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8月10日訊】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中，幕僚、門客、謀士、策士、師爺等角色，對不同時期的歷史進程曾經發揮過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們的事跡傳聞在各种正史和野史中廣為流傳。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尤其是西方國家政治領導人得益于各种智庫的經驗傳到中國以后，幕僚這類角色被稱作智囊，并大有成為一种時髦的趨勢。
起于70年代末的中國開放改革，已經有人意識到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政治上的專制集權，進入到80年代以后，各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逐漸浮上了台面， 有的甚至在一些特定范圍內得到嘗試。其中比較明顯的是趙紫陽在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時候，建立了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等一批智庫型的机构（后來倚重智囊也成為趙紫陽下台的一個重要罪名），在中國的讀書人中間，通過當智囊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确實大有人在。
一個時期以來，海內外出版界也以中國現今的智囊人物為題，出版了各式各樣的圖書，我最近看到的一本國內出版的《中國高層智囊－－影響當今中國發展進程的十一人》（作者張曉霞，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寫了汪道涵、劉吉、吳敬璉、何新、厲以宁、胡鞍鋼、魏杰、鐘朋榮、曹思源、劉偉和樊綱。這本書的价值在于讀者可以從某個側面去了解目前中國政治的內幕。比如，該書透露了陳希同、王寶森貪污腐敗案件的一個細節：此案起源于上海幫的“國師”汪道涵向曾慶紅推荐了江蘇省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曹克明，而曹當時追查的無錫違法資金案讓“曾慶紅嚇一跳，江澤民吃一惊”
因為中國政治完全是一种處在黑幕之中的現代“宮廷政治”，所以這本書描寫的情形遠遠無法解釋智囊在現今中國政治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可以算智囊了？是以他們的特定職務來划分，還是以他們的研究成果或主張建議得到決策者的采納來确認？“影響當今中國發展進程”的標准是什么？看這本書，并不能解答這些問題。相反，汪道涵、劉吉等本身就是中共高級官僚，將其定位在智囊角色似乎也不僅准确。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治的專制集權和自我封閉等特性，使得該書羅列的人物，在現今有影響的智囊中也屬于挂一漏万，比如嚴家祺，他提出的“廢除領導職務事實上的終身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得到了确認；鮑彤在為鄧小平起草的全國科學會議上的報告，提出了“科學是生產力”的主張；孫長江為反擊“兩個凡是”參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的討論所作的貢獻，吳稼祥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的构想得到了胡耀邦的賞識；吳明俞等人提出的“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被改革領導人万里采納，等等，不要說在這本書中根本就沒有提到，目前中國想對此進行正常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
不過正是由于中國現實政治這种特殊性，智囊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就特別吃重，進退之間揮洒的空間也尤其顯得大，在不少情況下他們就會從幕后直接走到台前，甚至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如80年代在中共党內崛起的“秘書幫”，這恐怕也要算“中國特色”智囊的一個重要特征了。基于同樣的理由，中國智囊也隱含了某种悲劇命運，因沒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他們也往往會成為党內權力斗爭的替罪羊。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