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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3日訊】 在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産生了許許多多文化、思想的巨人，對人類歷史産生了深刻影響。這些巨人如群星璀燦，永耀人間。其中不少人不僅僅是在某一方面，而是在藝術、哲學、文學、科學等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因此被稱爲”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現代中國面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轉型，這是歷史轉折的時代，也是需要巨人、産生巨人的時代。梁啓超，便是這個大時代産生的”百科全書”式巨人，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許多方面都産生了深刻影響。梁啓超其人其事，人們研究確已多多，但正如對經典著作人們總是一讀再讀、輒有新獲一樣，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巨人也值得我們”一讀再讀”。重新”閱讀”梁啓超，不僅使我們對他有新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使我們對現代中國的認識更加深刻，因爲他的命運，與現代中國的命運緊緊相連，他的探求，現代仍有深刻意義……
民權與君權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的慘敗，第二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簽訂，亡國之禍迫在眉睫，有識之士不能不思考、探索救國之道。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意義深遠的維新變法運動。正是在1895年開始的維新運動中，年僅22歲的梁啓超登上了風雲激蕩政治舞臺。乍一亮相，梁氏便光彩奪目，以致人們常常將他與其師康有爲並列，時人甚至把維新變法運動稱爲”康梁變法”。
梁啓超的”暴得大名”，是從擔任有維新派機關報之稱的《時務報》主筆開始的。他撰寫的一篇篇”筆鋒常帶感情”的檄文，總是引起一些人的強烈共鳴，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對，在沈悶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陣精神風暴。
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代中國，只有變法才能圖存，但”法”應如何變？梁啓起說：”吾今爲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所謂”變官制”，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的根本變革就是實行君主立憲。面對中國長期皇權無限的傳統，梁啓超必須從理論上重新界說”君權”與”民權”的關係。他向人們說道：中國”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教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當知三代以後，群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爲中國致弱之根原。”（《西學書目表後序》）君權尊則國威損，確實一語道出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但爲何君權尊則國威損呢？梁啓超的論證是因爲舉國上下只尊一人，只有一人有絕對權威，則上至百官下至百姓，只能因循守舊，結果是官民都”愚而不能智”，國勢自然衰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外患或內亂，便”如湯沃雪，遂以滅亡。於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則適足爲自敝之具而已。”要想國家強大，只有增強民權。
爲增強民權，梁啓超提出了”群”的概念。這裏所謂”群”，就是後來所說的”社會”。對西方的初步瞭解，就使梁啓超認識到”社會”的重要性。在從日本引入”社會”一詞之前，人們往往用中國傳統的”群”這一概念來譯指”society”。不過正如梁啓超所闡釋，此時的”群”與中國傳統的”群”已相當不同。梁氏現在所說之”群”，是一與皇權、國家、政府相對概念。中國傳統是以君主的”獨術”統治，現在應以注重社會的”群術”統治。在他的闡述中，”群”又與”公”有某種相通之處。因此，”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與嚴幼陵先生書》）國家的強大，就在於用民主制的”公”的”群術”取代君主專制的”私”的”獨術”。這樣，由”群”的概念生髮出政治民主、公民的政治參與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完全沒有的內容。他發人深省地自問自答：”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議院者，民賊所最不利也。”（《古議院考》）同時，只有組成現代社團，才能成爲現代意義上的”群”。他認爲”群”在政治上的結合是議院，在經濟上的結合是公司，而士紳的結合則是各種學會。其中學會是其他結合的基礎，因爲學會可以一可以廣開民智，而”開民智”是民主政治的前提；二可以形成一個紐帶，將不同職業、階層的人聯繫起來，對改變中國民衆”一盤散沙”的狀況有重要作用。在維新運動中，梁啓超本人當然積極參加了許多民間社團、學會的組織工作和各種活動。報紙是把”群”聯繫起來的另一重要載體，梁啓超在《時務報》創刊號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認爲”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報刊是國之耳目喉舌，若無耳目喉舌便是”廢疾”，”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爲也。”他還強調現代報刊對民間社會的重要性，因爲除了軍國大事之外，報紙還詳記人數之生死、民業之盈絀、學會之程課、物産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藝之新制等無所不記。總之，”有一學即有一報”，通過在報刊上的公開交流和討論，不僅”通上下”，而且”開民智”，使民衆容易産生共識，彼此精神聯繫更加密切。
把”群”作爲與群權、國家、政府權力相對的擴大民權、實行民主的基礎，梁氏實際已觸摸到了現代市民社會理論的一些要點。
梁啓超不僅從強國的角度論證實行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從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論證政治變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根據康有爲建立在今文經學基礎上的”三世說”，梁啓超提出人類發展無例外經過”三世六別”這幾個時期、階段。所謂”三世”是”多君爲政”之世、”一君爲政”之世和”民爲政之世”。每個歷史時期又分爲兩個階段，因此共有”六別”。”多君世”前後有酋長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前後有君主之世、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前後有總統之世、無總統之世。此時的中國，正處”一君世”時期中從君主之世向君民共主之世過渡階段，因此維新變法、實行君主立憲不僅是勢所必致，也是理所當然之舉。
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重新論說”君權”與”民權”的關係，確是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造就”新民”
維新運動失敗之後，梁啓超亡命日本。在日本期間，他對西方、”西學”有了更多的瞭解和更加深入的認識。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三十自述》）他認識到，在政治制度背後實際有一種更廣的文化支援，具體表現爲國民素質或曰國民性。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並以”中國之新民”作爲自己的筆名。爲此，他在1902年2月創辦了《新民叢報》，發表了約11 萬字的總題爲《新民說》的系列文章，連載四年。
當然，從”政治”轉向”啓蒙”並非根本的立場、觀點變化，而是一種深化。在維新時期他就強調”變法之本，在育人才”，因此把學校建設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抵日未久，他更感”國民性”的重要。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他批評說奴性、愚昧、虛僞、爲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國人的人格缺欠，國人的這種集體性缺欠是國家貧弱的根本原因。啓蒙的任務就是要將品性上有根本缺欠的”國人”，改造成現代意義上的”國民”。在《呵旁觀者》中他痛斥國人的冷漠，把”旁觀者”細分爲渾沌派、爲我派、嗚呼派、暴棄派、待時派等，其共同點是”無血性””放棄責任”，世上最可憎可鄙的就是”旁觀者”。細讀《呵旁觀者》一文，不能不使人想起這一時期也在日本留學、稍後也以”改造國民性”爲己任的魯迅以後所寫的著名小說《藥》。《藥》中的烈士爲國人犧牲，但國人卻根本無動於衷，在烈士就義時反而在一旁看熱鬧，甚至有人爲給自己的孩子治病拿饅頭蘸烈士之血。從《呵旁觀者》到《藥》，內在思想、情感一脈相承，從中也可看到梁氏的影響既深且廣。在《過渡時代論》中，他又呼籲國人要樹立”冒險性””忍耐性”和”別樣性”這三種德性，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企盼具備這三種德性的平民英雄能在中國層出不窮。
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形成了一整套系統嚴密、以儒學忠孝爲支柱的意識形態結構。在這個等級結構中，每個人都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妻關係之中。站在權力頂端的是至高無上的皇帝，全社會都匍匐在他的腳下絕對服從他，他一個人否定了其他所有的人，個人的獨立性完全喪失。梁啓超意識到，啓蒙的重點是個人獨立：”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爲我也，利己也，中國古義以爲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立而者也……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于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爲意也。”（《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他認爲社會應以個人爲基本單位，因此一反中國輕視個人、抹煞個性的傳統，大力提倡被視爲大逆不道的個人主義，啓發人人自覺，爲作一個真正的人而奮鬥。他甚至從中國古代被視爲異端邪說的楊朱哲學中爲個人主義尋找根據：”昔中國楊朱以爲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現在卻認爲這是至理名言。（《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因爲”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爲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爲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人之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複敢攖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新民說》）中國當時面臨豆剖爪分的危險，救亡無疑是當務之急，但梁啓超認爲救國的根本也在個人主義：”故今日救國之策，惟有提倡獨立。從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當然，從中也可看出梁氏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還是有相當的差異。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把”個人”作爲價值的終點，而在梁啓超的思想中，個人主義根本的目的仍是”救國”、強國，內在地有以”國權”壓倒”民權”的邏輯。如果說這是理論上的失誤，則不僅僅是梁氏個人才有的”失誤”，稍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丁文江都有此”失誤”。或許可說，這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集體”失誤”。其思想淵源與時代、社會背景，值得深究。但無論如何，梁氏此時把”個人”作爲立國的基礎或基本單位，對向來否定個人的中國傳統來說，實具劃時代意義。或者說，也只有經此途徑或過程，個人主義才能在中國文化中漸據一席之地。
獨立的個人必然要求平等的權利，只有平等的權利才能保證個人獨立。從個人獨立，必然要強調個人權利。他強調：”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新民說》）同時，梁啓超還以西方啓蒙學者提出的天賦人權說作爲自己的根據：”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新民說》）因此他斬釘截鐵地說：”凡人所以爲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在專制制度壓迫下的中國人無任何權利，”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爲完人者。”（《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無一可稱爲完人者”，確是中華民族的千年之歎。
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緊緊相連，梁啓超具體提出了政治、宗教、民族、生計等四大自由，並認爲”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動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凡勞動力者，自食其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以奴隸蓄之。是貧民對於素封者所爭得自由也。”（《新民說》）對自由，他熱情地謳歌道：”于戲，燦哉自由之神！”（《民說》）
由”從政”到”問學”
與社會思想的激進相反，梁啓超在政治思想方面卻一直堅持漸進改革的主張，反對革命。爲此，他在海外與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進行了激烈論戰，雙方勢同水火。辛亥革命後，在觀望、猶疑幾近一年之後，梁啓超於1912年10初回到國內。
面對已經推翻帝制、實行共和的現實，梁啓超又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政黨政治”。在袁世凱的支援下，他組織了進步黨，與國民黨對峙。在國民黨領袖宋教會被袁世凱剌殺後，舉國悲憤，梁啓超卻爲袁世凱辯護。革命党人發動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爆發後，他又堅決支援袁世凱鎮壓革命黨。在袁世凱統治時期，他先後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等職，參政院成立後又被任命爲參政員。在民初政壇上，他活躍非常，儼然成爲一個炙手可熱人物，似可一展平生報負。
但是，實權一直掌握在袁世凱手中，梁氏其實不過是個”臺面”人物。當袁世凱稱帝野心開始暴露時，梁啓超漸有覺查，在1914年12月底辭去幣制局總裁一職，開始有意與袁保持一定距離。1915年春夏，袁世凱帝制自爲的野心已公諸於世，梁啓超曾給袁書長信一封，勸袁切勿稱帝，破壞共和國體；還曾拉袁之部下馮國璋一同覲見袁世凱，當面勸阻袁世凱稱帝。但各方努力鈞無效果，袁仍執意稱帝。梁啓超終於忍無可忍，在8月21日一夜之間寫出萬餘言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並從理論上對帝制派的種種謬論作了深刻、犀利的批駁。聽說梁寫此文後，袁世凱深知這篇文章的分量與作用，即派親信以20萬元賄賂梁啓超，要他勿發此文，另一方面以要他回味曾亡命海外多年的甘苦相威脅。利益引誘，梁不爲所動；危言相脅，梁不屑一顧。這篇文章發表後，舉國震動，吹響了反袁鬥爭的號角。
梁啓超不僅在理論上、輿論上高擎反袁大旗，而且籌劃了他的學生蔡鍔到雲南發動討伐袁世凱的護國戰爭，具體參與了一系列反袁的軍事和政治活動。反袁鬥爭勝利後，政治更加混亂，軍閥彼此爭戰不斷。在如此這般混亂的政局中，梁氏又支援以段祺瑞爲首的北洋軍閥，反對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這期間，他積極促使北京政府對德宣戰；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他不僅通電反對，而且親至段祺瑞住處，力勸段舉兵反張；7月17日，他出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此時， 他又以爲能倚段之實力實現自己政黨政治和用理代理財方法建設國家的理想。但是，僅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理想就完全破滅。所謂國會，完全被段祺瑞玩弄於股掌之中。財政大權，也全被段掌握，而他這個財政總長實際形同虛設。此時，他對政治失望已極，終在11月中旬辭去財政總長一職，最後從自己深卷其中二十餘年的政壇中抽身而出，轉入學界。
這一段本想利用袁、段等這類大獨裁者和軍閥實現自己救國理想，結果反被他們利用、玩弄於股掌之中的經歷，不能不使他格外痛苦。他痛定思痛地反省道：”別人怎麽樣評價我我不管，我近來卻發明了自己一種罪惡，罪惡的來源在那裏呢？因爲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外交歟內政歟》）這，確是梁氏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中國近代知識份子面臨的困境。在梁啓超之後，胡適、丁文江等人震驚於國內政治的黑暗，在20年代初期還曾想依靠軍閥組成”好人政府”，改良中國政治，結果也被軍閥視爲掌上玩物。胡適在《一年半的回顧》一文中沮喪地承認政治改革的夢想失敗：”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丁文江心有不甘，在幾經活動之後，於1926年5月被軍閥孫傳芳任命爲新設立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 似乎給他一展平生報負和發揮行政才能的機會。但期望有益於社會的丁文江實際站在了進步力量的對立面，北伐軍佔領上海前夕，他終於辭去職務，但仍爲北伐軍通輯。據丁的好友蔣廷黻回憶，丁文江曾多次揶揄地說：”中國的問題要想解決非得書生與流氓配合起來不可。”（《我所記得的丁在君》）
梁、胡、丁三人的感歎如出一輒，當非偶然。近代中國正是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大變動的時代，舊秩序已轟然倒塌，新秩序遠未建立。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建立起”文治”的政治架構，實際是”有槍便是草頭王”，一切都是”槍桿子”說了算。”文人”想對實際政治發生影響，不得不依靠、利用”武人”，然而結果卻總是被”武人”所玩弄，被”固有的舊勢力”利用。不過，他們往往明知此種努力不僅很可能無裨於事，甚至會弄髒自己的”羽毛”，但”以天下爲己任”的情懷又使他們不得不深涉政壇。此中的事非曲直，的確值得再三尋思。
思想與文化
1919年初，當年以力主”采西學”、宣傳新思想著稱的梁啓超以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會外顧問的資格，率張君勱、丁文江等人踏上了瘡痍滿目的歐洲大陸。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造成的物質破壞和精神的深創巨痛，使梁啓超驚心動魄。終於，這位維新運動的健將一反以往，對西方文明許多方面大失所望。1920年，他在著名的《歐遊心影錄節錄》中驚呼：”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懷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産來。”
他的這篇文章實際成爲稍後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科玄論戰”的前導。以張君勱爲代表的”玄學派”認爲，不論科學怎樣發達也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而以丁文江爲首的”科學派”則認爲，科學可以解決包括人生觀在內的所有問題。張、丁的論戰引起了思想界的激烈反應。梁啓超首先以”局外中立人”的身份制定《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公法〉》，稍後又寫了《人生觀與科學》一文參加論戰，支援張君勱。儘管這次論戰並未得出、也不可能得出明確的結論，但這次震撼思想界的大論戰本身卻極有意義。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是近代中國最富哲學色彩的一場論戰，探討了心物關係、實證哲學與人本哲學、理學與漢學、東西方文明等多方面問題；從中國哲學發展角度來看，這次論戰意味著中國實證哲學流派的形成，開始突破傳統直觀把握的宇宙觀，標誌著中國現代哲學的真正開端。這場論戰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各主要思想派別有關哲學、科學和東西文化的第一次全面論戰。中國現代哲學的長進與不足在這次短暫而熱烈的討論中都得到充分反映，對各思想流派今後的發展有著深刻影響。
五四運動後，社會主義思潮異軍突起，思想界展開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激烈論戰。作爲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級”人物，梁啓超當然也是這場重要論爭的主角之一。
對社會主義思潮，梁啓超早就有所瞭解，成爲社會主義在中國最早的介紹者之一。在1906年與革命党辯論時，他就對同盟中某些人主張建設”社會國家”的主張提出質疑：”即行社會革命，建設社會的國家，則必以國家爲一公司，且爲獨一無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質，則取全國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執職業，一切干涉之而負其責任。”（《雜答某報》）這時，他能看到在這種體制下所有權力都爲國家所有、個有將無任何權利的巨大危險，確實深具洞見。1919年漫遊歐洲之後，他看到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在《歐遊心影錄節錄》中敏感地提出”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認爲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將來歷史價值，最少也不在法國大革命之下，影響自然是及於別國。”20世紀的歷史，證實此言不虛。但是，他認爲在當下的中國要走社會主義是”搔不著癢處”。因爲”社會主義，自然是現代最有價值的學說，國內提倡新思潮人，漸漸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現象。”但”至於實行方法，那就各國各時代種種不同。””歐洲爲什麽有社會主義，是由工業革命孕育出來。因爲工業組織發達得偏畸，愈發達愈生毒害，社會主義家想種種方法來矯正他，說得都是對症下藥。在沒有工業的中國，想要把他悉數搬來應用，流弊有無，且不必管，卻最苦的是搔不著癢處。”他認爲馬克思提出的”生産機關”國有論在歐洲是”救時良藥”，但在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如鐵路國有”是歐美社會黨最堅持的大問題”，但此時的中國早已實行了鐵路國有但”結果如何”？他認爲”在這種政治組織之下提倡集産，豈非殺羊豢虎。”所以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若提倡”生産機關””歸到國家”，他”頭一個就反對”。
在20年代初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中，他仍持此種觀點，寫了《複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長文，支援張東蓀與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馬克思主義者論戰，反對中國現在實行社會主義。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才剛剛産生，遠未發達，無產階級更談不上發達。中國當下的主要問題是民族資產階級受到外國的壓迫，是勞動者很難在現代新式工業生産中找到工作，社會主義在當時的中國缺乏必要的物質條件。”吾認爲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者階級”。”故中國之社會運動，當以多數人取得勞動者地位爲第一義”。中國當前的任務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發展剛剛産生的資本主義。”歐美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在如何能夠使更多數之勞動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爲勞動者。”他自注道：”此勞動者指新式工業組織之勞動者”。他承認，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所隨帶之罪惡，自必相緣而生”，會有種種”可憎可惡之畸形發展”。但資本主義”從一方面觀察，極可厭憎”，”從他方面觀察，又極可歡迎”，對中國來說是”利大於弊”。現在，”資本階級將興於中國，其機運已經成熟，斷非吾儕微力所能抗拒”，當然”資本主義必非社會終極目的明矣，不過藉以爲過渡。”所謂過渡，當然是指向社會主義過渡。這表明，他承認最終目的仍是社會主義，也可看到中國思想界從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在當時也不多見。他寫道：”以社會主義運動之立場而論，欲此主義之傳播與實現，不能不以勞動階級爲運動之主體。勞動階級不存在之國家，欲社會主義之實現，其道無由。而勞動階級之發生，恒必與資本階級相緣。故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
社會主義要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物質的基礎之上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梁啓超實際提出了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能否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一至今仍極爲敏感、仍爭論不休的問題。現在，無論認爲他的觀點是對是錯，對他的觀點是贊同還是反對，都不能不承認他提出的是一個緊扣中國社會實際的”真問題”。遺憾的是，反對者在對他的觀點作總體批判的時候，沒有重視這個問題內涵的深刻意義。或許，只有在中囯共產黨人經過曲折的探索、付出巨大代價之後才提出要發展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之後，只有在共和國在經過迫不及待要實行”一大二公”體制遭到巨大挫折之後，才能重視、體會梁氏八十多年前”提問”的深意。
作爲啓蒙者，梁啓超對域外新思想、新學說的引進自不待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在許多方面他也作了開創性工作。對先秦思想史、佛學、清代學術史、新史學等諸多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著述之外，他創辦了松坡圖書館，自任館長，是爲現在國家圖書館前身。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開辦，他出任”四大導師”之一，對清華國學院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今天仍是文化學術界的美談，清華國學院的學術成就、學術規範、教學方法至今仍令學界欽羨，對今天學術事業的發展仍極有借鑒意義。
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因病在北京逝世。在他逝世前不久撰《辛稼軒年譜》時，曾引辛氏爲朱熹所作祭文雲：”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此句爲他激賞，其實也可作他的寫照。之所以”凜凜猶生”，就在於他的一生，至今仍極有”意義”。
──轉自《問題與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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