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02日訊】配備了電警棍，狼狗，私家監獄，專用囚車。其所謂護送部屬於典型的軍隊編制：下設一個政委、一個大隊長、三個中隊長，一個中隊兩三個班，一個班有七八人。衣著是類似特警的統一制服，且頭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掛有黑底白字「特勤」標誌。
這是貨真價實的武裝力量，卻不是國家武裝力量，而歸於私人所有。換句話說，這就是傳說中的私人僱傭軍。這支嘯聚三千虎狼的私人僱傭軍，竟能常年橫行北京城，橫行首善之區，令人瞠目結舌。
地方政府是僱主
既是私人僱傭軍，必有僱主。那麼僱主是誰？媒體報導顯示，唯一的僱主，就是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各級地方政府駐京辦。僱傭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他們出手，對赴京訪民，施加作為受法律約束的政府不便施行的系統的法外暴力。
這支私人僱傭軍，是一家在北京市工商局公開註冊的股份公司，名叫安元鼎。它將以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第一支大規模的私人僱傭軍的地位，載入史冊。當然，用納稅人的錢即所謂維穩經費，向這支私人僱傭軍定製系統的法外暴力，用來鎮壓自己治下的所謂「刁民」的相關地方政府及其經辦人，也將隨之載入史冊。
這真是一個奇特的物種。有人說它跟美國的黑水公司同類，但這顯然說錯了，因為黑水公司並不擁有對美國公民的人身強制權。有人說它是過去時代的鄉勇、團練，但這顯然也說錯了，因為過去時代的鄉勇、團練並不以盈利為目的，所以不需要拓展市場，不需要主動出擊。說它是私人僱傭軍，但一般僱傭軍並不對手無寸鐵的平民作戰。若要精確概括，大概只能說它是一支有中國特色的私人僱傭軍，或相關地方政府集體豢養的紅頂黑社會。
通過跟現代化的市場機制交媾，將專政職能利益化，私人化，產業化，將專政職能的每個環節，從抓人，關人，打人，到遣送回籍，都設計成特殊的盈利模式，開發出、換算成最大化的利潤。
如此奇觀，古今中外皆無先例。說白了，安元鼎這支中國特色的私人僱傭軍，無非就是有特許權的綁票公司，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血腥的暴力，即人肉生意，就是它的核心生產力。
沒有能力遵守人權和法治標準
任何時代都可能有水泊梁山，即便善治如美國，也還是有罪惡的人民聖殿教。所以，主要問題不在安元鼎，主要問題只在，為什麼安元鼎這個現代水泊梁山，竟能獲得特許權，竟能跟那麼多地方政府簽下合同，拿下他們的訂單。沒有他們恩賜的訂單，安元鼎一天都活不下去。
其實，說恩賜並不準確。因為這不是單向的賜予，而的確是雙贏的買賣。做人肉生意的安元鼎固然賺了個盆滿缽滿，相關地方政府實際上收穫更巨：少了很多本來少不了的麻煩，自然，政績和仕途也都保險了。
真是皆大歡喜。
但他們的皆大歡喜，卻以犧牲赴京訪民的基本人權為代價，尤其以犧牲國家統一法製為代價。系統的法外暴力既予特許，且公然與之交易，充分說明在相關地方政府眼裡，訪民的基本人權及國家統一法制的尊嚴，到底價值幾何。
這才是最大的危機。安元鼎的要害因此不是什麼民間暴力，而是相關地方政府對人權和法制的冷落，對系統的法外暴力的依賴。正是這種依賴造就的巨大市場，成就了安元鼎這個現代傳奇。這客觀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無奈和無能。他們未必不知人權和法制的重要，但讓人尷尬的是，如果要求他們遵守人權標準和法制標準，他們基本就玩不轉。無論是原來地方政府派人直接暴力截訪，還是後來將截訪市場化，批發給私人僱傭軍來承包，實際上都屬於地方政府對訪民的超限戰。他們已經沒有能力，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標準對地方進行治理了，只有借助超限戰，他們才能勉強應對野火般此起彼伏的治理危機。
這即是意味著地方治理的失敗。地方政府的運作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和法律的常軌之外，而直接間接使用私力來宰制社會。社會治理通常兩個模式，或者法治，或者人治。但現在看來，很多地方政府不僅達不到法治的理想境界，甚至連過去的人治也難企及。他們能做的只是治人，先把他們認為的刁民擺平再說。能用錢擺平最好，不能用錢擺平，對不起，直接間接使用私力去擺平。合不合情不管，合不合理不管，合不合法更不管，火燒眉毛，管不了那麼多了。
最近爆發的宜黃事件，就是這方面的最好註腳。自焚慘劇之後，受難者家屬應邀赴京去鳳凰衛視做節目，被地方當局誤認為是赴京上訪，接著就展開了比美國大片還驚心動魄的圍追堵截。幾十條大漢，對幾個弱女子展開亡命圍捕，而不需要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直到把兩個弱女子逼進外地機場的女廁所。安元鼎固然窮凶極惡，但是宜黃當局的這副嘴臉，可是一點不比安元鼎體面。
所有這些傷天害理的違法之舉，都有一個好聽的名詞罩著，那就是維穩。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問。只要是號稱維穩，就可以採取幾乎任何過激的手段；只要是號稱維穩，就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只要是號稱維穩，就可以不擇手段，為所欲為。這即是說，堂堂憲法，堂堂法律，都管不了所謂維穩。只要打著維穩的旗號，一切法外惡行，一切私力惡行，就都有了政治正確性。
怎樣用憲法和法律管住維穩，即把維穩約束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從根子上杜絕很多地方政府對人民的超限戰，就成了當下地方治理最核心也最緊迫的命題。
政改就是告別專政體制
不久前我在討論市場斯大林主義的一篇文章中，試圖重新定義所謂中國模式，我認為所謂中國模式就是用暴力攪買賣開路，用維穩體制斷路。很快宜黃事件爆發，讓我更堅信了這個定義。先用所謂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准戰爭模式，從各機關調集多達185人的龐大隊伍，定點圍攻被拆遷人鐘如九家。這就是所謂的暴力攪買賣開路。等終於鬧出自焚，維穩體制的十八般武藝就都用上了，力圖把鐘氏全家圍堵在宜黃境內，以遏制其所謂負面影響，維護地方政府高大全的形象。
實際上，赴京上訪的訪民，幾乎都是地方政府照這種套路製造出來的刁民，衝破地方政府重重防線的漏網之魚。所以，這根本上不是一個截訪問題，也不是一個維穩問題，它們都是派生的。根本的問題，就是一個發展模式的問題。政府宰制經濟的傳統發展模式，說好聽點是整體主義發展模式，說難聽點是殖民地式的發展模式。政府可借公權力任意跑馬圈地，哪兒水草肥美就把哪兒歸為己有；一旦被政府歸為己有，原住民只有走開，沒有談判，沒有交易，因為政府是惟一主權者，至多給原住民一點象徵性的補償而已。
通常認為，我們的發展模式是傳統發展模式，傳統在哪？主要就傳統在，它的內核還是過去的斯大林體制，即專政體制。即政府以事實上的發展商的身份，直接運用專政機器來宰制經濟。發展經濟靠專政機器開路，發展紅利也靠專政機器保護。沒有誰能與專政機器抗衡，所以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紅利分配，政府都可以氣貫長虹，不可阻擋，無往不前。
正因為如此，地方政府才有那份絕對的自信去面對原住民的抗爭，大有大躍進時代遇山山低頭，逢水水讓路的豪邁氣概。成都唐福珍自焚，宜黃鐘家自焚，在當地政府都應該是意外之事，他們認為既已動用專政機器泰山壓頂，對方除了繳械投降，不可能有任何別的選擇。但他們顯然低估了對方的抗爭意志，想不到對方在被剝奪了一切合法抗爭的手段之後，在鐵壁合圍的絕境中，竟然會拿自己的身體做最後的武器。誰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呢？這個判斷是地方官員決策的基本依據。所以他們信心滿滿，盡情施壓，盡情心理戰、超限戰，完全不考慮對方的承受極限——在他們眼裡那應該是無限的。等到真出了事，他們才傻了眼，才手足無措，才不顧一切地瘋狂地圍堵真相——那真相是他們根本承受不起的。
這就是傳統發展模式的一般運行邏輯。它固然還能在一定時間段內繼續推進經濟增長，但卻是以不斷製造社會問題，引爆社會衝突為代價。這種問題和衝突的不斷增長，終於超出了現有制度框架所能承受的範圍，以至於到了靠所謂正常渠道，確實已經無力解決的地步。這種發展模式就有點像盲目發展重化工業，因為盲目到不考慮遠離人口稠密區，結果在帶來高產值高增長的同時，也讓當地到處都是安全隱患，彷彿步步是雷，哪天不小心了就會踩爆，而引發火燒連營般的完全失控的大爆炸。
為什麼要政治改革？原因就在此。傳統發展模式的癥結就在傳統的政治體制。傳統的政治體制，本質上就是所謂斯大林體制，即專政體制。今天的維穩體制，不過是傳統專政體制在市場經濟時代的變通而已。只要這個病灶不切除，只要有這把刀子好用，有這種超限戰可以指哪打哪立竿見影，地方官員就不可能有耐心有誠意去考慮對等談判等價交換，就不可能考慮通過健全的公共服務和公共治理來積累真實的政績。抽鴉片既已上癮，且還有鴉片可抽，當然就百菜皆無味。
這種背景下，安元鼎黑幕的曝光，其實是一件好事。它可以讓我們驚醒，發現傳統的專政體制跟市場化交媾之惡，可以惡到多麼恐怖的地步。以至於綠林嘯聚無須在深山，而是就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城，就在最強大的管制力量的眼皮下。相關地方政府一個單下去，安元鼎愛抓誰抓誰，愛關誰關誰，愛打誰打誰，幾乎百無禁忌。憲法和法律對公民基本人權的明確規定，看上去簡直成了笑話。這無疑是對公民尊嚴和國家尊嚴的雙重侮辱。
政改因此刻不容緩。於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國務院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以及最近在訪美途中，溫家寶在強調政改的同時，都要特別指出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性，特別指出所有組織都要符合憲法和法律下行動。這即意味著，政改的核心是建設法治政府，而法治政府與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傳統的專政體制，是水火不容的。
政改的首要目標就是徹底清理傳統的專政體制，至此也就是天經地義。把公權力趕進籠子裡，這籠子不是別的什麼，主要就是法治之籠。必須以法治約束政府，而不是讓政府撇開國家統一法製為所欲為，首先必須明確這個常識，政改始有起點，也才不復有安元鼎一類的毒瘤。
——原載《時代週報》，此為全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