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30日訊】據南方週末報導，在雲南省開遠市往西不到十公里的西山有一個叫馬頭坡的村子，但事實上，並不存在馬頭坡這個村莊。即使在當地最新版本的行政地圖上，它也被標記為荒蕪的山坡，雖然這裡住著117戶人家、597人，但一紙戶籍，將他們屏蔽於時代之外，禁錮於雲南西南的偏僻山坳裡。他們沒法去銀行存錢，沒法旅行，沒法考學、沒法打工，甚至不能合法結婚。
1980年，當侯志強和妻子帶著四個孩子來到開遠城外西山上這塊坡地時，這裡還是飛鳥和走獸的領地，高大的樹木和籐蔓植物遮天蔽日。他砍下竹木和籐條，割來田野裡的茅草，搭建起勉強遮風擋雨的房屋，把家安在了這裡。
在之後的數十年裡，坡上搬來了上百戶人家，文山的、蒙自的，甚至還有貴州的人搬來。雞犬之聲相聞，村落漸漸有了規模，西山上茂密的樹木消失了，成為房屋或者消失於爐灶。
飢餓迫使山民尋找新的居住地
「老家那邊土冷，長不出莊稼，不得吃勒。」侯志強的老家就在開遠市旁邊的屏邊縣，當時的飢餓對他來說刻骨銘心。堂屋裡，兒孫們掰完玉米休息了，他會佝僂著把灰土中灑落的玉米籽，一粒粒摳出來，放進口袋。他對故土並沒有依戀，印象也僅停留在「山高土淺石頭多」上，廣種薄收。
侯志強到現在仍然在自己反覆摩挲過的泥土中勞作。牛車裡，新收的玉米顆粒飽滿，豐腴的黃色如同馬土坡的泥土一樣。時間和勞作正在侵蝕著他的呼吸，一陣劇烈的咳嗽後，他的灰土面色如同牛車上裝著玉米的舊竹筐，讓人察覺到他經受一生的雨水。
侯志強和村民們是到後來才知道，大家居住的馬土坡屬於雲南省開遠市靈泉辦事處三台鋪行政村管轄。但他並不是這裡的村民，準確來說，他們不屬於任何行政單位，「也不能算作人民」。
他們被稱作「黑村黑戶」。在開遠這個人口30萬左右的縣級市，像侯志強這樣的「黑人黑戶」登記的就有1,300餘戶，總數超過6,500人。他們分佈在開遠市8個山區村委會，共74個居住點。馬頭坡在侯志強等數十戶人家遷入後，算是其中比較大的一個居住點。
這些「黑人黑戶」在正式的文件中被稱作「自發移民」。開遠市自發移民調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王金學調查後發現，這一群體在遇到調查時「戒備心強，或者乾脆躲起來」，真實人數估計超過1萬人。
為孩子們的戶籍擔心
「我倒是沒幾年活頭了，關鍵是孩子們活得沒有盼頭。」這些年，侯志強和村裡的老人不再為找到一片可以吃飽飯的土地感到驕傲，相比於坡地上刀耕火種的勞作，為兒女身份問題的心焦，使得他們正迅速老去，而且他們所盼望的事情似乎毫無起色。沒有戶口，兒女們將無法考學、打工，也不能合法地結婚，即使男女組成家庭有了小孩，也只能是「黑二代」。
1959年，侯志強的養父因生計投靠住在開遠市石洞村的妹妹，當時只有10歲的他也跟隨養父來到開遠。不久後，全家就加入了石洞的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勞動，在食堂裡吃飯。相比於之前生活過的屏邊縣來說，還是小孩子的他覺得開遠好多了，「可以多吃一碗飯」。
歧視是在公社年尾分糧食的時候意識到的。侯志強發現自己只分得了「幾捧玉米籽」，而跟他年紀相彷的當地社員卻可以分得一蛇皮袋。他去找大隊的幹部才知道，當地青壯的男社員干一天活記「一個工」，而他由於是外來人員，只記「六分工」。
他想到這裡畢竟不會太餓，就不再計較了。而且，大隊裡面有大會也會叫上他去參加，他覺得自己得到了接納。結婚後，家裏連續添了小孩，情況變得糟糕起來。1976年，侯志強一雙兒女「抽筋」死了，因為營養不良的原因。
1977年，開遠等地開始清查人口，侯志強和不少自發移民被強令搬回屏邊居住。他不想走，當時政府的工作人員就把他的茅草房扒開了。侯志強與9戶人家結伴，背著大鐵鍋和碗筷回到了屏邊，「那是全部的家當」。
在屏邊住了三年，1980年實在生存不下的他又回到了開遠。他說在路上吃野菜充飢，就是為了到開遠。是年，他來到了馬頭坡，和陸續到來的人們在這山坡上生息。
當時，馬頭坡所在的三台鋪已經「土地下戶」了，侯志強這些新來者必須要租種當地農民的土地。「租一畝開始給戶主30斤左右的玉米，後來就是給錢。」當時不少村民都自嘲是「交租子的佃戶」，心裏都忍不住地樂，他們還開墾了大量的荒山，村民間常為爭土地吵得不可開交。馬土坡進入了一個最為有生氣的時間。
「時代畢竟在變啊！」這是馬頭坡老人們最愛感歎的一句話，山下的城市出現了工廠，人們透過遠行的人瞭解到「廣東」是一個極為繁華、遍地金錢的地方。年輕人開始蠢蠢欲動，原有的寧靜平衡逐漸瓦解了。但馬頭坡人很快地發現，他們哪兒也去不了，他們去昆明想坐火車到外面，卻因為沒有身份證而作罷。
漸漸地，村民沮喪地發現他們住的村子也比鄰近的地方「差遠啦」，沒有學校、沒有公路、沒有水窖、沒有電、沒有合作醫療、也沒有種地的補貼，而周邊的三台鋪、德果、老鄧耳、石崗等村莊都有了。
馬頭坡被遺忘了，他們沒有戶口，沒有「組織」。
歲數上去了，侯志強心裏空落落的，越來越懷念2001年農業稅免除之前的日子。在那之前，村裡每個人都要上交7公斤的「公糧」，每戶還必須繳納4元錢的「優待撫恤費」以及10元左右的「教育附加費」。政府的工作人員會收起這些錢款，並登記每戶的繳納額度。在當時，大部份家庭的年收入都僅有數百元，繳納這些費用並不輕鬆。
「當時國家是記得我們的啊。」老漢的語氣中有些委屈。
沒有年輪的村莊
現任「村長」是村裡百餘戶家庭的戶主用玉米籽「投票」產生的。
問到女兒的出生年月，眼前的李紹林想慌了神。46歲他的擁有9個孩子，他只記得女兒李美珍大約在10歲左右。他住在侯志強家旁邊，因為兩家都有九個兒女，被村人看成是「多福」之家。但事實上，李紹林的家就只是一間低矮的石棉瓦房，牆壁是用竹子和木板編成的，目前他與妻子和六個2到13歲的孩子住在一起，「下雨就會飄到屋中」。
像李紹林這樣記不住孩子出生年月的人很多，甚至很多年輕人都說不清自己是哪一年結婚的。老人們笑著說，記得那麼清楚有甚麼用，只要記得「和村長的二娃娃是一年的」，就可以啦！
多數的家庭都沒有電視機，村裡面也沒有任何的會議，或者政策宣講。在這個離開遠城十五分鐘路程的山村裡，時間已經變得不再敏感。
甚至，馬土坡上人家的牆壁也顯得「乾淨」，沒有標語，道路上也沒有橫幅。當然，村裡有4戶人家都還住在茅草房裡，斑駁的泥土牆壁根本畫不上油漆。由於是「黑人黑戶」，無法管理，超生成為普遍現象，幾乎家家的孩子都有四個以上。今年大旱，李紹林耕種的數十畝土地僅能收穫4噸玉米，雖不用納稅，但交完租金，糧食也剩下不多，需要養活9個孩子的他也不知道明年怎麼過。
民間自辦學校
「村裡不能這麼下去了！」有著初中文化的楊有林意識到如果沒有教育的話，馬頭坡就徹底完蛋了。1991年，全村的村民用黃泥土築起牆壁蓋了一間房子作為村裡的小學，楊有林就成了村裡的第一個老師。侯志強把兒子楊春明送到了學校，他後來成為馬頭坡上的第一個中專生。
當時，馬頭坡村民藉著幫助林業部門看護山林講條件，由當地林業部門出錢購買學生的課本。而作為老師楊有林的酬勞則是不論家裏有幾個孩子，每戶每年給他二十斤玉米和半斤煤油。第一屆學生容納了村裡6歲到14歲的孩子，總計有五十多人，附近村莊不少「黑戶」也把孩子送到了這裡。
但村民們微薄的力量根本無法跟得上其他附近村莊的步伐。由於戶口問題，楊有林發現絕大部份學生讀完村小之後，就輟學回家了，上到初中的幾乎沒有，在任教8年後，村小解散了。由於沒有自來水系統，村民目前的生活用水都必須從城裡購買拉回坡上，一桶1.5元。
現在的馬頭坡上，最漂亮的房子就屬澳門慈善人士在2008年建立的道明小學了。這個小學只有一、三、四，三個年級，總計78名學生，沒有戶口的孩子超過三分之二。因為人數不足停招，二年級就缺失了。
在這所學校讀書，家長不用繳納任何學雜費，現在村裡面的孩子都會在這裡完成啟蒙。學校兩層小樓粉紅色的牆體看起來溫馨異常，而在樓下玩耍的孩子們多數卻衣衫襤褸。李美珍13歲的哥哥李光亮已經從學校輟學回家放牛，她和兩個弟弟目前仍然在學校裡讀書。
從建校開始就在村裡任教的王海芬特別心疼李美珍，這個小女孩學習成績不錯，懂事勤勞。她每天下午回到家，還需要給四個弟弟燒火做飯，而且需要給村裡面一個留守的老人做飯，獲得很少的酬勞幫補家用。小美珍才9歲。
小美珍之前曾退學，王海芬到家裏做了家訪，她才又回到學校，雖然成績很好，但在四年級輟學已成必然。她的兩個姐姐已經在很小的年齡嫁人了，目前家裏需要她照顧弟弟。王老師說，在村裡女孩子十一二歲嫁人很平常，她教過一個叫劉芳梅的女孩子，四年級輟學回家不到半學期，就嫁到了外面的村莊。
「他們的父母沒有認識到教育的重要，也沒有那個能力。」王海芬痛心地說，就是家長有意願學生們也最多讀到初中。沒有戶口的孩子，無法參加中高考，也不能享受義務教育階段的減免。這些年她在村裡走訪發現，馬頭坡村只有一個人讀到了高中以上。
缺乏教育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劉忠祥介紹說2010年村裡就有三個小青年在開遠城裡「搶錢」，被公安機關拘捕了。這些孩子幾乎沒有任何登記。
李紹林的兒子去到開遠城裡之後消失了，由於沒有戶口也沒法報案，他只是聽人說孩子被拐進了傳銷組織。遇到村裡人打聽他兒子的下落，他都會忽然噙著淚說「在桂林」。
為求戶籍只好「父母雙亡」
父母生下了自己，而現在為了「證明」自己，卻要說父母親都死去了。
在侯志強的大家庭裡，第七個兒子楊春明一直是家庭裡的驕傲，他是馬頭坡第一個中專生。如今他在開遠的一家企業工作，穿著潔白的運動衫和球鞋，乾淨清爽。27歲的他說自己奮鬥了這麼多年，就是想住在城裡。
本來沒有戶口本，他不能參加中考，求學心急的他和父親就只能去求戶籍部門，開遠警方給發放了一個暫住證。憑著這個證件號，他參加了2001年的中考，並以524分的成績考取了雲南廣播電視大學小學師資班（大專），他覺得自己的教師夢近在咫尺。
可是沒有戶口及身份證，學校根本不接納他，侯志強帶著他四處求告，沒有效果。後來經過別人介紹，他去到昆明推拿職業學校讀了中專，這裡沒有查他的身份證。畢業後，拿著中專學歷證書的他膽氣大了，直接去了公安局申訴戶口問題，當時公安機關特批給了他一張身份證。
而他的哥哥們，卻沒有這樣的好運了，每到結婚的年紀「家裏都需要賣了牛和拖拉機」，才能繳清幫他們辦理戶口的「社會撫養費」。由於開遠市不接納，他們只能回到屏邊縣去辦理身份證，而回到開遠，他們仍然是異地居住的「黑人黑戶」。
後來，戶籍管理進一步嚴格，必須要出示父母的身份證明，才能辦理子女的戶口。2007年，楊春明的哥哥春雲要結婚，拿著3,000元回去屏邊辦戶口。當戶籍機關堅持要春雲拿著父親侯志強和母親的身份證才能去辦，這意味著辦一張戶口的成本將高達萬元，就是搭上家庭全部積累也不夠。在之前幾個兒子結婚時，侯志強的家庭已經數次傾盡所有了。
楊春明靈機一動，春雲可以謊稱「父母雙亡」的說法規避高額的「社會撫養費」，他讓哥哥以自己的名字辦理身份證，這樣春云「結完婚不用身份證了」，他也可以拿著用了，因為他之前獲得的身份證遺失了。
戶口辦了下來，全家歡慶，侯志強和老伴兒也很開心，家裏省了好幾千塊錢。楊春明覺得心裏堵得慌，父母生下了自己，而現在為了「證明」自己，卻要說父母親都死去了。
（責任編輯：肖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