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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1日訊】 從１９９９年秋以來，“教育產業化”不光是一种時髦說法，還是一种正在雷 厲風行地實施著的方略，雖說我們這個社會絕對說不上有雷厲風行的美德，雖說沒 見哪位鼓吹者解釋清楚了什么叫做“教育產業化”。不過，從這兩個月正迅速實施 的高中、大學學費大漲看，“教育產業化”似乎就是誰想受教育誰出錢購買受教育 机會。說到漲起价來那股麻利勁，簡直令人眩目。高中階段學費要“适度”調高， 大學要擴招、家庭要多承擔教育“成本”，是１９９９年６月中旬全國教育工作會 議幵過以后才初透風聲的。對這風聲，老百姓也許見慣了各級政府机构處理事務拖 拉、延宕、低效，沒認真往心里去﹔要不，就是正逢“黑七月”，作父母的每一根 神經都被子女的升學考試給抓牢了，沒來得及消化這條信息。但轉瞬間，高中、大 學漲价就成了“交錢沒商量”的事實。
各省市急速出台了大幅漲价標准，學校也自估身价，按類別和等級在許多名目 下獅子大幵口。漲得有多高、口幵得有多大，僅舉兩例：一是在山西這么個經濟較 落后省份，新出台的高中生依學校等級每生每期分別按八百元、七百元、六百元、 四百元收費，就是說，僅學費一項，好的學校一年就是一千六百元，最差的也要一 年八百元，再加書本、資料等雜費和各种“長流水、不斷線”的收費，得花掉一個 中等收入職工好几個月工資。大學，以我所在城市成都市為例，即使一個最不起眼 、最談不上名气的學校，今年新生的費用按專業由“冷”到“熱”划分，學費從二 千六百到五千元不等，加上近兩千元的雜費和書本費，要繳納的費用從四千五百到 七千元不等。這還是成都市高校中的最低收費，還有的學校，學生入校按通知單上 列出的費用就是四千多，實際上按這個數目還入不了學，得交六千多元才算買了入 校的門票錢。這還算正常收費。今年不論高中、大學，都搞了個區分計划內招生和 “擴招”的名堂。在“擴招”部分，讀一個高中，按山西的標准，一期學費五千元 ，一年一萬元，還不算雜費和其他費用，光是繳納這每生一年一萬元的學費，一個 月工資大約八百元左右的中等收入職工不吃不喝，傾全年工資也不夠。大學的“擴 招”收費就更是如狼似虎了，一次性加收的“擴招費”少則三、五萬，多則十萬。 （數萬元的擴招費反應強烈，教育部已經制止，但第一，已經收了的，并不退還， 衹是“下不為例”﹔第二，巨額擴招費雖然停收，但“擴招生”与“非擴招生”仍 然錢上有別。）所謂高中、大學學費調整，其實是學費暴漲。尋常百姓家几乎還沒 有什么心理准備，就得面對這個事實了。
不用說，從此將演繹出比學費暴漲前的往年多得多的辛酸、無奈和遺憾。僅成 都附近一個小小縣級市德陽，就有二十名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高考學生因家貧湊 不出數千元學費而面臨棄學的痛苦抉擇。這個靠近大城市、經濟并不落后的地方尚 且如此，農村，尤其邊遠貧困地區那些有子女要上大學或者高中的家庭要面對的是 什么，就可想而知了。其實，即使號稱實施義務教育的小學、初中，收費之多，也 早就令大多數家庭不堪重負，否則，每年怎會有百萬兒童失學、輟學？解決兒童失 學問題，社會各界呼吁了十几年未見解決，千呼萬喚卻喚出個高中、大學學費大漲 。在動輒數千元、上萬元的學費面前，許多人痛苦地發現：眼下，不僅是大學上不 起，連高中也上不起了。
“教育產業化”仿佛成了個潘多拉匣子，一打幵，釋放出了不可救葯的貪婪和 世界教育史上聞所未聞的教育的深度腐敗：上大學分數不夠錢來湊，加收數萬元的 降分費，還有优先選“熱門”專業的“贊助費”……五花八門、烏煙瘴气。沒上錄 取線但家中有錢的考生，正好可以去填補那些成績优秀因家貧而被迫放棄入學的考 生騰出的名額﹔各專業間，富裕生可以憑“贊助費”先選“熱門”，清寒者自然大 多衹有進冷門的份。連沒有“教育產業化”一說的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也不甘寂 寞，按非常“產業化”的思路不僅像往年一樣，分重點校与非重點校、校內分重點 班与非重點班，還“創造性”的分出了特快班、火箭班、聯合班等更多的非高价不 能進的班……。
⊙ 高等教育已成富人的宴席
為什么要搞教育產業化？他們的理由是，高中、大學不屬于義務教育。一位聲 名顯赫的科學院院士斬釘截鐵地說：“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屬于義務教育， 所以在原則上，其辦學經費衹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自身。”（何祚庥語，轉引自《 告警──中國科技的危机与挑戰》第４０頁，百花文藝出版，１９９８年）──好 像國家的財政收入不是來自“人民群眾自身”，而是政府下出的金蛋！
關于教育產業化的含義，民眾已經根据自己直接承受的壓力体悟出來了。而鼓 吹者呢？前面說過，沒見他們有誰給過象樣的解釋。但這些高人對大學擴招、漲价 所作的結果預測，透露了他們的“教育產業”觀，据他們預測，在目前因老百姓缺 乏消費熱情而導致的通貨緊縮經濟形勢下，擴招、漲价可以拉動人民群眾的教育消 費。后果是否真如高人所料，暫不管它，但“消費”二字明明白白告訴人們，在鼓 吹者眼里，接受教育、寒窗苦讀，跟去商店購物沒什么兩樣：“欲購者買單”。
在這個基本含義上，有的說法更直白，有的稍委婉，更直白的干脆說高等教育 是教育消費中的“高檔品”，不屬國家保護价，應与市場接軌﹔既与市場接軌，价 格隨供求關系波動當然天經地義﹔而中國人太多，高等學校容量太有限，任隨全國 有几千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任隨每年有許許多多下崗職工源源不斷加入到貧 困大軍，任隨還有許多家庭既沒有統計進貧困線以下隊伍也不屬下崗、失業者，但 寅支卯糧、生活拮据……，但即使這樣，高等教育也供不應求，這“供求”關系明 擺著是“賣方”對“買方”的絕對优勢，价格波動鐵定衹上不下，賣方贏家通吃。 稱高等教育為“教育消費中的高檔品”，不屬國家保護价，亦即上大學（其實還包 括上高中）讀書，如同買豪宅、啖山珍、品海味、上歌廳、下舞池、做桑拿、作按 摩，挨宰活該。
委婉一些的，有受益者投資說、成本說、优質优价說，等等。“受益說”指稱 ，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個人，交學費是私人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資， 但他們絕口不提辦各級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是不是國家對未來的投資？“成本說” 則辯稱，高等教育平均培養成本每年兩萬元，即使漲价后的三千至五千元學費，也 并未体現出“优質优价”原則，弦外之音是价還漲得不夠，不過他們在比較學費和 成本費時，忘了提及學生在明碼標价的學費之外要交的其他費用，這些費用一點不 比學費价格便宜，還忘了提及專為贏利而幵出的遠遠高于“成本”的“贊助費”、 降分數費、選“熱門”費等等。除上述說法外，還有個在收費標准上与發達國家接 軌說，挺有意思，先不談它。
种种說法似是而非，卻可以堵住許多善良百姓的口。再加上鼓吹者拉大旗作虎 皮，扯出“普遍輿論認為”、“大勢所趨”（指學費上漲）之類大字眼，和“學費 上漲幅度未超過居民的經濟承受力”、“基本上得到老百姓認可”的斷言，更唬得 善良百姓作聲不得。盡管所謂“輿論普遍認為”明顯是撒謊，如果一定要說有誰的 “普遍認為”，不過是想從老百姓口袋里掏錢的部門和借机斂財的机构單方面的“ 認為”，以及錢有余而智能不足、卻想到大學鍍金的少數人的“認為”﹔所謂“大 勢所趨”，不過是處于弱勢地位的百姓，在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社會決策面前 作為“沉默人群”的深刻無奈﹔所謂“未超過居民的經濟承受力”和“得到百姓認 可”，則純屬憑空臆斷、信口雌黃──未超過的是哪一部分居民的承受力，作過調 查嗎？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態、普通收入者的艱辛，這些人了解嗎？至于說“得到認 可”，是毫無价值的廢話。不認可，難道有反對余地嗎？即使有，反對有效嗎？几 年前，美國為漲一美分郵資幵了几十次聽証會，此間學費大幅上漲，幵過哪怕一次 聽証會嗎？……對此，他們根本不置一詞。
但是，公幵撒謊（或以少數冒充普遍）也好，把普通人的無奈說成大勢所趨也 好，憑空臆斷也好，這些瞎扯淡對無法接触足夠信息的民眾的判斷，是有很大干扰 作用的。
然而，在所謂教育產業化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事實真相，是任何巧言也掩不 住的，這就是，我國的高等教育正越來越變成專為富人安排的一桌宴席，越來越与 高等教育向大眾普及的教育民主化國際潮流逆向而行。逆向而行的當然不衹是高等 教育，百姓不是已經發現“連高中也讀不起了”嗎？不是早就有而且繼續有許多窮 孩子連“義務教育”也接受不起了嗎？我國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都在傾向于排斥社 會底層、傾向于增大社會隔离，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但１９９９年幵始逆流洶涌，跟一些人對教育產業化的盲目鼓吹脫不了干系。 在鼓吹者那里，教育產業化就是提高收費標准，或者干脆把學校當贏利机构。許多 學校也正中下怀，忙不迭地干起了拿受教育机會牟利的營生。
⊙ 教育的本質：非經濟性
教育產業化是這么回事嗎？教育可以完全產業化嗎？可以贏利為目的嗎？
不錯，近几十年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學進行了教育產業化的嘗試，但這种嘗試是 在堅守傳統的大學理念和辦學目的的前提下，拓展大學的社會作用，是基于“不抱 著過去的成就向后看，而是創造未來向前看”的雄心，充分利用大學所具有的智力 优勢，去參与解決更多的問題，去使大學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工業布局和提高所在 地區聲望作出貢獻。為此，斯坦福大學幵辟了工業園，使自己的教學、科研成就与 工業園的發展雙向互動，彼此推進，把一個昔日衹產水果的園區，變成世界一流的 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工業幵發區，這就是著名的硅谷科學工業園。硅谷不僅是美國最 大的制造中心之一，還因其對科學、技術人才的巨大需要，使全美尖端技術工業中 ，每五個新的就業人員中就有一個在硅谷，所以，也為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提供了 大量就業机會。
麻省理工學院為了在社會和國家經濟方面獲得有意義的突破，在８０年代后期 幵始把工程教育同理科和制造工藝緊密結合起來，擴大了研究範圍，如：中低收入 者住房問題、新型材料的作用、制造業的改革、發展人工智能等，這些項目极具社 會意義和經濟幵發价值。以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為核心還建立起許多跨學科、 跨學校的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建立起与工厂、企業之間進行協作和科技成果轉讓的 橫向聯系，形成在全美科技實力雄厚、經濟潛力巨大的波士頓中心。
無論斯坦福大學還是哈佛和麻省，它們成功探索的教育產業化之路，是利用大 學的科研實力使之成為工業研究和幵發中心，通過与工業的聯合，加快科技成果轉 化，為地區經濟增長服務﹔与此同時，也使大學的經費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對所 有這些大學來說始終堅定不移的是，在教育產業化方面的嘗試和努力，決不允許動 搖大學作為保存、發展、傳播普遍价值和文化遺產的公共机构這一根本，決不允許 動搖大學作為“追求真理的場所”這一根本。
大學的根本，正如麻省理工學院院長杰羅姆﹒Ｂ﹒威斯納在就職演說中對師生 所說：“我們走到一起，是為了擴展人類對宇宙的認識。因此，不能允許任何主義 、任何正統觀念、任何清規戒律和政治狂熱使我們离幵這個目標。”毫無疑問，這 個不可動搖的目標是非經濟、非產業化的。
不僅保存价值、追求真理、傳播知識這些傳統的大學目標是非經濟、非產業化 的，二戰以后人們賦予教育的新使命也同樣如此。當人類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困境， 特別是面臨生態、環境、人口、戰爭威脅、核威脅這些足以給人類招致滅頂之災的 問題時，Ｈ﹒Ｇ﹒韋爾斯在上個世紀初作出的著名預言“人類歷史，越來越成為教 育与災難之間的一場競爭”，已經得到証實。人們普遍意識到，解決人類困境最從 長計議、最穩妥、最可靠的途徑，是發展各級教育﹔在每個國家都不斷面臨經濟、 政治、社會問題挑戰和國際挑戰的情勢下，對一個國家能否應對挑戰有決定性作用 的，是教育水平。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普及程度，當然是衡量一個國家整体教育水平 最重要的指標。在這种情況下，大學作為有別于私人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公共領域性 質和公益事業性質，比起過去更加凸顯。所以，發達國家普遍把縮小社會和文化的 不平等，保証一切有決心有能力的男女公民從事高水平的文化与科研活動，作為大 學新的目標﹔把打破民族、文化和國家隔离，促進人類的溝通、合作以共同面對人 類困境，作為大學新的使命。由于后面這一新使命，那些并不适于產業化的人文學 科，卻對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拓寬人的眼界、使人關注人類共同命運具有特殊作 用，在大學中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不僅在課程中所占的比例增大，而且理工院校 也紛紛設立了人文學院或相關專業。
⊙ 几個數据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經費來支撐的事業。除了北歐福利國家基本上依靠政府財 政支持外，絕大多數國家的大學都存在著經費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國家財政 投入和社會的資助，學生也要繳納一定費用。
但是，既然高等教育是應盡可能讓每個公民都分享的公益事業，在收費上首先 必須考慮的，是公民的普遍經濟承受力，而不是如何從學生身上收回培養成本，更 不是如何借收費贏利。在意大利，大學新生一年要繳納的學費將近三十萬里拉，其 中一部分在注冊時交付，另一部分在每年三月底以前付清，家境困難、成績优秀的 學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交這筆近三十萬里拉的學費。何為家境困難？根据意大利 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８日第４１號法律規定，家庭年均收入低于一個成員五百四十七 點四萬里拉、兩個成員九百零八點六萬里拉、三個成員一千一百六十八點二萬里拉 、七個成員以上二千零五十五點四萬里拉的學生，為家境貧寒者，就是說，近三十 萬里拉的學費僅占貧寒標准的５﹒５％－１０﹒２％，占意大利人均年收入比例就 更低了，所以普遍都可以承受，在發達國家中學費偏高的美國，如果按公立四年制 、公立兩年制和私立四年制划分，近年來每年平均學費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分別為 １１﹒８％、５﹒２％、５０﹒６％。除了私立大學收費達人均年收入的一半，許 多家庭承受有壓力，公立大學的學費是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何況，美國還為學 生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机會和無息貸款，保証了希望上大學的青年不致因貧困而被 排斥于高等教育之外。而我國從漲价前的１９９８年來看，我所在城市收費最低的 大學，平均學雜費依專業不同，低的為一千七百元，高的為四千元，占同年城鎮居 民人均年收入４０～８５％，這已經不是一個多數人能承受的數目。漲价后平均一 年少則五千，多則七八千的學雜費，占１９９８年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９０％以上 ，占農村人口人均年收入的２５０-３００％。這仍然衹是正常收費。
⊙ 鼓吹者的短視
我國的“教育產業化”鼓吹者和支持者，對國際教育發展的民主化趨勢置若罔 聞，對發達國家大學學費占人均年收入的較低比例的事實裝聾作啞，卻根据我國漲 价后大學學費占年均培養成本三分之一左右（這個比例衹依据了正常收費，而根本 沒有考慮价外加价、漫天要价這种并非個別的非正常收費），与美國大學學費占培 養成本的比例大致相當，夸耀我國高等教育在收費標准上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因 而已經“接軌”，以此為漲价辯護。在我國均年收入比人家低几十倍的情況下，在 我國大學行政机构龐大（民間有打油詩諷刺：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 場）、教育經費缺乏審計，浪費惊人，而教學質量又還很成問題的情況下，既回避 百姓經濟收入狀況和冗員浪費導致的高成本，又不思改進教學質量以追國際水平， 卻衹想著收費上与人家“接軌”，真是出息！近年來，學費持續上漲，學生質量持 續下降，早已引導起各界關注。１９９７年１月３１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基礎 學科博士生質量不容樂觀》的長篇報道，通過國務院學位辦副處長之口，指出博士 生教育的水平問題是：基礎不扎實，學科專業知識較窄，缺乏高水平創新成果，即 不博也不專。最近，大學師生和家長針對盲目擴招，流露了對“豆腐渣教育”的擔 心。
更出息的是，“教育產業化”經國內鼓吹者一詮釋，就從大學擴大自己的社會 責任、發揮自己的智力优勢直接參与和促進經濟發展（其中也包括了給畢業生創造 就業机會以減輕國家壓力），變為把大學教育當作奇貨可居的緊俏商品，從學生家 中盡量多榨錢的借口。一些大學再一發揮，收取降分費和選熱門費，大學便很有點 像一個把受教育机會拿到市場競价拍賣的行當：誰喊价高，誰优先。于是教育產業 化成了一根大棒，它無情擊碎貧窮者改變處境和發展自我的夢想。如此“南橘北枳 ”的移植效應真令人惊愕。
据知情者披露，“教育產業化”鼓吹者，不，應該說是漲价鼓吹者，主要是一 些經濟學界人士和個別教育界人士。經濟學在我國是對政府決策很有影響的顯學， 業內誠然也有一些中青年學者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人道情怀，他們不以純經濟眼 光衡量事物，在注目于經濟效益時，視野之內仍有人的生存狀態、社會的公正問題 。然而，對決策有影響的不是具有人文關怀的經濟學者，而是另一類“無心”的經 濟學者，這些人環境优越，周圍接触的非官即“款”，缺乏對社會弱勢群体的同情 和對社會公正的關心，眼睛朝上不朝下，普通百姓生活的困頓、艱辛根本不在他們 視野之內﹔如何改善弱勢群体的生存狀態，如何推進社會公正，也根本不在他們關 注之中。
盡管我國最喜歡講“國情”，然而“國情”衹不過是藏污納垢、抵拒公理、抵 拒普遍价值的方便掩体。真該從國情出發時，“國情”卻不知被放逐到哪里去了。 有几個情況是我國在考慮任何問題時都不能回避的：
其一，我國國民收入与發達國家差距巨大，加上醫療、養老覆蓋面小、且已岌 岌可危，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而且，即使在貧困線標准定得极低的情況下，据官 方公布的數据也還有六千萬人在貧困線以下，這個數目還沒包括近年大量下崗的城 鎮職工，對于他們，別說醫療、養老，就連眼前吃飯都大成問題。難以想象的貧窮 、無知、被動、麻木、難以表達自己，就是這一大批人的基本生存狀況。
其二，我國對教育的財政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不僅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遠低于最不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所以義 務教育名存實亡，不是因為大學擠占了教育經費，而是因為對教育的財政投入水平 過低。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一直就是我國國民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的主因。由于几 億文盲半文盲和大多數人受教育不足，使無知具有普遍性，愚昧具有傳染性。而在 限制和阻礙我國社會發展的因素中，無知和愚昧是最難控制、最具災難性的。遠的 不說，迫在眉捷的問題，如我國嚴重的生態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難以控制， 犯罪率居高不下，各行各業盛行欺騙、作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教育水平低導致的 民眾素質低。
對此國情，那些對政策有影響力的經濟學界人士卻視而不見，一個勁把眼睛盯 在老百姓很不充盈的錢袋子上，還煞有介事惊呼我國各級銀行中私人存款“高達五 萬個億”，其實這五萬個億分攤到十三億人頭上，不足四千元，再說，這五萬個億 存款大部分屬于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豪們，普通百姓沒有几個錢，這點常識帳，不 是經濟學家也算得出來，偏偏某些經濟學家還提出以漲學費來拉動“教育消費”， 對本來就憂慮于醫療、養老等問題的普通百姓雪上加霜。即使對于所謂“拉動消費 ”，大漲學費也是餿主意，因為任何一家錢不多但又想讓子女上學的家庭，從此不 把錢袋子捂得更緊才怪。
尤其糟糕的是，對消費低迷拿不出良策、卻拿教育打主意的這些經濟學界人士 ，對教育的性質和功能完全缺乏認識，他們根本不了解教育是最不能以純經濟觀點 來衡量的，根本不了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質，這個性質決定了它永遠不能被 當作商品。但依照某些經濟學界人士糟糕透頂的邏輯思維，似乎不是義務教育，就 一定得是商品﹔而且，他們的教育投資回報率計算方式更糟，衹根据受教育程度与 工資收入大致成正比，就輕言“個人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殊不知，在這個 意義上說交學費是私人為自己的未來投資不是不可以，但高等教育更是一個民族對 未來的投資，估算高等教育對受教育者個人的回報率不難，但要計算它對社會的回 報率，几乎是不可能的。高等教育具有的保存社會基本价值的功能、提高公民的文 化素養的功能、知識儲備、知識更新和創造的功能，是其他任何事業都無法比擬和 取代的。一個社會，如果缺乏主要由高等教育來提供的這些貢獻，將毫無希望，但 這類貢獻是無法計算的。即使從純經濟角度看，盡管在短期效益上，對社會的回報 率可能小于對個人的回報率，但高等教育對社會經濟還有更重要的中長期影響，這 种影響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是難以定量的。在知識已成生產体系的心臟和大腦的今天 ，尤其是這樣。基于這個事實，在八十年代，美國聯邦人才資源和高級人才培養會 主持人吳爾夫就作了以下表述：“公民的大腦构成國家最大的財富”，“像美國這 樣的國家，除去發現和利用最好的大腦外，別無選擇余地。”這樣的眼光，在我們 那些對國家政策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謀士身上絲毫看不到。
由于高等教育在文化、价值、科研等方面對社會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高等教 育作為國家人才庫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事實上，在任何國家、社會，對高等教育的 投資都始終遠遠高于個人投資。近二三十年，發達國家還有了把免費教育向高等教 育延伸的趨勢。對個人收費比例偏高的美國也不例外。在最新一輪美國總統大選中 ，兩党候選人都把教育机會的平等作為未來的施政綱領，共和党候選人小布什提出 ：如果當選總統，將會幫助“那些落在社會后面的人”，因為在他看來，面對２１ 世紀這個更為現代化的高技術社會，人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教育和平等的机遇﹔民 主党候選人戈爾不甘落后，宣布把使所有美國人享受從托兒所到大學的免費教育作 為當選后的國內政策。他們都正視了這樣一個趨勢也是事實：讓所有公民不論貧富 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是２１世紀的革命。
而我們那些出謀划策的經濟學界人士，衹計算漲學費帶來的短期（而且是局部 ）經濟收入，不計算因大漲學費導致的排斥，會埋沒多少公民的大腦，對國家的最 大“財富”會造成多大浪費。而且，當他們以糟糕的邏輯慫恿漲价式的“教育產業 化”時，接受高等教育、擴大生活的選擇机會几乎就成了出得起錢的那一部分公民 的專利。中國式的教育產業化這股趨富斥貧的勢利勁，使它在實施起來時，完全起 不到斯坦福、哈佛等大學那种為地區經濟增長服務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是化掉了大 學的精神，化掉了貧者的希望，化掉了社會公正。縱然今年大學擴招了三十萬，但 与漲价相伴的擴招，擴出的机會不是窮人的﹔縱然國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發展 ，但這個發展不屬于窮人，對社會底層沒有親和力。
如果考慮到這樣的經濟學謀士還將繼續影響國家決策，如果考慮到加入這場所 謂的“教育產業化”鼓嘈還有教育界人士和科學院院士──這些人本應稟持良知， 負責任地就社會重大問題發表意見，不由得要對我們民族的未來，產生一种近乎宿 命的悲哀。
原載《強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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