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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0日訊 】 “六四”文件竟然引起如此熱烈反響，實在出人意料之外。看來“六四”還沒有淪落到“爲了忘卻的紀念”的地步。我們不想就由此引發的爭論及材料本身做任何評判，但我們慶倖又有了一個回顧和反思六四的機會。
十年前當“六四”發生不久時，上到某些中共高層領導，軍隊高級將領，下到普通北京市民，外到海外華人和全球輿論，絕大多數人都堅決認爲開槍是不可饒恕的暴行。沒過幾年就有人竊以爲開槍必要；九三年以後開始不乏公開唱讚歌的。12年後的今天，甚至一些親嘗了“六四”血腥的學生，都堅決認同開槍鎮壓的必要性，惶論衆多與“六四”毫無關係者？曾幾何時，誰敢公開說鎮壓必要立即會成爲人民公敵，而今不少人都理直氣壯附和這一觀點。反而是認爲不該開槍者有些底氣不足。因此給“六四”平反難以形成足夠強大的道德和輿論壓力。有的人乾脆認爲現在給“六四”平反是吃飽了撐的，沒事找事；某些自命老成持重者也以爲此時爲“六四”平反殊非明智之舉，斷非國家之福，不僅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嫌疑，簡直就是與國際反華勢力沆蘵一氣，和中國人民過不去。對不少人來說，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六四”似乎已經從一張王牌差不多變成了一張廢牌，沒多少人還願意再打，自討苦吃。僅僅十年，這一切轉變是如何發生的？真是，悠悠歲月，白雲蒼狗。假如有一個人89年底昏迷，十年後醒來，肯定有時空倒錯的感覺。本文試圖就這一問題進行某些探討。而這必需從這一切的始做俑者：鄧小平談起。
鄧小平理論的精髓（胡耀邦與鄧小平：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鄧小平理論可以概括性地總結爲三點，或曰三論，即“貓論”、“摸論”和“燈論”（這是借用當年“新權威主義”的代表吳稼祥先生對鄧小平思想總結的淺顯但卻是傳神的描述）。“貓論”是盡人皆知的，即“甭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摸論”即“摸著石頭過河”；“燈論”乃是廣東地區的群衆爲他們敬愛的小平同志總結出來的，大意是“看見綠燈快步走；看見黃燈趕緊走；看見紅燈繞道走”。“貓論”是實用主義的聖經，恐難擺脫爲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嫌疑；“摸論”是得過且過；“燈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注腳。“三論”前後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庸俗的實用主義哲學。其表述方式都是如此淺顯、親切、實用，當真是“老嫗能解”、家喻戶曉。在大唱高調，全中國都雲裏霧裏，理想主義成災的毛澤東時代，“貓論”乃是一副重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是現實主義的基石，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難怪其如此深入人心，具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但在鄧小平時代，鄧以此爲基礎，輔以“摸”、“燈”兩論，經過幾次使用和較量，終於把理想主義趕出了歷史舞臺，造成了理想主義在中國的終結，導致了中國政治生態和信仰世界的完全失衡。後果以下會有詳細論述。這一套庸俗實用主義哲學是如何全面統治中國的呢？我們可以從鄧小平與黨內理想主義代表人物胡耀邦的衝突中，把握一下梗概。
80年代初的整黨，鄧小平的目的非常明確，即揪出“三種人”完事。原因很簡單：鄧小平、陳雲等老人決不願看到自己身後再有人翻案，甚至沒死之前就被人搶班奪權。而三種人當時都正當年，三、四十歲，所以一定要清除出黨，以防後患。但到此爲止。而胡耀邦則對整黨有更高的期望：想籍此重新樹立党的光輝，廉潔形象，把共產黨變成一個有號召力、有凝聚力、有道德的領導集團。因此在青海省省委包庇殺人犯楊小民一案，以及胡喬木之子胡石英經濟詐騙等案上，胡耀邦都是斬釘截鐵地一查到底，並主張嚴懲貪贓枉法者。而鄧則出面保下了青海省委主要負責人，並強迫公安機關釋放已被捕的胡，嚴重妨礙了法律的公正性，損害了黨的聲譽和胡耀邦的威望。當然，鄧這麽做自有他的道理。當時百廢待興，鄧不願節外生枝，只要殲滅三種人的目的達到，不想擴大打擊面，見好就收。青海事件，殺人犯已經伏法，鄧不願再去換整個一個省的領導班子，以維持穩定。胡案，鄧不願自己最得力的筆桿子受太大打擊。鄧與胡又是患難之交（胡在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曾向“四人幫”揭發過鄧，而鄧似乎並不在乎），也認識胡的兒子，他又是極重家庭的人，這個人情不能不送，這都說明鄧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太現實了自然會拿原則做妥協。可你卻又很難說他妥協得沒有道理。另一個典型例子就是81年對“凡是派”大戰告捷後，鄧對民主運動的全面收拾。當然，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早在79年整肅西單民主牆時就開始了。但當時鄧還需要黨內外民主派的支援以對付華國鋒爲首的凡是派。所以還算手下留情。毫無疑問，在全力維護共產黨統治方面，鄧與“凡是派”是一致的。79年鄧在政策法律上比較大的動作就是從憲法中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實際上是大大剝奪了人民的言論自由。可當時卻基本上是順應民心的，因爲經歷過文革的大多數人都對毛澤東的“四大”沒好印象。但問題是毛澤東時代把中國折騰的天翻地覆的“四大”，在國家走上正軌後卻可以成爲保護人民合法權益的重要工具。是人民群衆表達自己意願的重要媒介。“四大”無非只是個表達工具，工具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對、錯。既可以造謠誣衊，也可以伸張正義。在黨的宣傳機器一手遮天的中國，人民這一僅有的表達方式，更顯得尤其珍貴。即使存在著種種不足，四大全部是提倡公開性的。坦率地說，我以爲四大是文革留給中國人民的，可能是唯一制度化了的寶貴財富。付出了那麽大的代價，如此輕易地被拿掉，真是太可惜，太悲哀了。不完善可以改進，但絕不能取消。這等於是堵住了十億張嘴。啞巴與有口不說話是有根本區別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由於人民這一正當憲法權利的喪失，意願表達沒有出路，爲日後的政治動蕩種下了惡果，也爲“六四”埋下了伏筆。我納悶，當時的黨內外開明派怎麽如此輕易地就放棄了這一份權利？因爲對文革的反感和對鄧小平關於民主化的許諾的完全信任？許諾的一直沒有兌現，擁有的卻先失去了。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握呀。關鍵恐怕還在於中國人太愛走極端了。文革中的財富，的確需要慢慢發掘。
鄧小平能抓住時機取消四大，足見其老練成熟。但也暴露出其短視現實的一面。他認准了老百姓是想好好過日子，這沒錯，但要是認定老百姓只想好好過日子，那就錯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尤其在日子過好之後。鄧小平沒有乘粉碎四人幫後的大好形勢，奠定黨內民主化的基礎（我們並不指望他能建立一套民主制度，黨內先能民主化就不錯了），真是一大憾事。
凡是派倒臺之後，鄧一下露出了獨裁者的猙獰面目，將黨內外民主派一網打盡。他是靠民意重新複出的，又是靠民主派的支援來贏得對凡是派鬥爭的全面勝利的。可他坐穩江山之後，首先打擊的恰是這股力量。此公實在深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當時，不少人都覺得看清了鄧小平的本來面目，卻又無可奈何。在大方向上，鄧的路子是大家都認同的，那就是改革開放。並且鄧是一直往前走的。何況還有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的存在。保守派的存在使自由知識份子只能選擇與鄧結盟。毫無疑問，自由知識份子最認同的是胡耀邦，而胡、鄧那時基本是在同一戰壕的，胡又以總書記的身份在前臺主持。大家（包括胡，鄧本人）都還沒有意識到他倆人的分道揚鑣是不可避免的。
胡耀邦的下臺與毛澤東的復活：不死的理想主義
在共產黨內，鄧小平是實用主義的大師，或者說是庸俗現實主義的大師。庸俗而現實者，浩如煙海，能被稱爲大師的卻寥若晨星。毛澤東一再說鄧小平人才難得，大概指的就是這個。因爲政治就是很庸俗、很現實的。毛是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總是大手筆、不耐煩、不屑爲瑣碎庸俗之事。而管理一個國家本身，就是瑣碎平庸的集合。難怪毛總想當甩手掌櫃。毛很清楚他很需要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人來平衡自己。鄧比周果敢、決斷，氣魄也比周大。毛是舵手，周是大副、刹車和潤滑劑，而鄧卻是另外一個駕駛員，一個重新調整航線的人。毛一再批鄧，又一再用鄧，保全鄧，真是愛恨交加，離不開又無可奈何。有意思的是擡頭望天的人都需要腳踏實地，腳踏實地者卻不一定擡頭看天。在治國安民上，理想主義者要倚仗現實主義者，但後者對前者卻未必有多少好感。80年代以後，黨內理想主義的代表就是胡耀邦。理想主義者大多很有魅力，胡也不例外：熱情、真誠、坦率，缺少城府，甚至有幾分天真。是共產黨內非常罕見的人物。胡耀邦能做到總書記，簡直是一個奇迹，共産主義運動史上的奇迹，與赫魯雪夫類似。這類人往往結局不妙。胡耀邦代表著中囯共產黨內最進步、最開明的力量。粉碎“四人幫”後，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任上，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無數蒙冤受害者和一大批老幹部；接著，主持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贏得了對凡是派的全面勝利，從而爲改革開放完成了組織上和理論上的準備，也爲自己贏得了崇高的榮譽和信賴並因此當選爲中共中央主席。這也是胡耀邦與鄧小平最親密無間，同心同德的時候。否則鄧豈能把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交給胡。可問題也就出在這兒。鄧不作一把手而讓胡作，卻保留最後決定權，造成了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局面。這比毛澤東當年的一線，二線還糟糕，因爲名義上毛畢竟是中共最高領導人而鄧卻不是。這一格局對黨內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設非常不利，造成了很多混亂與不和諧也加劇了胡、鄧之間的矛盾，讓他人有機可乘。在其位者不能謀其政，而政由鄧出，這是一種人爲災難。也難怪86年底，學生遊行時罵鄧是慈禧，胡是光緒。如果胡耀邦就是一個鄧的傀儡，唯其馬首是瞻，也還罷了。偏偏胡是一個極有信念、理想、追求的人，又很講原則。所以上文提到的兩人在整黨方面的矛盾也就不足爲奇了。以後的衝突就越來越多。83年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趙紫陽都不支援。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更是背道而馳。胡成爲包庇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的代表。尤其是胡耀邦死保劉賓雁，爲黨內某些人切齒痛恨。四大被取消後，再沒有劉賓雁，老百姓就真是無處申冤了。人民利益這四個字，在胡耀邦那兒是真的，在別人那兒就很難說了。另一重大分歧是在退休問題上。而這才是鄧小平最大的心病。胡是講原則的人，堅決主張一刀切，建立明確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例外。所以勸鄧退休，開個好頭。這就不僅觸怒了鄧小平，也得罪了黨內一大批老人。被打倒過的人最知道權力的可貴。人是自私、現實的，誰願意主動放棄權力以及與此相關的一大堆好處？何況才恢復權力地位沒幾年嘛。並且只要鄧小平不退，大家就都可以賴著。所以大多數人都勸鄧留任。真是一箭雙雕的好事。就鄧而言，很難說他只是貪戀權力。鄧有很強的個人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反正鄧不想退，並由此對胡耀邦産生了怨恨心理。這件事無論怎麽評價，都是鄧小平錯。正因爲鄧小平的固執和自私，使中共的幹部退休制度至今都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造成了一系列惡果。兩位總書記的跌倒都與此相關。這不僅是鄧小平本人的悲劇，是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也是中囯共產黨和中國的悲劇。
總之，83年以後，胡鄧之間，在許多問題上分歧越來越大。無事則罷，有事就要算賬了。而學生早晚得出事。86年底開始的學生運動，給倒胡派提供了最後的藉口。因爲學生運動自然被認爲是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結果，那是一定要大做文章的。老人們對文革時的學生運動還記憶猶新，早成驚弓之鳥並恨之入骨。令人吃驚的不是胡喬木們的所做所爲和元老們的怒不可遏，而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罷黜又一次充分展示了鄧小平庸俗實用主義中最醜惡的一面。搞掉胡耀邦對鄧小平來說已經是壯士斷臂，對改革開放是極大的損害。本來此臂是可以不斷的。他不僅斷了，而且斷得極其醜陋。違犯黨章，不顧一切制度和原則，在中央顧問委員會一次極不正式的聊天生活會上，在胡耀邦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搞突然襲擊，罷免了中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當時是87年一月初，距離計劃中的13大召開僅有九個月。他是完全可以等上半年，讓胡耀邦體面下臺的。何況半年以後形勢會發生變化。其實只要略等一等，就會明白讓胡耀邦下臺是很大的失策。可他偏不這樣做，一定要用這種非組織、非制度、非程式化的方式。以如此手段對付那末真誠、忠厚，又是他最親密的戰友，改革開放事業最重要實施者的胡耀邦，實在令人齒冷。鄧關鍵時刻出手很快並且相當無情。由此可以想像他日後對付89民運會是何種手段。問題是鄧對胡完全沒有必要這麽做。鄧是吃過違反黨內原則的大苦頭的，輪到自己主宰他人命運時，卻步毛後塵，成爲悲劇中的一環。
胡耀邦的下臺導致了中國政治生態的失衡。貪官污吏們少了一大麻煩，更加變本加厲。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盛行，黨風與社會風氣急轉直下。失去這一黨內重要清廉形像後，黨群關係，官民關係統統變壞，對立加深並表面化。官倒十分猖獗，其中就包括鄧朴方屬下的康華公司。老百姓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訴，滿腔怒火終於召喚回了反官僚的不朽靈魂：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對毛澤東的懷念與崇拜突然遍佈神州大地，形成文革後崇毛的第一個高峰。人們在對毛澤東的懷念中寄託的是對清廉、平等，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向往，是對現實不滿的表露，是對改革利益調整中，極端不平等的抗議。是一種反鄧、反改革的情緒宣泄。“動亂”的情緒已開始蓄積。
“六四”：各種勢力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悲劇性碰撞
“六四”的直接導火索實際上是88年鄧小平要趙紫陽價格硬闖關，結果導致了下半年的價格失控，銀行擠兌和搶購風潮。市民的不滿情緒已是一觸即發。而學生運動只不過起了觸媒的作用。比較一下老百姓對這之前的學生遊行的態度，便知此中差別。對過去的學生運動，普通老百姓普遍持一種觀望甚至嘲笑的態度。學生運動若無廣大群衆參與，往往是在給改革派添一堆麻煩之後，折騰幾天了事。根據美國哈佛大選HUNTINGTON教授的研究，就全世界的發展經驗來看，在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大學生，尤其是首都的大學生，都是重要的不穩定因素，是麻煩製造者。他們的示威遊行多以要民主、爭自由和反政府的訴求爲口號。有時會起點積極作用，但總的來說，是消極的、幫倒忙的。89年的學生運動也不例外。還有另外一種對全球性學生運動的解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來自美國夏威夷大學地理系富勒（FULLER）教授。FULLER根據其研究成果提出了一個叫“青春膨脹”（YOUTH ＢＵＬＧＥ）的理論。該理論認爲，假如一個國家的人口中，１５－２４歲年齡組的人數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那末該國就會有年輕人鬧事的危險，有很大的“動亂”的可能。並且經常以學生運動的方式表現出來。六十年代初的南朝鮮，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八十年代的菲律賓，１９６８年反越戰高潮時的美國和五月風暴時的法國，都是這種“青春膨脹”表現。美國中央情報局把這一指數作爲判斷一個國家會不會出現政局不穩的重要依據之一。而FULLER教授據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計算結果，中國的“青春膨脹”達到最高峰的時期恰好是１９８９年五月！真是在劫難逃。更要命的是，這次的起因是胡耀邦逝世(胡耀邦的去世標誌著黨內理想主義的終結)，口號是支援改革，反官倒。從一開始就帶著悲壯色彩，引起了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強烈共鳴、支援和參與。所以它遠不是一場與往常一樣的單純的學生運動，而是一場全社會的悼念抗議與發泄行動。所以才如此聲勢浩大，最終不可收拾。是另一場不折不扣的天安門事件。舞臺沒有變，情節也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主要演員做了些許調整：胡耀邦作了周恩來，鄧小平自己作了毛澤東，而讓趙紫陽作了他自己。歷史爲什麽總是和中國人開這種惡劣又殘酷的玩笑？
“六四”開槍：千秋功罪
很顯然，在政府方面，事件的解決方式當時只有兩種：妥協與不妥協。妥協假如成功則會有兩種結果。１，從此形成朝野的良性互動，中國的民主化由此走上正軌，這是最好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種結果。２，從此學生方面以爲政府軟弱可欺，沒完沒了地提高訴求，動轍示威遊行，結果要麽政府垮臺，要麽由軍方鐵腕人物出來恢復秩序，如６０年的南韓。趙紫陽四月第訪問北朝鮮回京後，企圖尋求妥協，鄧小平也希望趙紫陽能夠以這種方式兵不血刃，解決問題，可惜學生一方根本不合作。後事態經不斷演變，最終也只有不妥協一途了。鎮壓也有兩種選擇：１，選擇手段的鎮壓。２，不擇手段的鎮壓。而鄧小平選擇的恰恰是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的鎮壓。這是鄧小平七十餘年革命生涯中最後一次命令部隊開槍，地點不是硝煙彌漫的戰場，而是中國首都的鬧市；物件不是全副武裝的軍隊，而是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時間不是遙遠的野蠻時代，而是二十世紀的末期。士兵不是哪一國的入侵者，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中國又一次成爲血淋淋的焦點。鄧小平爲何一定要這麽做呢？
問題回到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疑問了，如何評價這一切？如何評價鄧小平？爲何對“六四”的評價十年之間，有莫大的變化？
鄧在本性上是一個極其倔強，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人。鄧的目的就是完成改革開放的大業，完成中國的現代化目標。那麽任何有礙這一目標實現的麻煩，他都回毫不猶豫的予以清除。鄧是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認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在今日爲他辯護的許多人中，都強調他爲國家長遠利益，敢於承擔責任，敢背千古駡名的勇氣和膽識。更有人強調是學生主動進攻，鄧是被動防守。學生文攻，老鄧武衛。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決斷，多糟糕的結果都難以逆料。
簡單地說，對“六四”可以用兩個標準來評判。一是道德（是非）標準，二是利害標準。道德的評價結果是沒有疑問的，這是赤裸裸的暴行。這一標準正是事件發生時絕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本能地採用的標準。十年過後，這一標準逐漸軟化和邊緣化，因爲利害的標準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而以利害標準評價“六四”，是一件非常複雜、困難和痛苦的事。而目前多數人採用的恰是這一標準（可能是無意識地）。許多人，包括不少當時在開槍現場的示威學生都認爲“六四”開槍是對的（實際上不少人是認爲開槍是不對的，但卻是值得的，這是極有代表性的利害判斷），恐怕是基於以下原因：
１、開槍使一場可能由改革引起的利益調整和分配不公引發的，很難避免的大規模社會動亂瓦解於無形。如果動亂在鄧身後發生，沒有人象鄧小平一樣敢作敢當，並擁有絕對權威，局面可能完全不可收拾。
２、90年以來，中國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偉大轉變，而未引起任何騷亂，這被認爲是“六四”的正面效應。
3、中國現在的情況比所有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的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都好（至少目前，表面看來是這樣。其實，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並且過些年才能回答的問題。近年來，東歐國家的經濟已開始全面復蘇，她們已基本完成了社會轉型）。表面看來，蘇聯、東歐，在過去十年中大多四分五裂，民生凋弊。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中國人享受了少有的安定與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在過去十年裏迅速提高
應該說這些理由是有說服力的，但第一點還很難說。現在尚未明瞭“六四”是消彌了一場潛在大危機還是僅僅推遲並深化了它，還有一個重大漏洞：即這一切並非“六四”的直接結果，而是“六四”與1992年鄧南巡的疊加效應。
開槍與南巡：力迫與利誘的雙重操縱
“六四”開槍是鄧小平庸俗實用主義哲學運用的極致。鄧小平是籍此恢復了秩序，但其對中華民族心理上，道德上所産生的消極作用和惡劣後果是無以復加的，影響會是極其深遠的。現在已開始露出了端倪。因爲它太野蠻、太殘忍、太赤裸裸，它教給人的不是對正義、公理、法律、程式與規則的尊重和認同，而是對強權和暴力的畏懼與崇拜。它展示的不是現代文明的規則而是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我們必須堅持，以文明的方式管理國家，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歷代統治者都牢記著一點：治理國家，統治人民要“儒其表而法其裏”，而絕不能“法其表”。商君苛而族滅，秦法酷只二世。形式與內容同等重要，在現代社會往往比內容更重要。以美國無與倫比的強勢，在中國大使館被炸之後都不斷地解釋和道歉。沒有任何人，任何國家，願意輕易露出爪牙。是人類就一定得要這張臉，否則與禽獸何異？是文明就一定得要一個面子，否則與野蠻不二。子曰：“其必正名呼？”你鄧小平可以以你的庸俗哲學來判定人是自私的、卑鄙的、怯懦的、怕死的，這不錯，但那只是人的一面；人同樣也是慷慨的、高尚的、勇敢的和視死如歸的。一個文明而美好的社會是一方面受到適當限制，而後一方面受到相當鼓勵的社會。古代社會的忠臣孝子、義士節婦，毛澤東時代的雷鋒、王傑，不就是要樹立榜樣嗎？要鼓勵人們學好嗎？要弘揚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嗎？人之所以高於禽獸者，是因爲人是有正義感和羞恥感的，人是有尊嚴的。美國憲法的偉大奠基者們相信，如果人都是魔鬼，則法律根本無從制約；而如果人都是天使，則根本無需制約。人實在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鄧小平完全以對付魔鬼的態度和完全不必要的殘酷手段來鎮壓自己的人民（當時許多制度資源都沒有動用，例如胡績偉等提出的召集人大特別會議等），這是對市民善意的強暴和對中國人民尊嚴的褻瀆。無論他有多麽美好的動機，達到了怎樣的效果，都絕不足以爲其手段辯護。鄧以爲民畏死，故以死懼之，在整整一代人的心中，埋下了爲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種子，以及下意識裏對暴力和強權的認同。這一損?O不可彌補的，恐怕要幾代的正常生活來矯正。鄧小平打破了一個神話，毀了一代新人的清純，毀滅了幾代人的信念，破了大戒。而這一戒是不能破的。我相信鄧小平是有強烈歷史責任感的人，但“六四”卻偏偏把他變爲一個對歷史不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道德代價大到讓幾代人都無法承受的地步。給後來的領導人留下了太小的操作空間。最讓人感到悲哀的是，相當一批目睹了現場鎮壓的青年學生，當時痛不欲生，今天也認爲鎮壓合理。這悲劇太大了。鄧小平的勝利太徹底了：如果說十年前他只是征服了他們的肉體，那末今天，鄧是征服了他們的靈魂。
《渴望》《紅太陽》
開槍和之後的清查之恐怖程度比76年四五運動之後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老百姓憤怒與無奈的情緒遠超過恐怖。不久，在中國“六四”事件的強烈刺激下，柏林牆倒塌，蘇聯垮臺，東歐易幟，集權社會主義在短時間內，在整個歐洲灰飛煙滅。四十多年的冷戰，以美國兵不血刃的全面勝利而告終。社會主義中國猶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孤舟。
從89年夏到92年，中國人民目睹了蘇聯帝國的崩潰和美帝國在海灣戰爭中的壓倒性勝利。經歷了全球性的經濟制裁。大部分人的心態，類似延陵季子。當侄子們爲爭奪那他一避、再避、三避的吳國王位而演出了春秋時代兩大謀殺案：專諸刺王僚，要離刺慶忌之後，季子回國後說：“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完全是息事寧人，無可奈何。北京更是死氣沈沈，令人窒息，幸虧九零年搞了個亞運會，這口氣才算喘過來。改革開放幾乎全面停頓，全國都處在一種壓抑狀態，無所適從、無處發泄、彷徨、痛苦、壓抑與希冀，彙成一種渴望的情緒。電視劇《渴望》應運而生，造成了萬人空巷的熱烈反應。全國人民和海外留學生都看得如癡如醉、失魂落魄。劇中插曲：《悠悠歲月》和《好人一世平安》也聲情並茂、深入人心。後來的電視劇或許水平更高，但再難有此效果。十億同胞在渴望什麽呢？是在逃避，是在回憶中逃避現實。同時有一種莫名的渴望。《渴望》中，大部分是改革開放前的事，是毛澤東時代的再現。不久以後，《紅太陽》與《大救星》唱遍大江南北，形成了80年代以來第二次懷念與崇拜毛澤東的高潮。如此大規模的、自發的、無限眷戀的、不可遏制的懷念一位已故領導人，是什麽意思呢？顯然是對當今領導人的不滿，矛頭直指鄧小平。《紅太陽》是緬懷故人，《渴望》是緬懷往事，毫無疑問都是對現實不滿的發泄。在中國，還有比歌唱毛澤東更好的渲泄渠道嗎？政治上絕對安全，情緒上非常解氣，心理上相當陶醉。老百姓長歌當哭，拿毛澤東澆自己心中塊壘。當局有苦難言、聽之任之，形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一種沒有遊行隊伍的示威。
南巡與鄧小平的影響與歷史地位
鄧小平深知，如果這樣下去，那末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就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是開槍鎮壓群衆運動的劊子手。最重要的是，鄧覺得自己的歷史使命——改革大業，還沒有完成，於是，在一種極其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的推動下，1992年春，鄧小平以八十八歲高齡，以一個退休老人的身份，幹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無組織、無紀律、無原則，但卻有膽、有識，震動極大、影響深遠的大事：南巡。這是一次集“貓論”、“摸論”於一身的闖紅燈行爲。是當代中國庸俗現實主義大師鄧小平的最後一個傑作。
南巡就是對中國人民說一句話：你們一心一意掙錢過好日子就是了。南巡肯定了經濟特區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南巡把中國帶出了“六四”之後國際制裁下的經濟蕭條和無所適從。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類似美國淘金熱式的、瘋狂的、沒有節制的發財狂歡。全國人民一下都變成了“好貓”，直奔“錢老鼠”去了。如果“六四”鎮壓是力迫，南巡就是利誘，這是指效果而言，並非鄧的本意。南巡使回到計劃經濟的可能性不復存在，認識到這一點後，與鄧小平鬥了多年的老共產黨員們，深知大勢已去。頑固如李先念者，撒手西去；明智如陳雲者，棄杖認輸。或許不少人都還記得，陳雲悼念李先念的文章於1992年7月赫然出現在《人民日報》的右上角。這是過去登毛主席語錄的地方。待遇如此崇高因爲這是陳雲向鄧小平的公開投降；是保守向改革的投降；是教條向現實的妥協，也是空想社會主義向庸俗實用主義的俯首稱臣。中國經濟從此走入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正軌，改革至此真正成爲不可逆轉。
鎮壓與南巡對鄧小平來說都是爲了達到一個目的：中國的現代化與富強。我想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同鄧小平的動機，可如此手段或者說不擇手段的施爲，結果可能與實施者的初衷大相徑庭。現代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手段（過程）的程式化、規則化、透明化、是非、對錯、功過都交由一套程式來決定，結果如何倒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把價值判斷非價值化、庸俗化和“機械化”，可操作化。否則可能永遠沒有結果。SIMPSON到倒底有沒有罪？CLINTON性醜聞後還該不該當總統？BUSH和GORE究竟誰贏了大選？都按正常法律程式走完就完了。而目的性太強，不懂得尊重程式，爲達到目的隨意修改程式（此爲毛澤東的拿手好戲，鄧也屢試不爽），是中國目前最需要“現代化的”。從“貓論”是絕對推論不出尊重程式的，卻很容易推出“六四”和“南巡”。按照“貓論”，投鼠是不必忌器的，抓住就行。而這“忌器”的心態正是文明之所以爲文明的理由。
從“六四”到南巡，鄧小平翻雲覆雨，真把中國折騰得死去活來。先在血水裏浸一回，再在糖水裏泡一回，如此經歷，聖賢都難免不變成禽獸。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是要統治者保持政策和道德上的穩定，一個國家是禁不起如此折騰的。南巡之後，全民族的是非標準産生了極大的混亂，基本都以利害代替了是非。“金錢挂帥”成爲活生生的現實。鄧小平通過“六四”與南巡，相當徹底地在今日中國，釋放出了小心翼翼地被從孔夫子到毛澤東的中國文明禁閉了三千年的惡魔：貪婪與自私。雖然未必是其本意，但他絕對難辭其疚。如果有槍就可以殺人，那末有權爲何不可以謀私？一個不能爲自己開槍殺人做道德辯護的政府，怎麽能對其各級官員的胡作非爲施加道德約束？這是個簡單的邏輯問題。南巡又敞開了任意攫取公共資源的大門，難怪腐敗會遍佈中華大地了。現在假貨充斥，是因爲政府就有挂羊頭、賣狗肉之嫌：打初級社會主義招牌，幹原始資本主義勾當；名實不符，難以自圓。共産主義理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早已是昔日黃花，幾成笑柄；中國傳統士大夫階級信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條也早已土崩瓦解。在喪失所有理想和道德資源的前提下來管理這麽大一個國家，真是臨深履薄。控制手段只剩懲罰一途了。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法”。中國目前丟得只剩下法了，可惜既不健全，更不獨立。國法恢恢，既疏且漏，難怪大小貪官們前仆後繼、層出不窮、義無反顧。過去說殺雞儆猴，而今殺猴儆雞都不管用。現在又恰逢中國人口最多、資源最少、欲望最強、環境最差的時候。13億人，上不信上帝，下不信鬼神，中沒有道德，如何是好？在這舉國上下，與錢共舞，大江南北，百花“特色”的時候，誰會想到“六四”？
信念，道德的全面崩潰表現在各個方面，其中最讓人震驚的是軍隊的迅速墮落。從80年代中期鄧小平允許軍隊經商以後(鄧小平實在無奈。放權讓利的結果使中央政府囊中羞澀)，局面就開始不可收拾了。和平年代本來就很消磨軍人意志，更何況再加上金錢的腐蝕和誘惑？這相當於讓修行了數十年的高僧破了色戒；而“六四”開槍更讓軍隊破了殺戒，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理念和情感上的摧毀。其結果是災難性的。鄧小平在用軍隊鎮壓的同時，也毀滅了軍隊的良知。劉連昆、紀勝德、徐俊平——間諜、貪污、叛逃；這“鋼鐵長城”還能打仗嗎？而我們看到得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最近的中美撞機事件也暴露出中國軍隊的不少問題，如應急能力差，缺乏大局觀念，不夠專業化（PROFESSIONAL）等。
作爲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鄧小平身後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積極方面：鄧領導中國從前現代走向現代。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說把誤入歧途的社會主義中國往資本主義道路上牽引。參照系是毛澤東，是把中國從崩潰的邊緣往回拉。所以其豐功偉績的絕對值很大，相對值卻相當有限（這是胡平先生的論證）。而他遺留下的短期內的消極方面有：1，過分的放權讓利導致中央政府外強中乾，強枝弱幹，中央財政岌岌可危（見王紹光，胡鞍鋼《國家能力報告》）；2，軍隊經商導致軍隊嚴重腐敗；3，政府腐敗尤其是海關走私的全面失控。這三點都與國家利益，生死存亡有重要干系。直到1998年朱熔基出任總理後，才開始得以糾正：經濟軟著落成功，停止軍隊經商（軍隊爲爭奪經商利益曾大打出手），查處海關走私（一個又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驚天大案）。但道德規範的崩潰，理想信念的喪失，短期內是無力回天的。
《“六四”真相》的影響與鄧後新一代領導人的抉擇
“六四”是炒不熱的冷竈。可《“六四”真相》卻造成了出人意料的影響。主要是在中共高層，而不是民間。我們本以爲中共會對此置之不理,不想卻反應強烈,會議文件一大堆、措辭激烈、態度狠辣。最近竟傳出中央工作會議對“六四”“永不翻案”的決定（歷史經驗證明，凡是“永不翻案”的，都肯定要翻，並且可能翻得更快。鄧小平就是前例，殷鑒不遠，後人警之）。形式上對《“六四”真相》給予了最好的宣傳配合，使其在大陸先聲奪人。而這全是因爲一個人坐不住,那就是李鵬。
李鵬坐不住是自然的。他是公認的所謂“劊子手”之一。而人們對他的憤慨遠超過對其他任何人，包括決策人鄧小平。這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裏不多說。李鵬現在坐不住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1.1997年以前還有鄧小平，楊尚昆爲他頂著，他不首當其衝。而今鄧、楊都已相繼逝世，第一責任人非他莫屬。2，自1988年至今，李鵬做了兩任總理，一任委員長，一直擁有足夠的權力資源來自衛或反擊，心裏有底，不必慌亂。而今面臨退休，一旦去職，將任人宰割，何況中國領導人中，需要宰割李鵬時，恐怕沒有人會猶豫。念及此，能不寢食難安，拼死一搏？而由於李鵬身爲黨和國家第二號領導人，舉足輕重。目前距最高領導層更新換代的十六大僅僅一年半時間，李鵬對《“六四”真相》的強烈反應和行動勢比攪動中共最高層。在“六四”暫不平反的前提下，在政策延續，人事安排上，中共高層都不得不敷衍或配合李鵬。尤其是江主席，不爲“六四”，也得爲法輪功的事和李鵬共鳴一回。這才有這份折騰。開會、發文件、打預防針全無必要，但尚屬正常，但如果折騰的結果竟然是“永不翻案”，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聽上去像個玩笑，像是有人成心搗亂。指望《“六四”真相》對中共高層決策乃至人事任免産生積極作用，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並很可能適得其反。
現在不給“六四”平反，或者說現在不是爲之平反的最好時機，恐怕是不少人的共識。持此主張者可以舉出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六四”牽扯太廣，弄不好會造成政治動蕩。許多賬都要算，算又算不清，算清了也無法償還。說句實在話，“六四”已是死灰，令其複燃，代價太大。所謂平反，就是將這死灰從我們心底請到頭上；從自己家的後院，請入八寶山，讓全民族細細咀嚼一遍，以昭後人。第二，目前爲“六四”平反不具備任何積極現實意義。一旦平反，黨將不黨是肯定的，問題是可能國將不國，事與願違，弄巧成拙。全民族都沒有做好這個準備。第三，治大國若烹小鮮，“六四”平反將是一次大翻動，必須慎而又慎，萬不可無事生非。第四，即便必須平反，也要在內政外交都很順利時進行，中國現在沒這份奢侈。
“六四”是注定要平反的。什麽時候？不知道。要麽在中國最好的時候，要麽在中國最糟的時候。中囯共產黨會從一個專制的暴力政黨轉變成一個現代民主政黨，這一改變是遲早要發生的。只是江澤民這一代既無精力，也無條件完成了。等待來者吧。
“六四”是全體中國人心中不滅的死灰。
──原載《北京之春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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