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2月14日訊】「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百年之後，我們卻失了先人的境界也少了先人的眼界。值此辛亥百年之際，回溯一個世紀前的先賢們，充滿敬仰之情。這些志士仁人或維新立憲，或奔走革命，終使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其間不過十三年，中國跨越了一個歷史的門檻進入現代。身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榮耀，也汗顏。「六四」過去二十多年了，二十年世界變化了許多：二十年前東歐共產黨國家集團不再；二十年後非洲人崛起，呼喚自由、挑戰專制。我們的國家依舊，共產黨依舊獨踞廟堂之上，較之百年之前，社會更加腐敗、政治更加黑暗。
晚清的新政與共產黨的「開放」
一百年前，中國處於大變革之中。知識精英不忍見國家積弱、割地賠款、主權喪失，甲午戰敗次年，進京會試的全國一千二百位舉人聯名上書要求改革，史稱「公車上書」。上書雖無結果，但對社會發生了大影響，開了民間問政的風氣，組織團體、發行報紙、宣傳維新，繼而催生了1898的「戊戌變法」，雖僅存百日。變法夭折危機又起，「辛丑條約」 對「庚子之亂」割地賠款後，兩年前扼殺「戊戌變法」的慈禧朝廷不得不變法圖存， 1901開「辛丑新政」。1906年慈禧下詔預備仿行立憲，1907年設資政院籌備處。民間紛紛組織立憲公會，推促立憲。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定預備期九年。
像對於一切當政者一樣，對於清廷變法是無可逃脫的兩難：不變無以維持政權、變法一定失去政權；所以才有「欽定」憲法大綱「欽定」法律，才有禁令請願速開國會，才有力保大權不旁落的「皇族內閣」。雖然如此，清廷變法立憲是言信行果的。根據《欽定憲法大綱》1909年各省選舉諮議局，作為議會過渡機構諮議局行參與立法、接受民間請願、質詢督撫施政之權，1910年全國第一屆資政院開會。「新政」風氣已開，變法覆水難收。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前奏的四川保路運動就是由省諮議局的正付議長蒲殿俊和羅綸發起，與「皇族內閣」出爐恰在同一個月。此外，直到清廷密令、成都血案之前，保路同志會的組織和活動一直是合法的，未受政府禁止與鎮壓。晚清新政顯示，君主專制可能通過立憲改變。
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喜談共產黨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如果不是人云亦云、稍微留心觀察就會發現，共產黨所謂改革開放不過是開放了市場經濟而已，政治改革了無跡象。共產黨至今堅持一黨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階級鬥爭，不鬆口也不鬆手。跟共產黨協商憲政，無非自欺欺人。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史表明，共產黨體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停滯時代的希望
百年前中國雖內憂外患，但社會還有自己的精英、有自己獨立的知識份子，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不為權力的附庸，不辱個人的志節。
興中會、同盟會的革命者自不必說，戊戌變法的君子同是這樣的志士仁人。譚嗣同為變法飲血，「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梁啟超先置身光緒變法，繼而從民間推動立憲。或參與變法、或主張立憲、或奔走革命，志同路相通，許多立憲派人士轉向革命黨人共圖大業。辛亥年代另一知識份子群體是留學生。190 3年晚清新政頒布《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特別優遇留學有成者：大學專科畢業視同進士，本科畢業視同翰林。儘管如此，西方科學知識的訓練、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卻把知識份子推向皇權的對面，留學生成為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的中堅。四川保路同志軍的敢死隊都是學生軍，敢死隊的領隊都是留日學生。如果說梁啟超為思想精英，發動保路的蒲殿俊羅綸為政治領袖，那麼留學生就是革命先鋒了。
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八十年代開始，共產黨也派出不少留學生，這些人學成後基本上進入並迅速整合於權力體制，以求個人利益與發展的最大值；遑論個人獨立，更何談與體制對立。固然是共產黨極權絕了一切自由發展的可能，也是中國人的「脊樑」 、中國知識份子「士」的精神，被共產黨一個甲子的酷治差不多銷蝕殆盡。在這個知識份子被收買、精英消亡的停滯時代，社會變化的希望在民間，在民間真正獨立的個人—工人、農人、小商販、教師、記者、律師、自由職業者、公務員、基督徒、佛教徒、法輪功學員……和這些獨立個人的集結，如同今天的埃及人、利比亞人、敘利亞人所顯示的，如同一百年前我們的先人所成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