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国知名纪录片导演乔恩．阿尔伯特及马修．奥尼尔一起参与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的拍摄与制作，并获得二零零九年奥斯卡奖“纪录短片”奖项提名，夏明明白，电影能否获奖，不在艺术本身，而是政治因素起的作用……
《劫后天府泪纵横》的摄制是美国著名的纪录片制片人约翰．阿尔波特(左)以及马修．欧尼尔。（Getty
Images）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由于一个完全巧合的机缘，我参与了电影《劫后天府泪纵横》的拍摄和制作。作为一个来自中国而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政治学教授，来美二十年，我进电影院的次数总共不过十次，对好莱坞的梦幻世界并无憧憬。但一次走穴，却走进了好莱坞，踏上了红地毯，与我合作的团队一起去争取世界电影的最高荣誉——奥斯卡金像奖。
去洛杉矶之前，我就对我们团队的成员讲：如果我们的电影获奖，政治因素起了作用；如果没有获奖，政治因素也起了作用。三月七日下午，导演、摄影兼制片人阿尔伯特和奥尼尔，制片人邝治中、米子和我早早走进柯达剧院；晚上，我们入座，等待奖项揭晓。我们的电影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电视评论》和《好莱坞记者》等媒体上受到评论家的普遍赞扬。电视评论人兰迪．道恩（Randee
Dawn）在《好莱坞记者》上写道：“《劫后》一片的画面吸人眼球，有时让人惨不忍睹，但这是重要的值得观看的片子。”
纽约城市大学中国政治教授夏明博士参与《劫后天府泪纵横》拍摄和制作。（网路截图）
汤姆．沙里斯（Tom Shales）在《华盛顿邮报》上评论道：“有艺术性却不艺术夸张，宛如与一个朋友直接和自然的交谈，《劫后》是有独特视角的力作。它典型地反映了希拉．内文斯领导下的HBO纪录片部已形成的期望值，甚至比绝大多数的作品更动人。”一个叫“七天二十四小时奥斯卡观察”的网站看好我们的作品，一位影迷用一个英文字来评价：“心碎！”甚至在民间网上的投票中，一个几乎年年猜中赢家的网站预言我们的影片会得奖。老实说，尽管我有接受落选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期望、甚至自信我们的电影能力挫群雄，摘取桂冠。但现实却未必尽如人意：我们的电影与奥斯卡金像失之交臂，其得主是《普鲁登斯的音乐》。
为什么我们的影片未能获奖？我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分析告诉我，政治、商业和艺术三个因素交相互动，一起作用，决定了我们片子的命运。我由此思考、感受并得出一个结论：政客（尤其是中国党棍）通常会把艺术看得很复杂，老是怀疑艺术作品后面还有什么黑手或者阴谋；艺术家（尤其是美国艺术家）通常会把政治想得很简单，老是以为自己的艺术品可以掀起一场运动或者改变历史方向。其实，艺术很简单，通常做的是减法；政治（尤其是中国的厚黑政治）却很复杂，必须做加法和乘法。至于商业，直白到就是要利益最大化。
货比货才识货
《劫后天府泪纵横》是否优异，必须与其他四部奥斯卡提名片比较。我曾与我们的一位剪辑谈起获奖的可能，他认为最有可能获胜的影片是《最后一辆车：一个通用汽车厂的倒闭》。在奥斯卡颁奖前一天，国际纪录片协会在洛杉矶的作家协会礼堂放映全部提名片，邀请导演和制片人与观众见面并回答提问。通常艺术家都比较自我，我们团队的其他成员除了自己片子的放映时段到场，对其他片子没有太大兴趣。我本来就没有多少机会欣赏电影，便不放过大饱眼福的机会。一大早开始到我们制作的片子放映，我欣赏了《普鲁登斯的音乐》和《最后一辆车》两部片子，他们也是我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威廉姆斯导演的《普鲁登斯的音乐》获奖后，我有幸与他和他妈妈攀谈起来。他是在费城长大的非裔美国人，家境并不优裕。因为我在费城完成博士学位，女儿也诞生在该城，对费城和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黑人）还算了解。他妈妈第一次参加奥斯卡典礼，说起年近五十的儿子得奖，妈妈非常兴奋，告诉我儿子的成功秘诀：“勤奋努力。”也许因为这样的文化社会背景，威廉姆斯把镜头对准了辛巴威的赤贫阶级。他讲的是一位残疾女孩和音乐的故事：普鲁登斯天生残疾，生下来不久，爸爸就将她和妈妈一起遗弃。孩提时代，妈妈承受不了生活的重负，也离家出走，将她遗弃给祖母。贫穷的祖母无法给她提供丰裕的食品和美丽的衣裳，但给了她两样宝贵的财富：音乐歌唱和上帝信仰。她和社区的一群残疾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名叫“拉雅拉”，当地语是来自天上的“雨水”之意。他们说：“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有音乐。”正是音乐和上帝激励起他们的乐观，支撑着他们的希望。
威廉姆斯的创意是要用普鲁登斯的音乐和歌声来讲述她的故事。尽管在一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生活的残疾女孩，被当地人看成魔鬼和巫术作恶的结果，故事让人郁闷绝望，但整部影片却做得非常凄美。美的力量来自于普鲁登斯的歌声、她的乐队和他们对上帝的虔诚期盼。同时，贫穷而因此未受污染的非洲大地植被丰富绚丽，天空透明，云彩变化多端，镜头和画面给观众视觉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普鲁登斯和她的伙伴幽默乐观，让观众产生同情，又不觉得他们可怜。普鲁登斯自豪地夸耀她满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让人生爱。他们还讲述了一个让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一个生活在地狱的人想打长途电话，他问电话公司，打到美国需要多少钱？回答：每分钟两元。他又问，打南非呢？回答：两毛。他又问：打到辛巴威呢？回答：五分。他问：为什么打辛巴威这么便宜啊？回答：因为这是本地电话。
这部电影让我激动又愤怒、开心又伤心、同情又乐观。我对威廉姆斯和他的团队充满敬意，但我内心仍然认为我们的电影更好。我的理由基于两点：首先，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国大灾大背景下的一次突发事件，不仅震撼人心，而且随后发生的海地、智利大地震也提醒人们，我们解释的主题具有全球价值。其次，中国政府处处为难、恐吓和骚扰，我们拍的镜头和画面就弥显珍贵，威廉姆斯可以呆上三五个月甚至半年完成外景，画面可以更美；我们是现场采音，威廉姆斯可以用室内录音，他的音响优势可以理解。
《最后一辆车》讲的是通用公司二零零八年关闭在美国俄亥俄州一条轻型卡车生产线的故事。两千多职工被解雇，整个社区陷入萧条，这于生活在中西部且只有高中教育的蓝领工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该片产生了极大的共鸣。难怪我们自己的剪辑会看好该片。但我并不看好该片。经济学家宣导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竞争和个人创新，该片却提倡“买美国货”；尤其危险的是，该片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总之，看完两部最强对手的作品后，我获胜的信心反而加强了。
中国政府全权控制
在参加奥斯卡颁奖仪式前，《世界日报》采访时问我：这一经历会对我有何影响，我有何期盼？我说：“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的人生出现很多变化，我的思想、工作中心都要调整。你可以选择趋炎附势，或是用自己的力量反映自己的理念，为弱小的人民发声。”我低调面对奥斯卡奖典礼，因为“这是电影界的大事，我不是主角，只要好好享受，留下很好的回忆就好。”
我在参与《劫后》的制作过程中，力求奉行如下法则：“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首先，尽管喜欢我“触电”，但我不是电影人；我的角色是帮助两位职业电影人成全他们的事业。其次，邀请我加盟的邝治中教授尽管是我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同事，但他也是我导师的同学，是我的长辈，理当虚席以待。再次，如果我的人生选择了“为弱小的人民发声”，我清楚我要付出代价。我踏上的不是红地毯，而是荆棘路。诚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言：“真理不是一条使人成名的途径，而人民既不会给他们公使或教授的职位，也不会给他们年金。”最后，与前面一点也相关，整个拍片和制作过程充满艰辛和不测，我常常提醒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尤其当你与中国政府相左时，就必须明白，中国政府尽管成事不足，但败事绝对有余。比如，中国政府没法让我拿到美国博士学位，但绝对可以阻止我到美留学；中国政府没法捧我拿到奥斯卡金像奖，但中国政府“不差钱”，运作起“大外宣”来长袖善舞，足以让我的奥斯卡梦成为一枕黄粱。如此想来，我必须要有平常心，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
每次回国，同学朋友都会提醒我，我的电话绝对是被监听的，我的行迹绝对是被跟踪的。想想在美国做政治学教授的大陆背景华人，与中国的国安、公安系统相比，真是九牛一毛，不被关注也难。只是本人从来就有阿凡提小毛驴的脾气：你叫它朝东，它偏朝西。对一切暴政专制，我就是喜欢用一切方式去藐视它、抵制它以便最终摧毁它。我们一行四人从美国赶到四川震区，下榻五星级宾馆，岂能逃脱集权体制下的显微镜加望远镜式的监控。从灾区拍片开始，就遇到武警、军人、员警和特警的警戒线、阻拦、监视录影和照相等等。回到美国后，当我把五十多个小时的不同镜头放在一起后，发现几张面孔老是出现，原来都是便衣，后来知道许多是德阳市公安局外事处的员警。我也注意到，由于当地警力不足，还从外地调来特警增援。我们在甚邡红白镇中学前拍摄时，两个云南特警把我们和学生家长拍了下来。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国安和公安拍摄我们的片子绝对超过我们拍摄的时间，足够做一部以我们摄制组为主角的大片。
我们摄制组与员警有四次近距离接触。第一次，我们随游行队伍到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楼，市公安、外办和宣传部的官员联合把关，把学生父母和记者隔离开。父母被隔进一个礼堂；党政官员开始动粗，真的是穷凶极恶，把记者推搡出去。一位新华网的女记者尽管脖子上挂着灾区采访证，还是被拧着手臂推了出去。宣传部官员甚至怀疑她的采访证是否真实。对我们外来媒体，公安也很凶狠。当然，总是有人扮黑脸，有人扮白脸打圆场；但目的都一样，不让媒体介入。我们很快就被推了出来。只是突然发生了一场震级很高的余震，大楼的瓷砖哗哗坠落，政府官员和父母转移到了大操场，混乱中我们才抢到德阳市长张金明与群众对话的镜头。
第二次，富新小学父母游行后的第三天，我们又碰到了汉旺中心小学的父母堵路。上次游行就曾遭遇过的德阳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陈国权见到我们，脸上露出讨厌烦躁的表情，马上命令外事警来驱赶我们。黄和毅、肖燕和另一位不报姓名的警官要我们交出护照查验，随后勒令我们马上离开德阳地界，如下次再看见我们，无论旅游还是拍片，就一定逮捕我们。坐在回成都越野车里，一条中英文的横幅映入我的眼帘、随后又渐渐变小消失：“汉旺人民欢迎您！”
（网路截图）
第三次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富新小学学生家长要在学校灵堂前为死去的孩子过一个“天堂里的六一”，我们非常想最后拍些镜头，采访一些家长，好让我们的故事有个结尾。我们一大早就开了两辆越野车去富新镇。在镇外还没下车，就发现一部部警车停在街巷，便衣边走路边脱衣，把印有员警标记的T恤衫反过来穿。阿尔伯特起初坚持要出去，我坚决主张放弃拍摄计划。我知道出去的结果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不会有任何收获。摄制组便绕到德阳地界外看了些外景，而后回到成都。
第四次是返回成都后，来自上海的电影人米子和几个当地朋友还在富新小学，我们要他们撤出现场。他们回来的路上，遭到公安追捕。由于德阳员警在成都人生地不熟，米子一行得以脱身。我们在宾馆团聚，以为事情到此结束，决定去超市买点四川土特产，明日就离开成都返美。当我们一行五人结束购物回到停车场时，发现雇的司机已被控制，我们被十来部警车、几十名员警包围。我们被带往省公安厅做笔录，一一过堂。期间给了碗速食面，提问回答、签字画押，折腾了八个多小时，到凌晨一点多后才放人。其他四人当天飞离成都，省厅的一位警官告诉我，我们也可以马上把你扔出四川；但既然你母亲在成都，给你两天和你妈妈呆一起，什么事情也不许做。两天后我离开了成都，从此再无心境和兴趣踏上中国土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的人生出现很多变化，我的思想、工作中心都要调整。”
中国政府“大外宣”攻势
（网路截图）
回纽约后，我就投入全部时间翻译带回的片头。我们团队的分工和合作是这样的，最早的计划由阿尔伯特、奥尼尔和邝治中设计。阿尔伯特和邝治中共同创建了“下城社区电视中心”（DCTV），有三十多年的合作历史，一起录制过不少电视片。我最早看到邝治中参与的电视片是比尔．莫耶尔的名片《变成美国人：美籍华人经历》，该片由美籍华人著名电影人杨紫烨剪辑。尔后，邝治中又参与制作了有关中国偷渡和贫富差距等多部影片。“汶川
五‧一二”大地震后，为了表达我的悲伤，我把一年前在川西震区旅游的几十张照片放在我的网页上，邝教授看了后跟我交谈，把我推荐给阿尔伯特，后者邀请我加盟。这样，地震十天后我们就到了灾区。
在四川我认识了加入我们团队的上海电影人米子。她也是邝教授介绍进来的。当时我不知道她和邝教授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只隐约听说她与某某某认识，希望能与我们团队一起到四川，一方面可以从阿尔伯特、奥尼尔这样的资深电影人那里学点东西，同时也可以拍点镜头给自己用。在现场，我主要跟着阿尔伯特的摄像机，做他的采访人、翻译和文化向导。邝教授为奥尼尔担当相同的角色。米子主要跟我一组。她除了为自己拍点镜头外，主要负责现场的后勤安排。据我所知，米子拍的东西并没有用在《劫后》一片中。她对该片的最主要贡献是，在我们意识到公安威胁的严重后果后，她把片子带到广州，再从那里出关安全送到美国。
回到美国后，邝教授忙着准备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访问，在秋季学期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后期制作主要由我和阿尔伯特、奥尼尔和两位剪辑合作完成；期间，HBO记录片部的执行总裁和监制也提供了意见。剪辑编辑亚当．巴尔顿（Adam
Barton）在自己的博客这样写道：
在二零零八年的五～六月，我正为乔恩（阿尔伯特）和马修（奥尼尔）编辑一部给体育频道的有关篮球的故事。就在要返美之前，乔恩和马修被三十多个员警包围和拘捕。好在他们有先见之明，几天前已将片子送出。他们回来后，没法找到懂四川方言的编辑，所以他们要我和纽约城市大学中国政治教授夏明博士（他是四川人）一起工作。我们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把这部电影剪辑在一起。编辑这部电影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我很高兴我们最终完成了，并可与世界分享。我希望它给中国人民也带来一点改变。
我们一起工作时，每周至少四天，每天至少七小时。且不说耳机勒得我耳朵痛，因为是现场采音，我还得区分交错的对话和插话，翻译最重要的内容。当许多画面来回几遍后，我经常是热泪盈眶，有心碎的感觉。先是制成一到两小时的电视片，后来改做电影短片，开了多次会，试了不同的叙述方式，邀请HBO的执行编辑和监制来看了多次，终于把电影固定了下来。我翻译完后，还与编辑一起制作字幕、选定音乐、题写中文片头、编制电影说明卡、到音响师那里去调音响，等等。音乐是从我的收藏里找的，选的是“阳关三叠”、“广陵散”、“潇湘水云”古琴曲和“苏武思乡”古筝曲。拿到版权许可也费了我一番周折。中文片名是我从杜甫的“羌村三首”得到的灵感。片名的中文书法是我向我尊敬的四川同乡、复旦学兄陈奎德博士讨的墨宝。
制片过程中，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新闻处长来电话问我《劫后》的制作情况。他是我复旦国际政治系的系友，所以很坦率：你到底是为名还是为利？如果是为名，我告诉你不值，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阻止这部电影成功，恐怕你得不偿失；如果为利，那我们会给你更多。我告诉我的朋友：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我们都在做我们各自该做的事。你是政府体制内的人，你做了你该做的，我并不责怪你。我做了一个美国教授该做的事。我的朋友最后说：我会向外交部汇报，我们会申请专项经费，向HBO总部施加压力，阻止这部片子。后来我们的影片送奥斯卡奖评选，纽约总领馆一位文化参赞来电，说起她看了我们的电影，觉得很真实，自己也哭了。她想问，该片如果得了奥斯卡奖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安慰她，无非就是一部电影，不值得紧张，以平常心对待就好了。（待续）◇（本文原题〈奥斯卡、红地毯、荆棘路〉，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