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20日講座于新加坡報業中心禮堂
我的這個講題──文化中國与儒家傳統，范圍很大，涉及的層次很多，接触的課題极為繁雜，但這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課題，或者是抽象的智性游戲，而是一個我認為既有現實性、前瞻性，并且很嚴肅，也很緊迫的學術課題。
我提出這個課題以及与此課題有關的一些相當片面的設想，已經有好几年了。最近五年，我特別感受到這個課題有深刻的意蘊，值得大家一起共同來探討。不僅學術界、知識界和文化界應該重視這個課題，就是政治界、企業界和大眾傳播也應該予以關注。因為它聯系到中華民族（廣義上的中華民族）如何進行自我了解，如何認識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等方面的問題。
如何塑造新型知識分子
我想分三個方面來討論這個課題。首先，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文化中國是什么意思？它和儒家傳統的關系應該怎樣去定義？在這個背景底下，儒家倫理的基本取向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談一談儒家傳統為文化中國塑造新型的知識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究竟如何？我希望這個設想能夠契合吳德耀教授這位海南一代哲人所体現的人格風范。
文化中國這個課題，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討論過。1987年，一批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海外的學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創辦一個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時發行的雜志。那時，我們的共識，就是把這個雜志叫做《文化中國》。至于雜志的內容，不僅是討論政治和經濟課題，也會探討文化課題。另外，傅偉勛先生也出過一本書，叫《中國文化与文化中國》。總之，有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
1990年，我申請了一年假期，离開哈佛，到夏威夷東西中心的文化傳播研究所發展了一個研究計划，就叫“文化中國”。之后，普林斯頓的中國學社，又針對文化中國這個課題，討論過五次。每年到五四的時候，我們就會進行一次討論，對文化中國智識分子的問題、民間社會的問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問題以及中國文化的發展前景的問題，都探討過。
在康橋，也就是我所服務的地方，我們已經舉行過好几次的討論會。在溫哥華，有一批華裔的基督教徒要從基督教的立場來理解中國文化，并出版了一本叫做《文化中國》的雜志，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三期了。香港在三年前舉行了一個有百多名學者參加的大型國際學術討論會，名稱就是“文化中國”，論文已經在台北出版，很厚的一本論文。在哈佛，也舉行過一次“文化中國認同与傳播”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大陸有十几名學者來參加。去年在杭州，也開了一個由三個學術單位，即北京中國文化書院、杭州大學和上海的學術青年聯辦，集中討論文化中國課題的學術討論會。
我所理解，我所提出來的文化中國，一共有三個意義世界。這個觀點頗為引起人們的爭議。
第一個意義世界，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新加坡，沒有什么可以爭議的，主要是由華人，多數華人組成的社會。但是，這些社會必須包括相當程度的少數民族。在中國，除了漢人以外，還有滿蒙回藏，還有很大的壯族以及其他五十多种少數民族。加起來的話，有好几千万人。
華人社會內部發生的互動
第二個意義世界，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最突出的當然是馬來西亞，差不多百分二十八以上是華人，泰國大約在百分之十，至于印尼或菲律賓，可能近于百分之三。在美國、澳洲、非洲和歐洲，華人的比例就非常小，但是人數加起來，也很可觀，經濟力量非常強大。所以，從經濟的力量來看，第二個意義世界和第一個意義世界，乃至第一個意義世界內部已經發生了很多的互動，因此有所謂經濟自然區的形成，比如說香港和華南地區，福建和台灣。
第三個意義世界是爭議最大的，就是我也包括了一批和中國与中華民族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的國際人士，其中當然有學者和漢學家，但也包括長期和中國文化或中國打交道的企業家、媒体從業員和政府官員。對于中國文化問題，他們常常是通過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韓文和其它語言來加以了解。
我提出這個觀點，在台灣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也許他們對這個問題根本沒有興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響，說把外國人加入文化中國有點不倫不類，很不贊成。在大陸，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在浙江大學，我提到了這個觀點，有學生質疑說：“外國人既不懂中文，又沒有在中國文化的環境里生活，怎么有資格談文化中國？
我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說：“假如一個19歲的中國年輕人，開始對法國文化發生興趣，學習法文；到29歲，法語講得很純熟；從20歲到39歲，可以用法文寫一點報導法國文化的東西；到了49歲，開始成為法國文化的權威，逐漸可能變成專門研究法國大革命的重要專家之一。這一位中國年輕人，跟法國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他對法國文化有沒有發言權？他說：‘當然有，因為他爭取到了，他努力研究法國’。”
有一大批我這二十多年來所接触的美國年輕人，在從事中國文化研究。在美國學術界有個通例：你假如要研究中國文化，你就必須是美國高等學術界的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說，只有成績最高的學生，才會被接受研究中國文化。我在普林斯頓、柏克萊、哈佛的入學委員會服務了很長的時間，知道要想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那一些候選人，都是美國學術界的精英中的精英。最近，有六位數學能力和語文能力都是800分（滿分）的年輕人報名研究中國文化，我們只錄取了其中三位。另外三位也是滿分的，我們沒有錄取，因為競爭太強了。
而這些直接參与文化中國論說的美國年輕人，經過十几年的長期奮斗，終于得到博士學位的時候，常常是失業的。可是，他們卻樂此不疲，再經過一段時間后，可能有所發展。有一些因為在學術界找不到工作，轉行投身銀行界、企業界，變成大富豪的也不少。有些學者說，到了銀行界，發現競爭性很差，和漢學或中國研究根本不能比。他們說：“我們經過中國學研究的挑戰以后，這簡直是小儿科。”所以，我堅持要這個第三個意義世界。
文化中國不是狹隘地域觀念
我認為文化中國不是一個狹隘的地域觀念，不是一個狹隘的种族觀念，也不是完全語言的觀念。文化的觀念太大了。文化和族群意識、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過主動自覺的努力而爭取到的。
近百年來，中國經過了好几次的浩劫。從文化的立場上講，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當時，大批中國人把中國文化摧殘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你說因為我是中國人，我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國文化的維護者。這個命題根本站不住。摧殘自己文化的中國人，比比皆是。反過來說，想通過文化的努力來了解中國智慧的外國人，也相當的多，比例上講起來當然是非常非常少，但他們的人數在逐漸增加。我們不能忽視他們的重要性。
儒學若一枝獨秀是不健康的
接下來，再談文化中國和儒家傳統的關系。有很多人誤會了我杜維明，認為我從事儒學研究，總是想儒學一枝獨秀，想獨尊儒術。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我只是覺得，儒學在中國最近這一兩百年里的命運太悲慘了。因為命運太悲慘，如果能夠為它一陳詞，讓它有再生的力量，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或幻想過要把儒學變成一枝獨秀，即使是能夠一枝獨秀，我認為也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我的立場是文化多元，從文化多元的角度來看儒家傳統所具有的精神資源。從這個角度看，文化中國的觀點是非常寬的，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絕對不只是儒家傳統，還有道教、佛教等其他傳統。中國的民間宗教傳統里頭，有儒家的成份，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成份，而是佛家的。佛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大大超出了儒家，在台灣，在香港，在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出來。
文化中國還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資源，如法家的思想，甚至于陰陽五行的思想，墨家的思想，這些都是文化中國的資源。回教，現在中國有五千万回民，包括維吾爾族；基督教在文化中國也有很大的生命力，出了很多第一流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思想家。
文化中國范疇遠超儒家傳統
這一切都是文化中國的資源。所以，文化中國的范疇遠遠要超出儒家傳統，毫無疑問。但是，儒家傳統是文化中國的資源之一，值得發揚。而發揚儒家傳統，不僅是從事儒家研究的人，就是關切中國文化將來的命運的人，大家都應該有興趣，這是我的理解。
可是，在另一方面，不論把文化中國的范疇擴展得多大，都不能涵蓋儒家傳統。也就是說，儒家傳統的范疇体系的涵蓋面，又要比文化中國寬。為什么呢？因為，儒家傳統也是日本的，也是朝鮮的，也是越南的，將來也可能成為歐美的。所以，不能說中國文化這個傳統把儒家傳統完全包容在內。除非我們能說日本文化、朝鮮文化、越南文化都是中國文化的一支。但我想，即使我們再傲慢、再狂妄，這句話也是經不起考驗的。
所以，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已經不僅在中華大地，同時也在日本、朝鮮、越南及很多其它地方開花結果。其實，儒家傳統常常在中華大地上受到很大的摧殘，但在韓國、日本有很大的發展。
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舉一個很突出，對我來講既興奮又傷心的事情：我認識一位杰出的日本學者，叫做島田謙次，其實應該叫ShimadaKenji。Kenji教授在1974年訪問北大，當時還是在文革的余韻，批林批孔的風气還很盛。Kenji教授告訴我，他在北大發表論文時，說過“儒家傳統是東亞文明的体現”，另外還講了一句更有刺激性的話：“假如貴國的學人對這一傳統棄之不顧，那么我們京都的朋友要加倍努力”。
大陸的學者當時很贊成他的說法，但是不能夠發言。實際上，這也是我們痛心的事情，嚴格地說，在過去几十年，真正嚴肅的儒學研究，不是宣傳，不是政治化，而是嚴肅的儒學研究，是在日本的京都和韓國的漢城，其發展的情況，遠遠要比台北、北京以及其它中國文化區來得有成績，也深刻得多。因為它們的文化沒有薄弱，吃了原子彈，但學術傳統并沒有被糟蹋，而儒家傳統在中國的命運卻非常的曲折。
在多元精神文明下茁長
現在很多人在談東亞文明的复興，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有較多東亞文明的興起，先是日本，接著是所謂的四小龍，最近還包括社會主義東亞。日本和韓國學者把這個區域叫做“儒教文化圈”，包括了工業東亞和社會主義東亞。如果輕松一點說，“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不管你從食物（稻米）、餐具（筷子）或語言符號（漢字）來看，這個文化圈里，儒家的生命力很強，但它的生命力是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長的。
所以，在中國，一定要考慮到道教，要考慮到民間宗教，還要特別考慮到大乘佛教；在日本，要考慮到大乘佛教，部份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鮮和韓國，要考慮到大乘佛教，還有它們的巫教。可見，儒家傳統在這几個社會，事實上都有不同的表現。換句話說，儒家傳統是多樣性的。
另外，我想從儒家傳統本身的發展及其命運，和文化中國現在的課題的角度，提出兩個觀點。第一，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在現階段說，是薄而不是厚；第二，文化中國的价值領域，是少而不是多。這是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
是什么原因造成這個現象的呢？是從五四以來的強勢意識形態。五四以來的強勢意識形態又是什么呢？當然是西化，但卻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一個特殊的西方文明。這個西化所体現的精神，可以說是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和廣義的科學主義。這個強勢的思想在文化中國的各個地方，影響力非常的大。
在中國大陸，現在有所謂的商業大潮，大家“下海”以后，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更加突出了。在台灣，雖然宣傳中國文化，但它是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宣傳中國文化，以前是為了替國民党造勢。現在，台灣的意識形態，基本上還是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另外，像新加坡和海外華人社會，工具理性的影響最大。這個力量，突出了經濟和政治，對于社會、文化，特別是人文學的方面，并不重視。這是很明顯的。至于精神性，就是宗教學所說的精神性，它在文化中國的生命力非常薄弱。雖然有很多人是教徒，可是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大的方向，卻是物質主義、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其精神性很淡。很多人認為，目前在國際上，能夠体現精神性的，是西藏的達賴喇嘛，但達賴喇嘛所体現的是佛教的精神性，正好是和文化中國，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相抗衡的。
意識形態受科學主義影響
最近在大陸，精神性的問題提得非常高，突出提出這方面問題的，多半是少數民族。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中國大陸學者，對精神性的問題也提得很起勁，但他們多半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可是，作為文化中國主流的儒家傳統所代表的精神性的問題，卻提得不很明顯。主要是因為科學主義、工具理性，已經成為現階段文化中國最有影響的意識形態的緣故。
科學主義、工具理性影響了文化中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中國大陸，最有勢力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有影響力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特別是科學民主。不管是有勢力還是有影響力，都是西方思想，而后面根据的多半就是科學主義。
1972年，中國大陸第一次派代表團到斯德哥爾摩參加國際環保會議，但卻拒絕簽署國際環保最基本原則，成為与會一百多國當中，唯一不簽署基本原則的國家。為什么中國不簽呢？因為最基本原則當中，有這么一條：“不僅發展是有限制的，科學技術也是有限制的。”大陸代表怎么也不肯簽字，因為“科學万能！這條原則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辨証唯物論思想。”
這個思想影響非常大，落實在教育方面，突出了教育就是為了社會服務。它不僅是工具理性，而且還是社會工程，很現實的塑造一個人成為服務社會的工具。對于文化的傳承，對于個人人格的充份体現和完成，對于批判精神的發展，基本上不重視。重視的是從工具理性來發揮個人能夠服務社會，特別是在技術層面和科學層面的功能，不是為了培養全部的人格發展。
在這個情況下，經濟和政治的价值更突出，多元的人文价值很難出現。人文學的价值，即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的价值，都在于人的自我反思，不僅是個人，而是群体人的自我反思。這种學問，在文化中國不會受到很大的重視。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國大陸某位身居高位者，居然會問“花那么多工夫去搞考古干什么？”“那么多人去搞歷史干什么？我們現在搞四化，全部精力都應該放在建設上，你搞歷史干什么？”等問題。當然，文學、哲學、宗教更不用說了。
文化中國缺乏人文資源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文化研究，宗教學以及所有其它能夠令我們自我反思的資源，在文化中國比較缺乏。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理解到，五四以后，儒家傳統之所以受到重視，多半不是儒家的精神層面，而是它的現實性，它的入世，它的工具性。很多人說儒家了不起，因為它不是宗教信仰，就只相信現在，不相信來世；相信生，不相信死；相信活的人，不相信鬼，認為這個儒家健康，跟我們現在的科學理性完全合拍。對l韙l特別推崇，因為l韙l很早就認為人定胜天。另外，所謂主觀主義，如王陽明等人的思想，都被認為是比較片面的主觀主義。
我們最近在康橋開了一個學術討論會，出了一本報告，叫做《儒家世界的透視》，有政治學家、宗教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語言學家，各方面的專家聚集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三天以上，從各個不同角度來理解儒家傳統。
儒家的傳統是多元多樣，非常复雜的。首先，我們要說儒家傳統是一個多元文化。如果你只了解中國文化，你對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還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鮮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對儒家傳統有個全面的認識。很多第一流的中國儒學家，基本上對日本、朝鮮、越南的儒學是鄙視的，認為他們都是拿了我們的來模仿。可以說，中國儒學學者對日本、韓國的儒學的認識并不多。
需把儒家傳統當成多元文化
譬如說，我1985年在北大上了一門儒家哲學的課，開了一個名單，表示要談李退溪的儒學思想。有一位學者指出，“杜教授，你這個名單里有筆誤，出了一個人叫李退溪，這個人大概不見經傳，你最好把他去掉，不然恐怕會鬧笑話。”可是，李退溪卻是韓國著名的儒學大師。后來，有一位中國學者告訴我，清朝編《四庫全書提要》的時候，就有人看到李退溪的全集，并且還有清儒做了這樣的批語“此皆正學，不知何朝人也。”很明顯的，當時人們已經把李退溪當作中國學者。毫無疑問，我們要把儒家傳統當成多元文化。
另外，儒家傳統也是跨越時代的，像一條河長得很，你不能把它切斷來理解。在世界上有很多有古無今的文明，像巴比倫、埃及，甚至古希腊、羅馬，現在只有到博物館里才能看到；另一些是有今無古的文明，像美國和前蘇聯；又有今又有古的，不多，儒家傳統就是又有古又有今的思想長河，從曲阜的涓涓細水，經過長期的發展，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一部份，后來變成潛流。到了宋明以后，逐漸逐漸地成為東亞文明的体現。最近一百年來，是進入低谷了，几乎要乾涸了。現在又有一點點，我叫它“一陽來复”，可能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還可以發展。所以，這是一條長河，它一方面波瀾壯闊，另一方面非常曲折，所以其歷史跨幅非常大。
再有呢？從各個不同的學科的角度來理解儒學，可以得出很多完全不同的結論。以前研究儒學的多半是哲學家，現在從宗教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甚至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的角度研究儒家傳統的學者非常多。從各個不同的學科的角度來了解儒學，會得出很多不同的結論。從哲學上体現出來的儒家精神和一個政治學者認為儒學有很多政治化傾向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爭議很大。我們上次開會就已經發現到，不同學科之間的溝通，常常比交叉文化的溝通還要困難。
知識分子与母親的教育
儒家傳統長期滲透到中華民族的社會各個階層，有不同的接納群。可是，在傳統中國，到底是哪一种類型的人把真正的儒家傳統价值一代一代的傳下來，而且傳到世界各地？我們認為，不是大儒，也不是很有哲學慧根的知識分子，而是靠母親的教育。很多母親，如岳飛的母親、歐陽修的母親、孟子的母親，就是其中的典范。這個傳統，常常不是通過書寫文字，而是通過口語，通過身教。身教就是以身作則，而不是言教，言教就像我現在所做的一樣，完全靠講。身教是真正使儒學具有生命力的力量，而身教傳到社會各個階層，常常是通過一些沒有辦法運用文字的人士，通過口語，心知其意，能夠耳提面命地把儒學价值教導下一代。這個影響力最大，保留在民間的傳統里面。
我的經驗告訴我，對儒家傳統鄙視最厲害，最藐視儒家傳統的是知識分子。在企業界，在民間，在媒体，它的形像基本上比較好。
儒家傳統是屬于中華民族心靈的積習。那些不經過反思，不經過考認，但卻能用很精妙的語言把儒家傳統表達出來，并且身体力行的人，實際上才是儒學的見証者。而在學術界，就變得非常复雜，絕大部份的中國學者，都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就是我上面所說的科學主義。要他們去理解儒學，特別是它的精神層面，有很大的困難。
儒家倫理有那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從那么多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有各种不同的層次。那么，到底它有沒有核心价值？它有沒有基本价值取向？我想是有的。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片面理解，但它是有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不管你屬于哪一家哪一派，不管你是在中國，在韓國，在日本，不管你是屬于上層，是下層，說儒家是做人的道理，基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這個論點，我看是沒有什么可以爭議的。
儒家的基本資源丰富
l韙l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認為所有東西都有“气”，但只有樹木花草才有“生”，只有動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義”。“義”就是人內在的道德自覺。這是l韙l的看法，孟子就更不用說了。從這個角度上面來講，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出現了天地万物之中，以人為貴的看法。貴的意思就是說，它聚集了很多价值，指的是一個人出世的時候，就具備了很多价值。人就是价值的源頭，不是一個生物群類。這是儒家的一個基本資源。
儒家不是從簡單的、規約的方式來說人是一個理性動物，或人是一個政治動物，或人是一個工具動物，或人是一個語言動物。儒家不是從這個角度來作簡單的比喻，而是把人當成一個多元多樣性的存在，來加以掌握。
人，基本上是一個感性的動物，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因此才講仁愛的仁，是一种不忍之情，是一种同情，是一個感性。人也是一個社會動物，而不是孤立絕緣的個体，人的生物性，使他的行走能力，他的自我生存能力，都比其他的動物要差，但如果組織社會，人就會有很大的威力。人也是一個政治動物，与亞里斯多德的看法相近。同時，人是一個歷史動物，也就是說人有記憶，而且有集体記憶。人也是一种有終极關怀，向往永恒的動物。
人有終极關怀的傾向
我認為，在儒家傳統還沒有出現以前，或孔子時代還沒有出現以前，這些价值，就是為儒家傳統創造條件的价值，已經存在了。如果我們仔細地看，像《五經》吧，《詩經》就突出人是感性動物，《書經》就突出人是政治動物，《禮記》就突出人是社會動物，《春秋》突出人是歷史動物，《易經》就突出人是有終极關怀的傾向。
可見，儒家在一開始的時候，對人的理解就比較全面，而不是規約主義的方式。至少有四個項目已經掌握住，就是個人、群体、自然、天道。所以我說儒家傳統是涵蓋性的人文主義，而不是排斥性的人文主義。排斥性的人文主義正好是西方啟蒙心態所發展出來的科學主義所代表的人文主義。這個人文主義，在西方叫做凡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它是突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跟自然是抗衡的，人和人之間是斗爭的，人和天是絕裂的。這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斗爭哲學。這一套适者生存，优胜劣敗的思想，正是科學主義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競爭性很強，卻不注重和諧。它和儒家傳統的人文思想強調人要与自然和諧，跟天道默契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跟社會要和諧，有很大的不同。
是人際關系网絡的中心點
接下來的問題是，到底儒學的自我定義是什么？孔子講得非常清楚，就是“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我在北京的時候，曾經問過這么一個問題：“到底儒家是為己，還是為人？”答案是“當然是為人。為人民服務嘛。”但這并不符合儒家原則，儒家學術是為己，就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而不是為了社會，不是要成為社會的工具。因為，它是目的，不是工具。儒家是為己之學，但是，己并不是孤立絕緣的個体，而是人際關系网絡的中心點。
從這一方面講，后來宋明理學家也說了，儒學是身心之學，講身和講心；是性命之學，講人性和講天命；是圣人之學，講怎么樣學圣人。我這里提到圣人，大家可能想到道貌岸然。其實不是，照儒家的理解，圣人是最純粹、最真實、最完全的人。我們努力使自己變成更全面、更真純、更完整的人，就是學圣人。但是，這是在永恒發展的過程中，体現我們自己的內在价值，不可企及的。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二十而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他七十歲的時候，就達到了應該做的和所做的完全合在一起的境界。很多后來的儒家學者問這個問題：“假如孔子和釋迦牟尼一樣活到八十歲，在七十二歲到八十歲這八年里，他既然已經達到最高峰，是不是可以輕松愉快，不必再努力？”儒家學者基本上認為不可能，這位老先生還要繼續奮斗下去，而且越向前奮斗越艱苦。所以，孫奇逢（17世紀的思想家）才會說：“到了90歲時，我才知道自己在80歲的時候，是多么的幼稚。”羅近溪也講過這么一句話：“真正的仲尼（孔子）臨死的時候，未免要嘆一口气。”意思就是說，他總覺得還可以進一步發展。
由于這個原因，儒家的理想人格，在于不斷完善自己。譬如孟子提出的“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之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意思是說，有一個人，開始時大家都覺得不錯，認為他很和藹，就叫“善”，是個好人。接著，要看他有沒有內容，也就是有沒有內在的資源，如果有內容，就是有諸己的話，才是“信”，這個人才信得過，不僅是好而已。假如他的內容很丰富，而不是一點點，那么，這個人才叫“美”，就是能夠充實。如果不僅充實，而且有光輝的話，這個人才叫“大”。不僅有光輝，而且能夠轉化自己，轉化其他的人，這個人才是“圣”。而這個轉化又出現一些一般人所不理解的力量，才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儒家傳統接受自我限制
儒家很相信命，相信分，承認每一個具体的人都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說，人有很多方面是不能選擇的。譬如，我的性別，我出身的地方，我的父母，我在小時候受教育的机緣，我的族群意識等各方面，都不是我可以選擇的，沒有選擇的可能。在一般宗教哲學里面，就是要突破這些不能選擇的東西，要看破，要跳出。佛教在這方面提出最激烈、最徹底的方案──出家，破除你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你才能夠不會受到我執。但是，儒家傳統認為限制的本身不是問題，本來每個人都是被限制的。怎么樣把使你成為一個具体人的那些表面上看來有限制的那些條件，轉化成自我完成的資源，就是每個人的修煉。因此，雖然我們是限制的，但我們又有充份的自由，這個充份的自由，就是在我們限制內部可以掌握到的自由。
不管我的智慧多低劣，我的環境多惡劣，我能夠發展的余地有多少，不管如何，我的發展，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人格，在最糟的情況下做的每一分，都有很深刻的价值。
引言：
哈佛大學中國哲學及歷史教授杜維明在今天所刊載的第二部份演 講中，強調儒家傳統是跨越時代的，像一條長河，是不能切斷來理解的，必須從各個不同角度來領會。 儒家的傳統是多元多樣，非常复雜的。首先，我們要說儒家傳統是一個多元文化，儒家傳統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如果你只了解中國文化，你對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還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鮮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對儒家傳統有個全面的認識。
我們常常認為儒家是希望福祿壽喜，認為做官要做得很大，賺錢要賺得很多，名譽也很好，子孫滿堂是儒家的价值。是，儒家是希望這樣，能夠這樣就不錯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在孔子弟子里，最突出的人格形像，被認為是孔子最珍貴的弟子是顏回，而嚴格的說，顏回是一無所有的。壽，他死得很早，沒有；福，什么福也沒享，喝水吃飯都有問題；祿，雖然有王佐之才，卻沒當上什么官，一切都沒有。我們一般所要的凡俗价值，顏回一無所有。可是，為什么孔子說顏回是他最好的弟子。只因為兩個字──好學，在孔子看來，好學是非常嚴格的，非常重要的一個价值。只有兩個人，他用過好學來形容，一個是顏回，一個是他自己。“在這個地方，要找又忠又信的人很多，但要找一個比我更好學的人，難找。”（原文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傳統是有一個核心价值。這個核心价值就是有強烈的精神信仰，不是一個凡俗的社會倫理，但是很多社會倫理和它的核心的精神价值，已經配合起來。
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到底儒家對死、對鬼神有什么看法？很多學者用孔子很有名的兩段話“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認為孔子注重生，不注重死；注重人，不注重鬼。但我想，我們要仔細看這兩句話。有些現象，跟儒家傳統是有緊密聯系的。從人類學家的觀點來看，儒家最重要的一個价值，是對于祖先的敬重，對祖先要孝。孝是什么呢？就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要充份理解生与死
父母在生的時候，你要對待他們以禮，不只是要照顧他們的生活而已。然后，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假如你對死后完全不照顧，不理解，那怎么祭？祭，在儒家傳統里是很嚴肅的。所以，可以這樣說，就是你要想了解死，但你不了解生，這是劣等，就是說一加一等于二你不懂，你就要做乘法，要做除法，不行。可是，你如果要真正了解生，是不是能夠不了解死？在我看來，“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就是說你如果不知道生，你就沒有辦法知道死。但是，你要充份地理解生，你對死一定要有所了解。
你說“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是，你真正要事人，對鬼要敬重，對神也要敬重（儒家是敬天），甚至在《中庸》里面叫“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所以，在孔子的時代，甚至孟子的時代，對于天地万物的那些有靈性的東西，是一种虔敬感。
“敬鬼神而遠之”，不是一個政治決定，我們現在總是認為把它當成一個政治決定，人家那些迷信的人，讓他們去敬，敬了之后我們可以利用他們，因為他們可以守法。這是從現代的政治運用角度來看這句話。“敬鬼神而遠之”原來的意思是說，你不要隨便和那些有靈性的東西打交道，不要用工具理性來控制他們。這些東西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心境平靜，如果你很虔敬的話，他們會幫你的忙。
在我看起來，孔子了解的世界，是和神的世界、鬼的世界，跟以前的祖宗的世界，跟將來的世界連起來的精神世界；不是平面的、完全乾枯無味的、完全入世的物質世界。
在社會倫理方面，儒家傳統很明顯地突出兩個价值，一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個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這個原則下，孔子也講了五大原則，第一個就是仁，就是“不忍”，是“人溺己溺”，是“惻隱”，是同情，也就是說愛要跟他具体的人生經驗配合起來。
第二個价值是“義”，我在小時候，常常听說儒家在義上是主張“以德報怨”，寬大為怀，因此蔣介石對日本是以德報怨，這不符合儒家倫理。孔子在世時，有人問他“以德報怨何如？”，他說“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意思很明顯，就是說如果人家對你不好，你對他好，那么，你又要怎樣對待那些對你好的人呢？所以說，要以公義報怨，要以德報德，這才是儒家傳統。以德報怨，可能是更高的原則，但儒家認為，更高的原則一定要很具体，即在能夠辦得到的范圍內。如果做不到，就要很平實的一步一步走。
第三個价值是“禮”，就是人与人之間相處的道理。很多人總是把儒家的禮，誤解成“吃人的禮教”的禮。不是，儒家的禮，以今天的話講，就是人与人之間的文明相處。
第四個价值是“智”，在儒家傳統里，不僅是認識論上的智，也是道德理性上的智。對任何事物要處理的很平實，智要通過禮來完成。它是理性的，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道德理性、目的理性。
第五個价值是“信”，就是信任和信用。儒家最主要的五個德目是“仁義禮智信”。我們可以看出來，它對人格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擴大的同心圓。從個人到家庭到社會到國家到人類全体。而這個同心圓的擴大，不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學的价值，它同時也更深入。我說一個是“廣”，一個是“深”。深的意思是說，儒家除了注重你的身体，使你身体健康，心智得以發展以外，也注重你的靈魂的純淨、精神的超越。所以，身、心、靈、神對儒家傳統都非常重要。一方面是淨化自己，另一方面是擴展社會功能。
我們談到了文化中國，談到了文化中國和儒家傳統的關系，談到儒家傳統的多樣性，乃至儒家傳統的精神性。那么，在文化中國的建設上，儒家傳統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它可以做多什么樣的貢獻呢？
我認為，儒家傳統面向未來，可以為文化中國的智識分子提供一個自我理解，認識全球社群，乃至面向21世紀的一些資源。我用智識分子這個名詞，有一個特別的內涵，即不是指“知識”層面上的知識分子，而是指“智慧”層面上的智識分子，也就是一批比較關切社會，關切政治，關切中華民族的前途，關切人類和平，不僅是他自己的職業，他自己所面臨的身家性命的課題，而是關切更廣大的世界。而知識分子呢？他通常是很嚴格的學術研究者，他不愿意做智識分子，只花時間在象牙塔里做學術研究，他不把他的研究跟人家分享，他對知識界、文化界其他的問題不關心。
智識分子應有的品格
所以說，在學術界里智識分子不一定很多。如果是在企業界的人，全部的力量用在發展他自己的企業，發展他自己的事業，對社會、文化問題不怎么關心，那他也不是智識分子。在政治界方面，他純粹是一個政客，為了發展他自己的權力，發展他自己的勢力，也沒有這些關切，即使再政治上，他有直接和人民溝通，他也不是智識分子。在媒体，我把工作純粹當成我的職業，有什么報導就報導，但是我也沒有什么其他的興趣，沒有其他的關切，他也不一定是智識分子。但是，在學術界、政治界、企業界以及媒体，都有智識分子。如果更嚴格的說，在軍界，在任何領域，都有智識分子。所謂智識分子，就是說他對自己的職業不僅做出了一些成績，而且有更深刻的人文關怀，更廣闊的社會視野。在學術界，就是怎樣把學術界里象牙塔內的學術成果，傳遞給知識界，再由知識界傳遞給文化界。在政治界，也就是孟子說的大丈夫，所謂大丈夫，是“居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這些人就是有正位，有廣居，有大道的人，就是說他是跟整個社會的福祉，整個社會人民的關切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在傳統里面，就是“崇道不崇君”，這是儒家的道理。在《孟子》里面講到子夏跟一個君王吵架，君王對他很不禮貌，子夏說，在我們這個地方，有三种尊貴的東西，一個是德，一個是齒，一個是爵（權力）。
在政治方面，爵最高；在鄉党，是齒，也就是年齡，最高；在學術界和知識界是德。子夏說：“我年紀比你大，我的齒比你高，我的德也比你高，你只是有爵。你有一，我有二，你不听我的，反而要我听你的，哪有這种便宜事，太荒謬了。”這些例子非常多。這些有政治人物，有政治影響，其資源來自什么地方，來自他們自己的獨立人格，來自一种文化歷史的使命，來自一种對所有人民的關怀，甚至于來自天道，他認為他是替天行道，而不僅是為了他自己，所以他有很大很壯的气。這是在政治界的智識分子。
何謂“儒商”？
在企業界，你如果不牟利，你就不必去做生意了。所謂“義”和“利”，在企業界里面是可以配合的，所謂可以配合的話，就是“大利之義”，不是自己的小利而已，不是純粹的工具理性，不是純粹的功利。最近我到哥本哈根開了一個社會發展高峰會議，是聯合國的客人，參加者當中很多是非政府組織，其中有一個是企業界組織，就是企業界對人類社會的道德責任，很多重要的企業家都參加了。中國大陸來了一批年輕的企業家，后來我跟他們座談。談了沒多久，他們說：“杜教授，你知道嗎？我們都是儒商。”我一听就說：“儒商？我知道傳統上有很多儒商，今天也有儒商嗎？”他們說：“有儒商，我們都是儒商。”
后來，我發現在1992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世界華商大會，就是世界華人企業家大會，來了代表800多人，代表72個地區，34個國家。當時提了兩個課題，第一個就是企業界怎樣互通，怎樣會合；另外一個課題，就是企業界的文化認同，當時有很多從泰國、從香港來的一些企業家，也和我進行溝通，也談了這個儒商的問題，到底儒商的定義是什么？我現在認為，儒商就是我定義下企業界的智識分子，就是企業界關切文化、關切社會，而且要通過他的資源，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他的集團的利益以外，要對更廣大的社群的福祉作出貢獻的這些人。
媒体，毫無疑問，在一個信息世界，在一個溝通理性非常強大的，在大家要創造一种公眾空間的時候，媒体的力量特別大。媒体是不是可以扮演一种智識分子的角色呢？絕對可以，而且可以有很突出的表現，正是可以進行潛移默化的作用。現在，在美國討論得非常激烈的，叫做Public Press，就是不是一個代表各种利益集團的媒体，而是代表公眾利益的媒体。這個公眾利益的媒体，除了有它自己的利益集團以外，也可以為全民的利益与福祉進行它的導引作用。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了解的儒家傳統，特別是它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中國的學術界、政治界、企業界、媒体能夠培養一批我定義下的智識分子，人數不一定很多，但他們的轉化能力非常大。而且我們所有在座的，不管你是學生，是在學術界服務，是在企業界服務，在媒体服務，在政治界乃至其他各界服務，作為一個在這個意義下的智識分子，不僅是可能，而且必要。在某方面講起來，這已經成為我們的責任。
看自己的實際環境能力，能夠發揮一分力量，能夠發揮兩分力量、能夠發揮三分力量，你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我記得王陽明有這一樣子一段話，用金子來比喻人格的完成。金子是有兩個數，就是金子多和少，有一万斤，有一斤，或者一兩，一万兩，這是從量來看。另外還有值，值就是成份，是24K的，還是不純的金。他說，真正儒家的道理是講純，不是講量。所以，董仲舒講“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是講一個人的限制很多，譬如我的限制使我只能是一分，我就在這一分里面努力，使它變成純金。在這個立場方面，就是体現了儒家的真正价值。如果我是三兩，你是八兩，不管你是屬于哪一個量，真正考驗你的人格价值的是你的值。
有些人有很好的命運，他浪費了。有些人很悲慘，就像顏回一樣，我們這邊要找到像顏回那樣悲慘的人，几乎沒有。新加坡不可能，看樣子絕大多數，或者所有的人，都是中產階級。就是每一天，只能夠喝水，連飯都吃不著這樣的情況。顏回這樣的人，他居然能夠体現出儒家最高的价值。這對我們講，是可以引發一些新的思潮。所以，我希望儒家的倫理能夠為文化中國的智識分子，提供一個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識。這樣能夠為中華民族，廣義的中華民族的自我了解，認識全球的社會，乃至面向未來，能夠創造一些比較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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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