，制订游戏规则，会权衡这个措施，在国外，政府管制不会太紧，让企业有活力、自由化、松绑法规，但有几个区块一定要高度管制，一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是涉及技术的，政府要评估，哪些技术可以移转出去，哪些不行；还有银行的设立，也应高度管制。
问：对经济犯罪的处罚，有没有需要再强化的地方？
答：有，重罚化其实是全世界的潮流，台湾也是如此，目的在于吓阻作用与严惩不法，此外，实证研究显示在经济犯罪中以刑事制裁最具吓阻作用，不过台湾对经济犯罪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中国最重可处死。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范，存在太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太多的模糊概念，例如内线交易利得如何计算、法律没有明订，以及什么叫违背法令等，如果说立法者故意这样，以便让司法来补充，但司法补充却往往变成各说各话。
我不是重刑事的人，我认为刑罚外，还要民事，民事补偿的手段要有惩罚性赔偿；行政处罚也要强化，以多元的法制来补充使之完备。
金管会须重监督 围堵金融黑洞
问：所谓星火燎原，您觉得如何在经济犯罪坐大或扩张前就迅速有效扑灭？
答：刚提到行政处罚，在国外，这是最立竿见影的，比如发现一个金融缺失，主管机关立即纠正，就不会产生后面的金融舞弊案。方法如强令改善、罚锾、不适格的经理人或董事立即解除等。
企业也是，公司有财报，证交所发现任何讯息，知悉某上市柜公司财报有问题或有疑点的时候，也须以行政手段立即处理，在违法舞弊案情成形前就先消灭掉。但如果发现已经是很明确的违法，刑责就应该加重。
许多经济弊端，刚开始都没有问题吗？假如发现问题，就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的原因不能处理，像力霸案，国民党时代就发现了，不处理，民进党也是后来才处理，结果造成一千多亿的损害，民脂民膏耶。
我觉得金管会，似乎把自己变成一个执法者的角色，着重除弊，但我认为，你是一个监督者，应在行政监理的角色上多着墨，一发现金融缺失，就设防火墙堵起来，立即改善，不让黑洞继续扩大，这个区块加强的话，事先防范做好，金融舞弊案会慢慢减少。
问：现今股市下滑，人民没信心，政府要大家有信心，你觉得呢？
答：执政者要给人家信心，必须懂得规划，要有方向，要有具体可行的措施，而且要执政透明，比如到底台湾的次级房贷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政府是不是应该立即把这些影响层面做出客观评估，给民众知道，当老百姓知道预期的最大损害在哪边时，就不会那么恐惧，而且当知道自己的财富会萎缩多少时，政府也要让大家知道您有什么对策，牛肉在哪里。
问：你侦办台开、秃鹰等案时，压力可说内外交迫，当时和现在的心境如何？
答：办案辛苦没什么，最感慨的是，我替国家做事，却被媒体点名骂，联合报曾用七篇社论攻击我，说我吃案，他们有没有人来问过我，你们可以去问高等法院法官，台开案中有没有吃案的事实，卷宗可以全部摊在阳光下看。
他们还杜撰我和我太太感情不好，竟说“我太太（也是司法官 )对台开的结案也不齿”，用不实新闻来打击我，说穿了，就是意识形态太重。
办案期间我唯一没处理好的是我的家庭，我父母有两个儿子，但照料双亲重担全由哥哥一肩挑；办秃鹰案时，我女儿得肺炎，差一点就没了，我很感激陈瑞仁老师扛下重责大任，案子由他主导，我到台大医院住了二十五天，天天在医院看卷，出院后再一起办案往前冲。
叹媒体操弄公器 竟助个人牟利
问：为何你在个人著作“经济犯罪”书中，提到“媒体把公器变成个人获利工具”？
答：这家报系底下的报纸，四个字的报纸记者，独家报导劲永公司的利多，一边报导，一边进场买卖股票；讽刺的是三个字的报纸记者却报导利空，记者还不敢自己挂名，结果放空劲永的人都是该记者的友人。
假如你的记者出现道德上的严重瑕疵，以日本ＮＨＫ的记者搞内线交易来看，社长下台负责，然而这家报社集团呢？今天心情激荡讲出这些，他们可能又要写文章来修理我。
我想跟他们说，新闻的良知和司法良知，道理都是相同的，司法讲求真实，媒体负责人也应对他们的新闻做到真实性、客观性。
我写书，也是觉得办了这么多案，不被肯定，反遭批评，有点心灰意冷，所幸美好战役已经打过，自认对司法与社会有些贡献，想说把经济犯罪问题与办案经验做一系列整理，这本书刚好可做为告别检察官生涯的纪念。
问：你当时想离开公部门？
答：是，还去应征过三个律师事务所，后来有的不适合，适合的另有他故未去，其实到今天还在考虑要不要离开检察界，“凡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行事无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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