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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0日訊】 中國的戶籍制度歷史悠久，商鞅變法以來，它就像古代刑法“墨”一樣深深契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歷代統治者都樂於繼承這一“優良”傳統，至今癡心不改！成了我們的國粹。印度有一個賤民等級叫首陀羅，是印度本地特産，我國的戶籍制度是否也人爲製造賤民？棗媒體不斷報道，許多善良百姓被無理收容、訛詐、刑訊甚至虐待致死，僅僅因爲他們是某個城市的外地人。
現行戶籍制度規定，任何人都要進行戶籍登記，如去他處“來客住宿超過三日者，須向公安派出所報告。”（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公佈《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第六條），這一規定至今沒有改變。1952年，中央勞動就業委員會提出要“克服農民盲目地流向城市”，於是，盲流概念正式産生。此後，經過50年代後期的公社化、單位化強行禁錮以後，中國“公民”不得隨意流動成爲一個不可質疑的公理，直到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進城務工越來越普遍，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城市管理的需求繼續將農民送上祭壇，盲流、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暫住證等帶有嚴重侮辱性和歧視性的辭彙及政策頻頻出現報端、政府文件。根據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發佈的《公安部關於加強盲流人員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解釋“‘三無’盲流人員是流動人口中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及無正當工作或經濟收入的人員，多爲盲目外出找工作或流浪乞討人員。” ，該通知於是規定要清理“盲流”，勸其返鄉，如果不從就可以收容，強行遣送。一個政府部門的文件居然就有權規定誰外出找工作是盲目的或者不盲目的，這豈非咄咄怪事，涉及到具體的人，誰盲目或者不盲目只有警察說了算，而且還要看警察心情好壞。 一個人在街上走路，即便他沒有帶證件，警察憑什麽來確定這個人沒有（沒有帶不等於沒有）合法證件？他有什麽資格要求行人告知住所？他又有什麽權利命令別人公開自己的收入狀況？難道一個沒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本身居然還不如一張貼著照片卻不會說話的紙更能夠證明自己可以合法上街嗎？按照這樣的邏輯，所有外出旅遊的人豈不都是“盲流”！如果一個人沒有相應的違法嫌疑證據，也沒有被通緝，這個人就沒有義務服從警察的命令。正是戶籍制度帶來的隨意侵犯公民權的規定才導致在執法實踐中，許多公安部門將他們認爲的沒有固定收入、固定工作同時沒有攜帶身份證的人都視爲三無人員也就是“盲流”進行收容，剝奪最基本的自由。甚至在有些地方，有證件的外地人如果看上去像農民也會被警察收繳、撕毀證件，關到看守所裏，關押期間，他們的生死還是個未知數，無端刑訊早已經是個公開的秘密，不就有因此被輪奸的報道嗎？（2000/7/26《中國青年報》）當然，警察會通知“盲流”的親友花幾百元錢甚至上千元錢去贖身，這難道不比強盜搶劫還要惡劣？
從憲法角度看，任何一個在中國出生的人都擁有相同的基本權利，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每一個人都有在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行動的權利，只要沒有違法，任何人無權剝奪其自由。中國政府已經加入《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的第十三條第一款“人人在各國境內自由遷徙和居住。”中國政府並沒有聲明保留。我們完全有權要求導致公民權被隨意侵犯的戶籍制度不再成爲保留節目，戶籍制度的創始人商鞅，戲劇性地成爲大名鼎鼎的“盲流”棗他在逃亡過程中無人敢“違法”收留他而被捕獲，最後車裂而死。假如現行的戶籍制度再不改革，至少從理論上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爲“盲流”，我們的安全也還只是個僥倖。
2001/3/25
──轉自《天府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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