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28日訊】北大精神是以北京大學教授及其學生為主體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注重建設、尊重制度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在三任校長蔡元培、蔣夢麟、胡適身上，曾經有過較為集中也較為充分地體現。北大精神的改寫與斷送，先後發生在馬寅初、錢端升等人身上。
一、蔡元培時代的北大精神
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致〈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函》，對於北大精神進行了經典解釋：「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1923年12月17日，蔡元培的嫡傳弟子蔣夢麟，以總務長兼代理校長的身份在北大紀念會上發表演講《北大之精神》，進一步闡述了蔡元培的北大精神：「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個人如此，機關亦如此。凡一個機關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種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環境變遷而死。即使苟延殘喘，窄而陋的學術機關，於社會決無甚貢獻。雖不死，猶和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內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於講堂之內，會議席之上，作劇烈的辯駁和爭論，一至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是已屢經試驗的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本校裡面，各種思想能自由發展，不受一種統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異己，是本校所不為的。故本校雖處惡劣政治環境之內，尚能安然無恙。」
難能可貴的是，蔣夢麟在演講中特別談到北大精神的負面效應：「我們有了這兩種的特點，因此而產生兩種缺點。能容則擇寬而紀律馳。思想自由，則個性發達而群治馳。故此後本校當於相當範圍以內，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蔣夢麟打算「整飭紀律，發展群治」的「相當範圍」，其實就是西方國家所通行的甲、乙雙方相互平等、良性互動的契約規則、制度程序和權利邊界。同年11月17日，蔣夢麟的留美同學胡適，在為留美政治學博士張慰慈的《政治概論》所寫的序言中，另有這樣一段話：「民治制度的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實在是好人澄清惡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範圍之內運用玄虛；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監督與執行，終久可以使奸人無所施其伎倆。」
到了1943年，蔣夢麟在《西潮》中另有反思：「英國人為中國建立的關稅制度，一開始就擺脫了陋規的惡劣影響。海關僱員都經過良好的訓練，薪俸也相當優厚，退休之後還有充裕的養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發生。……但是我要請問：這些成就究竟由於外國人的良好道德，還是由於他們介紹到中國來的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外國人的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外國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行為嗎？海關、鹽務、郵政之所以成功，還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層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返觀歷史，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最大的敗筆，就是過分注重「進德會」的以德治校，而沒有切實完善相關的制度規則，從而為部份教授尤其是浙江籍教授的黨同伐異提供了可乘之機。據沈尹默晚年在《我和北大》中回憶，「蔡先生的書生氣很重，一生受人包圍，……到北大初期受我們包圍（我們，包括馬幼漁、叔平兄弟，周樹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土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亦即魯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謂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
1923年1月7日，蔡元培因為不能容忍老同盟會會員、教育部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的惡劣表現，以「保持人格」的道德藉口辭職離校，把一個亂攤子留給代理校長蔣夢麟及北大評議會。蔡元培離校期間，原本為了保障教育獨立、教授治校而設立的北大評議會及教授會，反而在號稱「法日派」的李石曾、顧孟余、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朱家驊、馬敘倫、陳惺農等人的壟斷把持之下，蛻變成為國民黨方面強力推行黨化教育的政治工具。蔡元培時代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注重建設、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的再度恢復與逐步完善，是1930年12月4日蔣夢麟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之後的事情。應該說，至少在制度建設方面，作為繼任者的蔣夢麟和胡適所體現出的北大精神，要比蔡元培表現得更加健全也更加進步。
二、北大精神的改寫與斷送
1927年12月19日，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學會組織的校慶集會上，高調發表標題為《北大之精神》的演講。他所認定的北大精神，卻與蔣夢麟四年前的同題演講背道而馳：「回憶母校自蔡先生執掌校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雖斧鋮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批評那些總想讓別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的「革命文學家」說，革命的目的「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同樣道理，現代文明國家的目的，也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馬寅初單向片面地讓每一個國民「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的「所謂北大主義」，雖然依然打著「蔡先生」的旗號，卻嚴重歪曲改寫了蔡元培時代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注重建設、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反而與上海文藝界以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潘梓年、徐懋庸等人為代表的「革命文學家」，不惜「教人死」的極端高調保持一致。
1948年12月15日，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及夫人乘坐空軍大隊專機離開北平，校務由鄭天挺、周炳琳、湯用彤三人負責主持。1949年2月28日，中共新政權派遣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錢俊瑞等10人，來到北大校園宣佈接管。同年3月9日，錢端升在致費正清信中寫道：「以一個想要適應這個變動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我衷心讚賞這新秩序的創造者。雖然我自己……被誤解。」5月4日，湯用彤被任命為校務委員會主席，錢端升為常務委員和法學院院長。
6月中旬，「被誤解」的錢端升，在北大法學院組成以教授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會」，學習內容包括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新經濟學、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和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9月，他以社會科學界代表身份參加政協會議，並且在《統一戰線．人民政權．共同綱領》一文中寫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天字第一號的大事，也是中國有史五千年以來天字第一號的大事。他劃了一個時代。他繼往開來。……即比之蘇聯亦無遜色。」
1951年6月1日，北大新任校長馬寅初到校就職。8月2日，馬寅初倡議全校職員開展政治學習。9月7日，馬寅初給周恩來寫信，說是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12人，響應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9月29日下午，周恩來應馬寅初等北大校長及北大教授的請求，以《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為標題，在中南海懷仁堂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師作政治報告。
隨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團到四川大邑縣觀摩土地改革的錢端升，「為了求自己的進步，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為了對得起人民，對得起毛主席」；回校之後立即「以最熱烈的情緒捲入用批評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的高潮」。他在11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不僅承認自己「大大地錯了」，而且開始賣友求榮。「前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是他筆鋒一轉加以出賣的第一位師友，說是「在他的領導之下，北京大學長期存在著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沒有被糾正的」。
接下來，錢端升竟然把已故北大校長蔡元培，連同流亡美國的老朋友胡適牽連出來，充當政治清算的目標靶子：「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份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思想自由』和『學習自由』——長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應負更大的責任。……即以『五四』來說，它誠然是在北京大學首先發動的，北京大學領導或參加的師生也特別多，但要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我們教師們首先應當分清『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的反動思想。我們除了宣佈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稍微明白中共黨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假如沒有蔡元培的所謂「思想自由」和「學習自由」，也就是前面談到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注重建設、尊重制度的北大精神；李大釗、張申府、鄧中夏、高君宇、張國燾、黃日葵、何孟雄、羅章龍等人，就不可能於1920年3月在北大校園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來自湖南的師範生毛澤東，也不可能成為北大的圖書管理員。但是，在當年的特殊氛圍之下，錢端升這種以政治正確歪曲改寫歷史事實，進而徹底斷送北大精神的表態文字，非但沒有遭受應有的學術批評，反而先後贏得一系列的權位獎賞。
同樣是在1951年，按照副校長湯用彤的建議，北大沒有在12月7日舉行校慶紀念活動，此後的北大校慶日被改寫為5月4日。1957年6月，反右鬥爭全面展開，時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的錢端升被劃為「右派」。1960年1月3日，在「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政治喧囂中，馬寅初也不得不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從燕南園搬回自己的私家宅院東總布胡同32號。到了1987年前後，錢端升在《我的自述》中，只是把發生在三十年前的這場政治災難，簡單概括為「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籲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倖免的多災多難的歲月」；對於自己理直氣壯地扮演過的直接斷送北大精神的歷史角色，卻再也不肯以「應負更大的責任」的態度加以反思並且承擔責任。
——原載《經濟觀察報》2011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