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見見這位董事長，卻總是見不到。他先是人在俄羅斯，接著在印度，然後又到了美國。不過，在他號稱身在美國的這段期間，我確定自己在倫敦總部看過他走進電梯裡。
後來，他總算回到了總部大樓，但因為公務繁忙而無法見我。最後，他終於排出了半小時的時間，同意和我談談公司的未來走向以及會計行業面臨的挑戰。
我們面對面坐在一間空空蕩蕩的房間裡，伴隨著公關部門的主管。我不曉得他陪同出席有什麼用意，大概是要我不得放肆吧。
董事長表面上和我客套了一番，但沒有刻意隱藏自己對作家的不耐。這天早晨和週間的其他日子一樣，他早上五點起床，慢跑了四十分鐘，七點就坐在辦公桌前面。
他手下有一萬兩千名員工，分布在丹麥、喀麥隆、印度、塞內加爾、瑞典、蘇格蘭、阿爾巴尼亞、北愛爾蘭、摩爾多瓦與南非的辦公室。
然而，儘管他一再拖延與我會面，他卻幾乎揚棄了一切彰顯權威的工具和象徵。他要求別人直接稱呼他的名字。他沒有私人噴射機，沒有專屬司機，也沒有專屬的祕書。
他搭火車上班，甚至也沒有專屬的辦公室。這棟大樓的建築師原本為他設計了一間窗外景觀能夠望見倫敦塔橋的辦公室，但他堅持把自己的辦公地點安排在一般的樓層當中，使用的辦公桌和實習生的辦公桌沒有兩樣，唯一的差異是電話右側擺著一塊壓克力板，上面印著老羅斯福在一場演說中說過的一段話。
在這段演說中，老羅斯福總統談到每個人都必須追求卓越，「就算他失敗了，至少也是因為大膽嘗試而失敗，無論如何都勝過那些冰冷膽怯的人，無能追求勝利也不敢面對挫敗」。
看到這位董事長的辦公室，不禁讓我想起奧登（W. H. Auden）的詩〈經理〉（The Managers；一九四八）：
在拙劣的舊日時光，情形其實也沒那麼糟：
人世間的頂尖地位
充滿了趣味；成功
代表了各種享受——空閒時間
與美味大餐，眾多宮殿塞滿了更多的
物品、書籍、女子、馬匹，
不但永遠享用不盡，又可被人
馱載著上山，一面看著
別人走路。
不過，奧登也知道領導正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在現代的世界裡，他思索著：
有沒有哪個畫家
願意描繪一個人從湖中傲然浮升，
跨騎在海豚身上，一絲不掛，
由一群小天使包圍護送？
當然，權勢並未完全消失，只是經過重新調整而已。這位董事長擺出和一般員工無異的姿態，其實正是他保有高階地位的最佳方法。
他的下屬仰慕他假裝融入一般員工的真誠表現，而他暗中則認知到自己唯有呈現出讓人信服的親民姿態，才能夠永遠不必再和一般人一樣。
這位董事長也被迫放棄了對著員工大吼大叫的權利。他不能謾罵歐洲工商管理學院與華頓商學院的畢業生，只能用說服的方式掌控員工。
每月三或四次，在這座王國當中的不同角落，他會站上講台，脫下西裝外套，望著台下的三千名會計師，然後在螢幕上投影著各式口號，告訴台下聽眾他們是多麼令人景仰的專業人士，然後再充滿技巧地提出改善工作方法的建議，就像是傳教士在信仰衰退的時代裡宣教，充滿了謙卑與懇求的語氣。
明顯可見，他擔任這項職務的成敗，決定性的要素其實不是他做了些什麼，而是他的任期是否正好遇上經濟發展中的繁榮時期。
他就像是戰場上的將軍，在槍林彈雨的混戰情況下徒然努力維持著自己仍有能力掌控局勢的假象。
這位董事長也許察覺了我的想法。他似乎認為我們的談話不是一個讓外人進一步了解會計職業的機會，而是一場嚴苛的挑戰，考驗著他謹口慎言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盡可能以不著邊際的回答打發我。
他雖是對著我一個人說話，採用的卻是他對員工演說的那種口吻，和善但是不帶感情。我請他闡述公司的未來，他說：「沒有人會否認我們面臨了不少重大挑戰。不過，所有人也都明白了解，我們仍然擁有許多極佳的機會。」
他對自己的員工有什麼期望？「我們的所有員工和合夥人都希望自己所屬的組織優秀又成功，能夠不斷提高市占率，從而為所有組織成員帶來更多的機會。」他喜歡到處奔波旅行嗎？
「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早已是一個成功的全球企業，但我們必須更加努力，把所有心力都投注在我們的全球組織以及全球市場。」
他的公司和其他競爭對手有什麼不同？「在客戶眼裡，我們的員工就是我們的品牌，只有真正內化了公司價值觀的員工，才能為客戶帶來與眾不同的服務經驗。」
這種話聽了二十分鐘之後，我不禁想要問他最近曾經在哪一次開會的時候剛好碰上肚子痛。不過，他說話之所以這麼言不及義，也許不是因為他想隱瞞什麼祕密，而是因為多年來走遍全球，置身冷氣房裡主持會議，早已掏空了他的個性。
他恐怕已有十年的時間不曾悠閒自得地獨處了。面對著這個在一般人眼中只會令人稱羨的人物，我卻感到自己的煩悶逐漸轉為憐憫。@(本文結束)
摘編自 《工作！工作！──影響我們生命的重要風景》 先覺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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