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張本真東京報導）由日本『世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出資製作，由旅日華人導演翰光執導的紀念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22週年的電影記錄片「長城外」（日文名《亡命》，英文名《Outside the Great Wall》），5月21日在日本東京舉行首映式。數百名日本觀眾和旅日華人觀看了這部大型歷史記錄片，當人們看到記錄片中，中共解放軍向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開槍，北京市民背著負傷學生大呼「救人」、「救護車」等鏡頭，當場流淚。6月4 日這部影片在除了東日本地震災區以外的日本全國各地的十幾家影院同時放映。記者採訪了這部影片的導演、旅日華人作家翰光先生。
該片經過三年的精心製作、採訪了胡平、王丹、徐文立、楊建利、作家高行健、鄭義、詩人黃翔等近20位海外著名人士，回顧了文革、民主牆和六四的歷史，見證了流亡人士在海外的生活。這部影片製作了日文、英文和中文三個版本，2010年5月曾經在美國和香港放映。導演翰光對媒體表示，最想讓中國觀眾看到。
記者：關於這部記錄片您想給日本社會和中國社會傳達一個甚麼樣的想法呢？
翰光：今年是「六‧四」事件過去二十二週年，好像在我們國內也有很少的紀念活動，非常不便吧，但是這個事情過了二十二年應該有一個評說，好像海外的人一提起「六‧四」，忽然想起來有這麼個事，但是他們對這個事早已忘卻，我覺得這件事不應該忘記，應該解決這個問題，而且目前中國很多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六四時候的事情沒有解決，才到今天非常難以解決的地步，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想不要忘記六四，大家記住「六‧四」，從一個紀念的角度吧，我想我也應該拍這樣一個記錄片。
記者：我們看到這個記錄片，日本片名是《亡命》，您希望在華人社會裏公映時用一個甚麼樣的名字？
翰光：其實這個有兩層意思吧，其實我採訪的許多都是海外的中國人，所以這些人確實是被拒絕在長城以外的這樣一個環境，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們中國社會總是有一堵牆，這個牆內和牆外完全是兩個社會，所以我是想讓大家知道這些被拒絕在牆外的中國知識份子作家、畫家、藝術家他們的想法，他們在海外的生活狀況，他們對祖國的思念，想從這個角度反映一下我們中國人的流亡生活，正好這樣一個長城外，好像長城這個概念吧，在日本或是在中國還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概念。流亡是這個作品的中心，長城外是作品的形象，我想表裡都是一樣的，所以叫流亡也好，叫長城外也好，都是這個片子要表達的主題。
記者：「六‧四」那時您是不是正在日本留學？
翰光：「六‧四」的時候我在日本留學，當時我們心情也很激動，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如果我們海外中國人或者國內中國人都能站起來表達一下自己的意思，支援一下學生的愛國行動，我想中國是不是能產生變化，只是那種心情吧，但是沒想到當局這麼強硬，這麼固執，用這樣一個手段鎮壓這樣一個愛國行動，我感到非常驚訝又非常氣憤，所以那個時候我作為一個留學生，對中國這次血腥的鎮壓，有一點絕望的感覺，但是我想過去了二十多年了，這個應該有個恢復他們名譽的時候，我想時候已經到了。
記者：1989年「六‧四」時，您組織了聲援中國「六‧四」學生的遊行。當時是怎樣的情況？
翰光：當時我在開第一次，五月四日紀念胡耀邦會議的時候，僅僅來了十二個留學生，還有報導的，還有大學老師，但是開始遊行的時候一下子來了五、六千人，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甚麼手機，沒有甚麼傳真，來了這麼多人，那個時候中國人看了非常親切，都要互相擁抱的感覺，充滿了希望，認為我們這次遊行恐怕給國內很大的支持，可能黨中央聽到我們海外學生的聲音，那個時候抱著很大的希望，那個時候日本人也夾道歡迎，中國人這麼有勇氣，這麼有正義感，所以我們走在街頭上感覺雄赳赳、氣昂昂非常自豪的心情。但是過去這麼多年以後，我們中國人覺得並沒有受到日本人或者外國人的支持，因為雖然我們經濟上去了，但是我們別的這些文明程度還很差的，所以我覺得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感到很痛心。
記者：從「六‧四」發生當初一直到現在二十二年了，您還仍然是要牢牢記住它。
翰光：我覺得很多人都被利益蒙住了眼睛，其實這個利益很多人得到的，它不是一個真正的實惠的利益，它所得到的這些食品，現在有很多污染，他住的樓其實也是非常危險，他們沒有從根本上得以一種真正的幸福，所以以後所謂中國的發展，這是一個畫餅充飢，給人的一種非常虛恍的幻景，所以到了今天，中國人可能感覺出來了，畫餅充飢其實這個餅不是真的，而且不是它的，其實「六‧四」那個時候如果真正把問題解決了，中國是一個開放的、文明的、有言論自由這樣社會，那我們很健康，恐怕我們社會出現問題及時會解決，而且這個利益是非常均衡地、競爭也是都在同樣的起跑線，不會像六四這樣出現這種利益階層，共產黨它完全變成了一種利益集團了，中國又產生了新的這種富裕階級，和我們貧困階級，共產黨消亡一個階級，它們自己又造出來一個自己的富裕階層，這是很慘痛的教訓。
我想中國人現在應該覺醒，這不是我們今天的問題，是我們子孫後代的問題，而且我們現在這個經濟發展，犧牲了我們子孫後代的這些財富，犧牲了我們的環境，犧牲了我們的心靈，這種巨大的犧牲我們是為了甚麼？這樣我們就想通過這個作品，讓大家反思一下我們中國人自己，反思一下中國人的文化，而且反思一下我們自己，所以我想出這個片子是給大家一個提示，不要忘記那些先輩們，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真正為的社會是今天這樣的嗎？所以我想拋石引玉吧，給大家一個啟發，我出於這樣的心情做的這個作品。
記者：您覺得人們應該汲取甚麼教訓？
翰光：我覺得上帝也給中國有幾次機會，我們都錯過了機會，可能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幸，你看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現在一百年過去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機會，日本它乘上了這條船，我們中國就沒趕上這條船，而且那個時候我們亞洲都在覺得（治療）這種專制制度有一種靈丹妙藥要吃進去，他們吃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我們中國吃錯了藥，吃甚麼馬克思主義，吃錯了列寧和斯大林這種獨裁，它把這個中國的傳統的專制和美麗的幻想結合起來，而且我覺得我們中國吃錯了藥，今天我們要吐出來這個藥，這是很艱難的事情，但是六四的時候我們發現了吃錯了藥，應該改變自己的時候，我們很多人卻還對權力機構抱有很多希望，以為體制內能夠改變它們，放棄它們個人的既得利益，但現在看起來我們中共的權力機構和官員它們自己是不會放棄權利的，要我們每個人來爭取，這是我們的最大的教訓。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們應該回到這個最開始的出發點，真正走一種民主、自由、人權，讓我們最起碼有個生存權、言論自由權，這最基本的權力我們今天應該得到，我想這是今天我們要爭取的事情。
我想民主自由很多人說它是普世價值，但是中共的權力機關卻對這個名字充滿了詆譭，那我們不要民主要甚麼，今天的社會，外國這麼自由，這麼民主，而在中國大陸中共在儘量削弱這個權力，每個當權者都要向老百姓低頭，向老百姓要選票，唯獨我們這個社會大家都要看上面，都要看權力，而且不顧這麼多生靈他們的生存，他們的環境，這樣的社會已經很少了，與時代不同。所以不是要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條錯路，而是要走追求真正民主、自由、科學的路。
記者：您覺得如何可以喚醒中國人的良知？
翰光：我這個片子在日本一上映好像有些當時參加遊行的，他們想起來了那個時代，我們真正不應該忘記六四，但是很多人出於無奈，出於生活的逼迫，大家放棄了自己的良心，做一些買賣，不去想這些真正民主、自由的事情，但是我想他們是繞不過去自由圈子的，他怎麼樣做買賣，怎樣一個財富，這個財富都是不穩定的，而且他真正地得不到一種真正的幸福，他也心不安理不得那種，所以這樣呢，我就覺得大家無論你是做買賣，還是關心不關心中國的事情，應該關心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民主事業。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見眼前的利益，真正追求一種心靈上的幸福，我們祖國的幸福，人民的幸福，而且最後是個人的幸福，沒國家全體的幸福哪有你個人的幸福，我覺得這是很明白的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良心，做一些良心事，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聲音版 旅日華人作家翰光 ：為了記住「六‧四」 紀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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