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查錫我:見證廉署塑造香港文化

港產片經典場景廉政公署 如今變「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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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03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林哲香港採訪報導)「我在廉署服務了29年,我一點都沒有後悔。我感到非常榮幸,有份參與這個靜默的革命,對香港的廉潔建立,我出了一份力。」

「當年的總督麥理浩爵士決心成立廉署反貪,是非常好的德政,如果香港不處理貪污問題,香港一定沒得後來的繁榮。」

前廉政公署(ICAC)執行處總調查主任、大律師查錫我接受大紀元專訪,回憶當年加入廉署的初心與經歷。29年的從業經歷,他見證廉署如何深深影響香港社會,從貪污成風到全球廉潔城市,也見證了港人在心中培養出追求公義價值觀的過程。

近年香港社會發生很大變化,查錫我強調,廉署的成功需要整個社會配合,「如果我們繼續向前發展的話,相信社會是需要公平公義的,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會走回頭路。」

查錫我曾擔任前香港廉政公署執行處總調查主任,亦曾是香港已解散的公民黨成員,現時為執業大律師。查錫我是香港著名小說作者查良鏞(金庸)的叔公,亦是香港知名小說家張小嫻的表哥。

前廉政公署(ICAC)執行處總調查主任、大律師查錫我。(劉駿軒/大紀元)

被姬達爵士鼓勵:參加一場靜默的革命

「我小時候因為家裡很窮,我也做過小販,在街邊賣東西都要給黑錢,所以我非常認可貪污造成很多社會不公義的情況。我當年就很希望能夠加入廉政公署。」

查錫我回憶,廉署第一任廉政專員姬達爵士經常說:「你們不是來做一份工,你們是來參加一場靜默的革命。我們要將香港的貪污情況扭轉,將香港變成一個廉潔城市。」

這個說法亦觸動了查錫我的心。1976年,查錫我懷抱理想,加入廉政公署。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香港貪污情況嚴重影響民生,市民做事跟政府部門有關就需要付錢。除了影視劇上雷老虎等警察的包娼庇賭貪污嚴重外,甚至於救護員也要先索取茶錢才會送病人去醫院,消防員也要先收錢才開水喉放水滅火。

後來葛柏案件觸發了香港市民的強烈反應。葛柏是英國殖民地高級警官和貪污犯,曾任王家香港警隊外籍總警司,他在1973年6月成功潛逃英國,企圖逃避警方對他涉嫌貪污受賄而展開的內部調查。

「我當年在大學讀書,也有份參與一個運動,叫做『反貪污,抓葛柏』。維多利亞公園有很多人示威遊行。」查錫我憶述。

事件促成時任香港總督麥理浩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成功將葛柏引渡回港受審,並將其判監4年,從那開始,廉政公署成功肅清了60至70年代香港貪污成風的問題。直到80至90年代香港公務員隊伍在國際上擁有廉潔高效的名聲,廉署在其中居功不少。

1975年2月25日,葛柏被裁定串謀貪污和受賄兩項罪名成立,隨即被解離法院。(網絡圖片)

曾經一對六 一聲ICAC黑社會大漢也害怕

以香港1970年代作為時代背景的製片,ICAC常會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與警務處之間的衝突畫面令人深刻。

在觀看這些影視作品時,查錫我也會感同身受,有些角色跟自己當年經歷很相似。多年前香港導演狄龍曾拍攝一部關於廉署的電影,主角是廉署執行署裡一位調查小組組長,即是模仿查錫我當年的反貪工作。狄龍曾為此諮詢查錫我,揣摩角色在廉署如何做調查。

查錫我笑著說,自己沒有受到貪污分子的要脅或恐嚇,也不會害怕。但工作早期,查感到很大壓力,因為香港貪污實在太嚴重,他們需要全方位去對付。

經過努力,廉署在香港成功建立威信。「當年我們一說ICAC這四個字母,那些貪污分子馬上就嚇到發抖。我有次去抓一幫黑社會裡利用高利貸收黑錢的人,帶了一幫同事在收黑錢的地方對面。」

「在我一個人時,突然看到五六個有紋身、身形高大的人,我只說了一句『ICAC不要動』,他們全部站在那裡不動;『趴埋牆』,他們全部趴在牆上,很聽話的。當年廉政公署是有威信的,你一講廉政公署,那些貪污分子就怕了。」

以七十年代反貪背景拍攝的電影《風再起時》,許冠文憑藉對廉政專員的細膩演繹,一舉拿下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奬。(《風再起時》劇照)

警員廉署幾乎爆槍戰 特赦令讓人改過自新

查錫我表示,印象最深刻的事發生在1977年10月28日,當天有一大幫警務人員在灣仔警察總部示威,之後再去衝擊廉政公署。

「他們上來要衝進ICAC,當時是很緊張的,我們的同事就擋住門。然後大家都去槍房拿槍,即是配槍,可以說是一觸即發,但幸好後來他們退回。」

時任總督麥理浩經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步,在1977年11月5日發出一項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被審問、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查錫我表示,既然貪污都受到控制,為避免貪污分子人心惶惶,特赦政策讓他們有改過自新的機會。有人提議出動駐港英軍,維持香港治安,廉政專員姬達爵士當時就強烈反對,認為會對香港產生很不好的影響。

「當年(港英政府)宣布特赦,外界有很多不同看法,我們作為廉署人員開始也是反對的,因為覺得這樣是不公義的。但是從大局來看,要長遠對香港好,特赦是有作用的,所以到最後我們都支持這個特赦令。」

指鹿為馬廣告深入民心 塑造港人追求公義

1995年廉署有一則讓人印象深刻的廣告,一張張幻燈片映出鹿的身體部分,旁白卻一直說馬,最後旁白說道:「如果香港市民不和ICAC合作,根本不去正視真理,貪污受賄都變為生活中的一部分,那麼受害的會是誰?」

廣告末段的一句口號「香港,勝在有ICAC」,這句話亦逐漸深入市民內心,被認為香港的一切廉潔高效都從其而來。

廉政公署建立後,香港幾乎完全杜絕了貪污和行賄。廉署的公信力,和整個社會的廉潔公正,在全世界成為典範。外國人來香港工作和營商,都只須按規則行事,沒有規則外的「潛規則」。

廉政公署宣傳鼓勵市民追求公義的廣告。(廉政公署廣告截圖)

對於港人來說,廉署亦影響到市民對公義的看法,市民遇上不公義之事可以上報給廉署。港人有了自豪感,廉署亦對港人建立身分認同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查錫我指出,廉署對香港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因為廉署由始至終都是在「移風易俗」,「將市民對貪污的觀念改變過來」。

「如果市民要在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生活,社會必須要建立廉政體制,必須強烈打擊貪污。如果市民沒有公義的感覺,會不會活得開心呢?你花黑錢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付不出黑錢的人就永遠被人踩著。」

他指出廉政公署絕對是一個德政,「當年的總督麥理浩爵士決心成立廉署是非常好的德政,到今天香港都受惠於他的政策。如果香港不去處理貪污問題,香港一定沒得繁榮。」

廉署離不開好的司法制度及傳媒監督

但查錫我強調,廉政公署的成功需要整個社會配合,要有一個好的司法制度,市民都尊重法律,以及市民都追求公正公義。

香港近年發生多宗貪腐醜聞,包括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繞過規定分單處理酬酢及送禮、前特首曾蔭權涉嫌以權謀私、前特首梁振英被指收受澳洲企業UGL酬金、廉署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被取消署任後辭職,有傳媒指與她堅持調查UGL案但受阻事件有關等等。

查錫我認為,社會需要有整套策略來對待貪污。「湯顯明那件事曝光後,他都很尷尬,所以傳媒的監督都很重要,或者說市民的知情權,亦都有很大阻嚇作用。如果說貪污是沒有人敢報的,這種黑箱作業會令貪污更加嚴重。」

查錫我表示,現在的香港社會改變了很多,貪污的程度也有改變。廉署最初成立,三分之二的貪污舉報都是與政府部門有關,經過差不多50年,現在反過來三分之二是與私人機構有關。

至於廉署會不會比以前做得差,或者社會上的貪污會不會變多,他認為「這個很難說」,因為貪污數量是要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包括對法律的尊重、對法治精神的維護等等。

「世上的事就好像人生一樣,向前走了就回不了頭。如果我們繼續向前發展的話,我們堅守這一套的原則,相信社會是需要公平、公正、公義的,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會走回頭路。」查錫我表示。

近年香港政治環境惡化,原本向特首負責的廉政專員,也因一國兩制遭到破壞,而被外界批評淪為政權打擊異己的工具。

給中共官員上課「你覺得沒問題 才是問題所在」

早年廉署的成功,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想要從中學習借鑒。十多年前,在中共國務院和香港大學的安排下,大陸每年都會派很多廳級以上的官員赴港學習香港經驗,查錫我的培訓主題是香港的廉政建設和反貪經驗。

有一次,查錫我給一班中級或以上的法院院長培訓,他提出一個問題:「我聽說國內有些法官今天和被告、被告律師吃飯,明天和原告、原告律師吃飯。你們怎麼看?」當時有名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不以為意,表示自己和雙方都是同學。

查錫我當時對比了大陸與香港的不同做法,啟發他們去思考,香港制度與大陸制度到底誰更勝一籌,那位法官聽完後不再說話。

查錫我當時這樣說:「你覺得沒有問題,才是問題的所在。你作為一個法官,你都不懂得什麼叫避嫌,瓜田李下。你當時在審案,為什麼要和原告和被告的律師吃飯?」

「香港法官下班後有時也要去酒吧消遣,他一推門見到原告或被告律師,他馬上就離開,因為他一進去和他聊天,他沒有權再審這件案,這個就叫避嫌。」

「你們可能是敘舊,但老百姓馬上就會聯想到,你可能在談這件案,各方在給多少錢。」

大陸有「領導」 香港叫「公僕」

查錫我還將追贓觀念介紹給大陸中共官員,也為他們提供過反貪意見:

「我告訴他們,大陸如果要反貪,其中一樣要搞清楚的是『公務員是官還是不是官?』香港叫公務員『公僕』。如果你說他是官,那你很難反貪。觀念的改變很重要。」

「國內是有一套領導的文化,在香港,對不起,我們沒有領導文化,我們是大家都平等的。」

查錫我表示,這些官員是否有所改變就難以得知,但今天大陸的貪污情況,比十幾二十年前有所改善,但改善得夠不夠就不得而知。「香港廉潔文化一定會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兩地不斷地交往,他們都會慢慢理解香港那套管治方式和文化,但這需要時間,因為大陸那套制度和一般的民主國家是不同的。」

建立機制 對付逃往台灣的犯人

除了對中國大陸的影響,查錫我亦十分關注台灣的廉政建設,也是最早將香港反貪經驗帶入台灣、幫助台灣建立廉政體制的人士之一。

早在港英政府時期,英國不承認台灣,所以當時香港跟台灣不能有正式官方來往,但私底下有很多來往。當時香港有一個犯人逃去台灣,香港廉政公署很希望能和台灣建立一個互相協助的關係,但沒有官方渠道,廉署人員就暗中探訪台灣。

通過查錫我等人的努力,香港廉政公署和負責查貪污的台灣調查局開始互相協助,中間有很多犯人透過這個渠道被繩之於法,「由那時開始,我就建立了香港跟台灣的一個橋梁,大家都互相幫助對方,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是對付罪犯」。

台灣採納意見 成立專責反貪機構

在馬英九擔任台灣法務部長的時期,馬英九曾和查錫我一起商討台灣的廉政建設。馬英九擔任台灣總統後,查錫我曾擔任監察院院長王建煊的顧問,亦曾擔任過法務部長王清峰的顧問。在擔任顧問期間,查錫我已離職廉署,經常自費去台灣做廉政相關講座。

2008年,查錫我曾建議,台灣要像香港那樣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應考慮直屬總統。「不過很可惜,後來台灣接納了我的一半意見,將調查局裡的反貪處調出來,成立一個專責的反貪機構,就跟我最初的建議差了一點,因為調查局上面還有行政院,導致力度不夠,將來希望他們會再修改。」

2011年7月20日,台灣廉政署正式掛牌成立,成立構想是比照香港廉政公署。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負責,但台灣廉政署卻是法務部屬下的執法機關,因此外界曾擔心會受到政治的干擾。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查錫我象徵性地僅收1元台幣或1元人民幣,作為一年的顧問費。陸台兩岸官員都十分感恩查錫我的無私付出。

對此,查錫我淡淡一笑說:「我不需要出名,也不需要錢,你讓我能夠幫你,我覺得已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我和台灣、北京(官員)都是這樣說,如果我能夠在我這一生,幫到我們國家建立一個廉政的話,那就真的很有價值,很有意義。」

即使早已從廉署離職,查錫我依然希望,過去香港廉政建設的成功經驗,能在兩岸四地甚至全世界一直延續。@◇

責任編輯:陳玟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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