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3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高郁冬倫敦採訪報導）作為人類總數的一半，婦女，特別是海外華裔婦女，她們是如何在現代社會生活工作的呢？最近我們採訪了幾位事業比較成功，家庭也很美滿的華裔女性，請她們來分享人生經歷。
常向群博士是著名倫敦經濟學院中國比較研究網聯席主任和高級研究員，她在英國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是位非常突出的學者，特別是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學術領域獨樹一幟，近年來為了讓西方人更多地瞭解中國社會，她研究出一套分析中國社會的分析工具，受到業內人士的高度評價。
在英國唯一的研究社會學的中國學者
記者問：「在西方社會有很多成功的華人學者，但在英國社會學和人類學方面的寥寥無幾， 有所建樹的更是鳳毛麟角， 您能談談您是怎樣走入這個領域的嗎?」
答：「成功的定義是相對的。在一些人看來我可能是成功的，因為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并且在逐漸向自己預設的彼岸靠近；但在另一些人看來，我是不成功的，因為我沒有穩定的和較高的收入。
「我可能是第一個中國社會學者20年前拿到了工作許可，在英國從事社會學研究，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中國社會學者，在英國從事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對中國的研究。我走進這個領域既是偶然的、也是自然的。
「1991年為了支持我的學術追求，父母賣掉了老家的房產，我辭掉了國內的大學教職，通過自費訪問學者的途徑到英國來的。1992年我就獲得了工作許可，在城市大學社會學系China Research Unit工作。它是英國最早的、用社會科學方法論（而非人文科學）來研究中國的組織。成立於1973年，創辦人為著名中國專家王斯福教授（Professor Stephan Feuchtwang），他也是我現在工作的倫敦經濟學院中國比較研究網的創始主任。」
下洋做學問只為『續香火』
「在1991年，王教授獲得了英國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ESRC）的一個較大的項目，在招聘研究人員時，我申請了這個項目。在數十名競爭者中，我幸運地獲得了這個職位，因為當時自己的英語不太好，不太自信能成功。然而，這個看似偶然的現象，卻有著必然的因緣。
「我曾經請教過王教授為甚麼給了我這個職位？他說，很多人的外語都比我好，但是，我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其他人都答不上來的。當問到，為甚麼要申請這個職位時，我答道：我想通過對中國社會的經驗研究提煉一種社會學的概念分析工具，作為社會學的中國學派對國際社會學的貢獻。於是，我在面試時學到了一個英文詞conceptualization。
「我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回答，是因為我剛完成了一本46萬字的社會學的理論著作，其結論為，中國社會學要想在國際上有所建樹，必須在對中國社會的研究的基礎上，產生出具有普適性的概念工具。當時在國內社會學界很多人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是沒有人知道怎麼做，在下海經商熱的氛圍中，做出投資『下洋做學問』的選擇，主要是因為受到中國知識份子『續香火』的使命感的驅使。」
做學問 英語最重要
問：「您在英國生活了20年，在融入西方社會的過程中，您有沒有感覺到語言和文化的障礙， 您是如何走過來的?」
答：「語言和文化是兩個問題。先回答語言。準確地說，現在在英國還有幾位中國人在從事社會學教學與科研，但他們出國前大都在國內的大學教英文，個別的在國內是非社會學專業出身的。二十年來，我一直都做得很吃力，主要是受到英語能力的制約。
「早在1995年，我在原來就職過的大學作過一場關於學術研究規範化的演講，在Q&A時，當問到，在英國做學問甚麼因素最重要時，我回答：英語。從聽眾反饋的聲音和表情，我感受到了許多人對此都不以為然。雖然現在我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如果還遇到上述問題，我的回答依舊不變。
「2011年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出臺一份題為《語言問題越來越成問題》的報告，這是2009年相關報告的繼續。英國學術界已經意識到其社會科學世界級領先地位在開始下降，因為僅靠翻譯成英文的成果來做研究已經不夠了。
「我對上面第一個問題的回答似乎是『英語好不見得能拿到好職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為『專業好也不見得能得到好工作』。我認為，只有二者有機的結合，相互取長補短，才能在既定的路徑下走下去。因此，在創建中國比較研究網時，我同時推出了迄今為止在英語世界裏的、唯一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國的中英雙語網站，希望這項努力能夠提供一個促進雙方溝通的平台。」
冷靜是種瀟灑
「再談談文化問題，我想中國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如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位卑未敢忘憂國』等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源遠流長，這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知識份子的獨立意識和批判精神是不太一樣的。
「因此，當一個個體的中國知識份子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意識和理念觀照并參與周邊的社會事務時，容易將自己帶入客體，作為自我實現的一部份。因此，遇事容易情緒化，這在中國的人文社會環境中，可以解釋是為理直氣壯；而在英國，則容易被誤認為不能控制感情，情感世界不夠成熟。
「因此，保持cool是良藥，是一種冷靜的瀟灑。」
女性和男性的共同解放
問3：「您的研究興趣包括婦女問題， 做為女性本身，您能談談您是如何平衡工作事業和家庭生活的?」
答：「我對婦女的興趣始於1980年代中期，在主辦過的刊物中還編過『女研究生專欄』。許多男研究生不理解，他們都是『妻管嚴』，為甚麼我們還在搞『婦女解放』。當時社會上存在很多秦香蓮、陳世美，即第三者插足現象嚴重。我們主要是尋找女性和男性共同解放的路徑。到了90年代中期，世界婦女大會期間，在英國主辦了一個以女性及性別視野對中國及其中國婦女研究的大會，會後還參與主編了論文集，由麥柯米蘭公司出版。
「從個人生活來說，我對志同道合、白頭偕老和門當戶對等傳統觀念做出了自己的詮釋，選擇丈夫的標準是：理工科的但是得能侃的（非同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并能不斷地吸引得住對方（時刻準備分手、結果可能是一輩子苟合），家庭背景儘可能接近。現實生活的經歷告訴我，上述原則對自己基本上適用。但是，日常生活磨合起來則非常不易。」
跨國婚姻 五味俱全
「家庭生活內容很多，因為我母親跟我們生活在一起，我的個案在英國是缺乏代表性的。我們家的分工是：丈夫負責孩子的學習、母親幫助孩子的日常生活、我本人協調孩子的課外活動、社交、渡假等等。其結果：丈夫管得太少，母親管得太多，自己在逐漸失去孩子。
「與丈夫關係方面，婚後前幾年太叫真，經常吵架。近幾年才學會甚麼叫做『解放丈夫』，男人也需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如，他想保持一個亂的角落就隨他去，他想做飯雖然很亂也鼓勵他做，總之，如果丈夫多做點，自己就能少做點。家務事是一回事，教育孩子是更難的課題。以後有機會可能會好好總結一下我的這個跨文化婚姻的體驗和經歷。」
林書豪中華元素的重要性
問4：「林書豪的美國夢，讓有些媒體探討他成功之中的東方元素， 您認為我們華人承傳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哪些因素使您有了今天的成就呢?」
答：「林書豪的美國夢與《虎媽戰歌》的暢銷有同功異曲之妙，這兩位成功人士的共同之處為：（1）他們本人都是ABC（America born Chinese）；（2）林書豪和《虎媽戰歌》的作者蔡美兒都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又都在名校或名隊工作；（3）都是名人；（4）林書豪是『虎媽之子』，雖然他小『虎媽』 蔡美兒一輩，他自己的媽媽在許多方面都像『虎媽』；（ 5）他們的父母都不是中國大陸、而是從臺灣或菲律賓移民到美國的華人；（6）他們實現的都是美國夢。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是一個哪個族裔都可能實現夢想的地方。在這裏，大家都在發揮并打造自己的優勢，包括自身攜帶的文化資源以及有特殊的經歷所歷練的綜合資源。
「上述兩位名人的共同之處，我一點都沒有，似乎沒有可比之處。但是，如果把這個問題理解為不是以成為名人為目標，而是鼓勵普通人陳述各自如何在海外跋涉於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的體驗，我也勉強地找到與他們的相似之處：（1）都是華人；（2）都生活在西方（英美國家）；（3）都有外籍；（4）都使用英文；（5）都在大學服務；（ 6）都嫁了老外；（7）都是孩子的母親; (8)都有不平凡的家庭經歷……
「這後幾項是與蔡美兒相比。這樣一來，這個問題便可以應用於幾乎每一個海外華人，即哪一種或幾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成就了我們？這個問題其實挺重要的，我們最近剛發出了一個問卷，是關於『金磚四國』移民生活在英美澳日四國的比較研究，如果我早一個月接受了你的訪談，我可能會增加這個題目，因為它將有助於深化我們的這項比較研究。
「就我個人而言，列舉出來會有一串，簡單說來，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再補充一點，我用『禮尚往來』命名了我對中國社會研究中提煉出來的關於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各種體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一個概念分析工具，我的研究結論表明中國主要是一個人情社會，而非關係社會，儘管他們都并存於中國社會。」
記者：「非常感謝您向我們的讀者介紹這些，希望今後您能更多地同大紀元的讀者交流溝通，再見」。
（責任編輯：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