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07日訊】中國最著名學府之一北大從2010年11月起，在醫學部和元培學院試點對「重點學生」進行學業會商制度，將從今年五月開始在全校推廣，其中一項就是針對「思想偏激的學生」。北大校方界定「思想偏激」：主要是因為有一些學生經常誇大學校工作的一些細微漏洞，「比如動不動因為食堂飯菜漲兩毛錢就批評學校。」北大的這一行為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輿論的強烈反響。有人認為思想偏激學生「被會商」荒謬，與北大「兼容並包、思想自由」使命背道而馳。
所謂會商制度，指的是先對思想偏激、學業困難、網絡成癮、心理脆弱等十類學生進行排查，及時上報，並根據學生具體情況聯繫學校心理健康諮詢中心等部門進行幫扶。「重點學生」裡有些的確是存在問題，比如心理脆弱、生活不獨立等，而且用會商的形式也許真的能解決一些這類問題。但問題是，打著會商的幌子不允許學生「思想偏激」，其真正的目的是甚麼呢？
北大元培學院學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績入校的「天之驕子」，可以說是北大尖子中的尖子，實行學分制和三到六年的彈性學制，入校時只分文理、不分專業，北大的所有專業都可以讓學生到了第三學期末來選定。文理科學生混合分班和住宿，為不同專業學生間的交流和學習提供條件。可是說元培學院是北大學習環境最寬鬆的，許多學生的言談、思想都個性十足。偏偏北大選擇元培學院當成會商制度的試點，不許學生思想偏激，說明北大要把最最優秀的人才的思想控制住。無怪乎有人認為北大將成為收羅全國頂尖考生再改造成溫順綿羊的生產基地。
一名元培學院大三學生認為， 「錯誤的會商很容易埋沒這些學生的個性。」還有學生認為，北大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聞名，會商「思想偏激」的學生很容易讓人產生「校方禁錮北大學生思想」的理解。更多學生認為不應將「思想偏激」納入會商範圍。有的北大畢業生認為校方的做法「簡直就是的瘋了。」
高校應該是一個培養人才的地方，而不是遏制思想、毀掉人才的場所。大學究竟要把學生培養成甚麼，是唯唯諾諾和膽小如鼠的應聲蟲或平庸之輩，還是有獨到之見、磊落正直的國家棟樑。北大集中了全國選拔出的最優秀人才，學校的使命是把他們培養成最優秀的棟樑。只有充分尊重學生的個性，發揮特長、激活潛能，才能讓學生成長為真正有創造性的人才。
北大在上世紀初，奉行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理念，少長咸集，群賢畢至，世界各地的華人才俊紛紛投其門下，譜就了中國大學和學術的一段佳話。中國近現現代史上燦若群星的名字，都齊聚在未名湖畔。而現在的北大是禁止批評、嚴防異端，對於不同意見者以「思想偏激」框之，實質上是以犧牲學生個性為代價，以聽話教育為目標，怎麼能培養出創造性人才？像孔慶東、孫東東之類的人物在北大層出不窮，也就不難理解了。
北大出不了思想家，不僅是北大本身的悲哀，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一位北大畢業生說：「思想偏激」要看是以甚麼來制定標準、是誰來制定標準。「思想偏激」無非是強調貫徹統一思想。北大傳統是思想開放，要讓北大跟隨國家主流思想是非常不明智、不可取的。
德國兩百年前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學跟北大有類似的地位，其創始人洪堡提出寂寞孤獨和自由，「學生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獨，遠離政治、金錢和權勢。」洪堡對普魯士國王進諫，希望國王不急於使用這些未成才的人，要為師生留一個自由空間，使其不被權勢、經濟社會利益所左右，能夠形成非常獨立和完整的人格，將來才會成為國家棟樑。由於推行了創始人洪堡的教育準則，使當時落後於英、法等國教育的德國，一躍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
北大畢業生、歐洲大紀元主編周蕾認為：「古代文官就是士，應有為諫言而死的勇氣才能夠擔任，才稱得上是真正為國家付出的文官。現在北大出不了思想家是受整個社會的影響。中國是管制太嚴的社會，是個不支持、不鼓勵並打壓有真實思想人的國家。在這樣的體制下，很多有思想的人學會將自己的思想藏起來，慢慢地就會成為一種惰性，索性不去培養思想，完全依賴於別人的思想。」
「學校是培養國家棟樑之才的地方，讓學生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學會如何掩蓋自己的思想，到最後隨波逐流，那不是育人，是對人文科學的扼殺，對國家前途的謀殺。那麼當權者到底是不是在為國家著想呢，其結果就是朝中無人了。」
怪不得錢學森曾發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