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世上好人比坏蛋多，但不幸的是，坏蛋往往比好人有趣。坏蛋之有趣，可以從日常生活中這一例子看出：一個中國人，當他最有趣的時候，通常會被其女友、妻子或子女稱為“坏蛋”。如果他不是偶而有趣，而是常常有趣得像個“活寶”（這是個愛恨交加的貶義詞，沒有一個英雄和領導愿意被稱為“活寶”，其實他們根本不配），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會認為他是個“坏蛋”。這是為什么？我不知道其他民族是否有這种現象。但我相信把有趣者稱為“坏蛋”确實暗寓著中國人長期以來的傳統价值觀：有趣是不好的，至少是不被主流文化所鼓勵的，一個有趣的人在中國必定終生交不了好運──除非他的有趣不僅是活寶級而且達到了國寶級，那么他就有可能成為帝王的宮廷小丑。也就是說，除了至高無上的帝王，沒有人敢公開喜歡有趣。士大夫們暗地里可以喜歡有趣和賣弄有趣，但公開的言論則一律是抨擊有趣。另一方面，除了得到帝王特許的宮廷小丑，只有帝王才有權不分場合地公開展示自己的有趣。以最近的歷史來說，在公開場合最有趣的人無疑是毛澤東，只有他才有權肆無忌憚地嘻笑怒罵，甚至在詩詞中不避粗俗地喝令“不須放屁”。而普通人即使是國寶級的活寶，在公開場合也一律只能“團結、緊張、嚴肅”，而絲毫不敢“活潑”。而一切奉命的“活潑”，從忠字舞到革命相聲，除了肉麻，毫無有趣可言。
主流思想的長期獨霸天下，最終會形成民族性或集体無意識。舉例來說，許多中國人對“美妻丑夫”這一极為正常的現象忿忿不平，稱之為“一朵鮮花插在牛糞里”。實際上，“美妻丑夫”只要是雙方自愿的，那么只有一個最簡單也最合理的原因：丑夫是個有趣的人。但如此簡單的理由卻為眾多國人所不解，他們對“美妻丑夫”只有一個解釋：那丑夫一定是個坏蛋。由于自身的乏味且自居好人，他們就把一切有趣者都視為坏蛋。中國人是道德感最強的民族，他們當然要反對坏蛋，所以他們也要反對有趣，盡管他們也忍不住要偷偷地喜歡有趣。
我年輕的時候，任何一部電影放映后，學生們總會模仿坏蛋。我認為那不是因為“性本惡”的緣故，而是因為孩子都喜歡有趣，不喜歡乏味。雖然中國的孩子是非觀念特別強，看電影時總忘不了問“誰是好人誰是坏人”，但如果坏蛋有趣而好人乏味，他們就會超越是非去喜歡坏蛋，進而模仿坏蛋。記得電影《向陽院的故事》里，一個坏蛋教唆孩子們別好好讀書，教了他們一首儿歌：“糖儿甜，糖儿香，吃吃玩玩喜洋洋；讀書苦，讀書忙，讀書有個啥用場？”導演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教育孩子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不要上坏蛋的當。但結果卻事与愿違，所有的孩子都記住了這首儿歌，連我這個“好學生”也記住了這首頗為“有趣”的儿歌。現在再看這首儿歌，自然毫無有趣之處，由此可見當年是個多么乏味的時代。那么我們中國現在的電影和小說是否不再乏味了呢？答案似乎并不樂觀。
据說現在的電影完全市場化了，其實不過是放映上的相對市場化（創作上則遠未作到真正的市場化），但即使這相對的市場化，也已經使嚴肅有余、有趣不足的國產電影遭到了普遍的敗績，富有教育意義的國產電影根本無法与好萊塢娛樂片抗衡。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銀幕“英雄”乃至文學“英雄”与過去一樣一本正經，乏味得很；而好萊塢的英雄卻十分有趣──雖然坏蛋還是比好人有趣，但英雄卻比坏蛋更有趣。他們的坏蛋雖然比好人有趣，但由于貪欲、自私等精神上的不自由，總比英雄要乏味得多。他們的好人（通常充當英雄的助手或上司）由于循規蹈矩而古板乏味。由于循規蹈矩者必然缺乏思想上的獨創性，所以好人總是斗不過頗具獨創性的坏蛋，并且還會好心辦坏事地給英雄添亂，阻撓英雄順利地斗敗坏蛋。他們的英雄卻往往不守紀律、不循規蹈矩由于不循規蹈矩，必然思想活躍、机靈有趣，關鍵時刻就能獨創性地大顯神威，于是善最終戰胜了惡。
而我們電影中的坏蛋、好人和英雄是這樣的：坏蛋比好人“有趣”，而好人比英雄“有趣”。坏蛋最有趣，英雄最乏味。這也許并非導演和作家的初衷，卻是客觀事實。中國的導演決不肯讓英雄有趣，英雄總是所有角色中最古板最守紀律的，永遠服從領導，永遠照章辦事，永遠立場堅定，永遠斗志昂揚，永遠不苟言笑，永遠大義滅親，永遠不通人情，永遠沒有人性的弱點；略微有趣一點的總是好人，也就是与英雄意見不一的助手（而領導總是強作風趣以顯得有魅力或有領導藝術，比如讓他開一些与民同樂、顯示平易近人的乏味玩笑），但是助手的有趣總是給英雄添亂，幸虧古板的英雄警惕性高加上本領高強及時赶來救駕（當然一定是在領導的英明決策之下），助手才沒吃太大的苦頭，善終于戰胜了惡──但乏味也同時戰胜了有趣，因為最乏味的英雄竟然戰胜了最有趣的坏蛋（在一個乏味的故事中相對而言）。
由于我們的導演也要設法使電影對觀眾有一定的吸引力，既然不能讓英雄有趣，怎么辦呢？導演就為次要角色添加點有趣，但由于自身的乏味和鄙視有趣，所以這添加的有趣十分做作，完全吃力不討好，常常令人倒足胃口。添加有趣的方法之一与好萊塢一樣：讓好人添亂。但好萊塢電影中的好人是用古板給有趣的英雄添亂，中國電影中的好人則是用有趣來給古板的英雄添亂。兩者在有趣与乏味的价值取向上适相反對，方法也就正好相反。添加有趣的方法之二是丑化坏蛋。由于一切丑化都是喜劇性的，在并非真正有趣的故事里，丑化就成了有趣的代用品。頗為反諷的是，坏蛋只是因為被丑化，才產生了小丑式的有趣。并且恰恰是坏蛋被丑化的地方，成了坏蛋有趣的地方。比如說坏蛋的好色、貪吃、愛錢、各种怪癖、黑話、結巴、气急敗坏、流里流气等等，導演都加以重彩濃墨的丑化，但觀眾卻從中看出了人性的普遍弱點。從某种意義上說，坏蛋被人性弱點毀掉本身，使坏蛋成了“悲劇人物”，觀眾對之產生了深層的同情。對坏蛋的丑化足以使之有趣，對英雄的美化則足以使之乏味。比如英雄的不好色、不貪吃、不愛錢、毫無怪癖等种种不近人情，都与觀眾的自身好惡產生了极大的心理距离──沒有人愿意做這种不食人間煙火的英雄。另外，由于刻划坏蛋的坏可以無所顧忌，導演和作家的想象力得到了解放，他們的有限才能終于有了用武之地。而刻畫英雄時由于惟恐犯忌，所以束手束腳，創作上毫無自由可言，作家的競技狀態當然是最差的。因此過于拔高英雄反而貶低了英雄，對英雄的美化恰恰是抽去了英雄的人格魅力，使英雄變成了人見人厭的狗不理包子。況且我們的導演、作家、或者導演作家的領導自身都极為乏味，他們把英雄固有的有趣強行剝离，轉移到另一個陪襯者身上去，由于是陪襯，就導致了：一、有趣本身的弱化，即在整個故事中退居了次席；二、有趣的意義被逆轉，即有趣不是作為英雄戰胜坏蛋的自身素質，而是成了給英雄添亂的外在因素。結果，好萊塢英雄總是違抗古板上司的命令，但最終以不落俗套的新奇方法戰胜了坏蛋，而我們的英雄總是由于貫徹了領導的英明決策并排除了有趣助手的幫倒忙而极為落套地戰胜了坏蛋。
簡而言之，在好萊塢電影里，比賽的是誰最有趣。好人是最乏味的笨蛋，英雄是最有趣的搗蛋。古板的好人用乏味來添亂，結果次有趣的坏蛋戰胜了乏味的笨蛋，但最有趣的搗蛋戰胜了次有趣的坏蛋。有趣大獲全胜，于是乏味的好人受到了教育，從此開始學習有趣。而在中國電影中換了個個儿，比賽的是誰最乏味。好人是次有趣的搗蛋，英雄是最乏味的笨蛋。搗蛋的好人用有趣來添亂，結果最有趣的坏蛋打敗了次有趣的搗蛋，但最乏味的笨蛋打敗了最有趣的坏蛋。乏味大獲全胜，于是次有趣的好人受到了教育，從此開始學習乏味。
順便一提，中國導演添加有趣的另一方法是讓角色莫名其妙地笑，有人說這是“戲不夠，笑來湊”，我覺得應該是“趣不夠，笑來湊”，因為情節主干都是有限的，所謂有戲，就是有趣，因此湊戲也就是湊趣。但稍懂一點有趣的人都知道，湊趣永遠是乏味的，与真正的有趣無緣。
因此毫不奇怪，我國的電影在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后，各有一個奇怪而突出的現象：最受歡迎的是反英雄的反派演員和非英雄的丑星。反派演員受歡迎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演英雄的主角。影片初映后，如果正反兩种角色一起在公開場合（比如電視綜藝節目）亮相，反派演員得到的喝彩聲往往比主角多。事實上給“英雄”的掌聲大多是禮儀性的，常常需要主持人的提示，而給“坏蛋”的掌聲倒是由衷的。進一步驗証這一結論的是，許多老片時隔甚久，觀眾早忘了基本劇情和主演的姓名，但對其中的反派角色卻記憶猶新，對其台詞也能倒背如流。連沒看過老片的新一代都知道“情報處長”、“座山雕”、“刁德一”乃至日本鬼子“鳩山”、“松井大隊長”等等，但有多少人還記得當年紅极一時的“英雄”王心剛？僅用逆反心理是遠遠不能解釋這一現象的。改革開放以后的電影中，虛假的英雄相對淡出，反派演員的受歡迎程度也相對減弱，但所謂的“中間人物”卻以丑星的面目出現而受到歡迎──雖然著所謂的“受歡迎”僅僅是相對于乏味英雄而言的，与歐美電影中搗蛋英雄的受歡迎程度卻不可同日而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為了“教育意義”而犧牲有趣永遠無法達到目的。觀眾進電影院是來娛樂的，而決不是來受教育的。當年看電影是集体組織的，不看不行，人們尚且只對并不真正有趣的反派角色寄予最大熱情（不過是飢不擇食弄點代用品罷了），現在電影市場化了，看不看國產電影沒人強迫，而我們的電影觀念（也就是何為藝術何為真實）卻沒有真正改變，我們的電影的處境，是不難逆料的。推而廣之，我們的小說甚至一切文學藝術的處境也大抵如此。
究其根本，因為中國人的理想模式（至少是官方欽定的模式）就是賢良方正、不苟言笑，一苟言笑，就是玩世不恭。中國文化中一切有趣的東西都被儒家主流文化加以無趣化，比如生動的神話要被歷史化，《山海經》中“夔一足”（有趣的獨腳仙）被歪解為“有一個就足夠了”；而美妙的愛情也要被道德化，比如《詩經》中的“君子好逑”被認為是表彰“后妃之德”。而道德雖然有益，但卻是最乏味的東西──只有道德狂才會認為道德（或曰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我并不一般地反對一切道德，我反對的是道德狂的偏執。相反，我認為讓人們生活得有趣、感受生命的丰富与歡樂才是真正合乎道德的。使一切按部就班只是統治的道德，而不是永恒的道德。正如正史只是帝王將相的歷史，傳統道德只是帝王將相的道德，因此歷史化、道德化乃至歷史癖、道德狂只能讓統治者感到其樂無窮，而對人民來說只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單調和“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乏味。一切有趣的東西几乎都不符合統治道德，一切有趣的東西都不利于長治久安──但著只是乏味的冬烘腦袋才有的愚蠢想法，其實讓人民有趣根本無損于統治道德和長治久安。所以中國文學中最有趣最受民眾歡迎的小說、戲曲長期被官方打入另冊（雖然道學家也要偷偷地“雪夜燈下讀禁書”）。中國歷史上一切有趣的人，都被目為“玩世不恭”──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這一判詞可以毀掉一個人的前程，它至今還是一個人不被重用、甚至不被丈人接納的最有力的理由。被魯迅稱為最玩世不恭的中國小說《西游記》，由于有猴气，甚至不被列入四大名著。只是因為有乏味的道學家視《金瓶梅》為洪水猛獸，才李代桃僵地把它補入。但即便這部最玩世不恭的書也要為孫猴子的猴气加上緊箍咒，因為中國只有皇帝可以有猴气。敵視有趣在中國有悠久的傳統，不完全是現代左禍所致，金庸之所以開中國文學之前無古人局面，就因為他的作品空前地有趣。《笑傲江湖》中的令狐衝，就被乃師“君子劍”岳不群視為行止不端、毫無正經，在傳統小說中，岳必是英雄，而令狐則必是坏蛋。金庸的最后杰作《鹿鼎記》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讓一個妓女之子、小油嘴韋小寶做了第一主角。這真是中國文學中的一大創造。
由此可見，乏味英雄做主角的影視、小說令人气悶，既然生活中得勢得意的主角都是假正經的假道學，影視、小說中的英雄當然也只能是假圣人，中國人的生活中鮮有“姑妄談鬼”的蘇東坡和“不亦快哉”的金圣嘆式人物，中國的影視和文學中當然也就只有偽君子或乏味的好人。要中國的小說和影視有趣，必須是中國的民眾先開始追求有趣，必須是中國的大部分丈人樂于接納一個“玩世不恭”的女婿，必須是中國的上司优先提拔一個“玩世不恭”的部下，必須是中國的整個社會倫理不扼殺有趣、允許有趣，進而鼓勵有趣。中國的影視和小說中常常有高度的智慧，深刻的警句，但由于缺乏心態放松的真自由精神，思想套在緊箍咒里，那么文學藝術就惟有嗚呼哀哉。
實際上，具有幽默素質的中國人并不少，但這樣的人可以娶一個美麗的妻子，卻不可能行大運，他們不能成為生活的主角，也成不了文學中的主角──即使做了主角，也決不是英雄，而只是“中間人物”。生活中既然是乏味的人盤踞要津，文學中當然也就只能如此。也就是說，生活中乏味的人在唱主旋律，那么文學中當然也只能是乏味的人唱主旋律。
更進一步，不難想象，乏味的作家高踞文壇、把持文壇，而有趣的作家卻只能在“文壇外”（雖然真正有趣的作家也羞于与乏味的作家為伍）；乏味的作品得大獎、受推荐、組織閱讀觀看；有趣的作品在國外得獎，在國內卻不能出版；有趣的電影在國外得獎，在國內卻不能放映……如是等等。有些作家“曲線救己”，先寫些塑造乏味英雄的乏味作品作為進身之階，隨后也想寫寫有趣，但他們知道英雄是不允許有趣的，于是他們提倡大寫“中間人物”，也就是讓原來替英雄做陪襯的有趣配角升做主角，中間人物既非坏蛋，也非英雄，無須丑化和美化，因此允許一定程度的真實和有趣，但是各位看官可以想見，既然有趣人物的身份如此之低（比如光棍、偷情漢、妓女、小妾之類），讀者還會有興趣嗎？讀者看不到有趣，只見肉麻。所以“曲線救己”也好，“曲線救文學”也罷，中間人物寫了不少，藝術流水線年產小說數百部、影視成千上万部集，但中國的影視和文學依然躲不過一個無情的判詞：乏味。
(轉自<<青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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