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軋偉林，73歲，5月25日在北京一個空曠的停車場上吊自殺，以此最後一次悼念他的兒子，就像他23年來用其他各種方式所做的。他的兒子於1989年6月3日晚上遭中國政府和人民解放軍的毒手身亡。23年的等待、23年的上訪和質詢，23年對伸張正義的追尋，老軋絕望了，以這種激烈的方式最後一次發出自己不平的聲音。
《華盛頓郵報》報導，在2004年軋和妻子的舉證錄像中，他顯得很傷心但很堅定。他們代表天安門屠殺受難學生的父母質問中共政府：「為什麼對人民群眾動用真槍實彈？……堂堂大國，泱泱大黨，殺了我兒子，連道歉都欠奉。」
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沒人理會傷心欲絕的遇難者父母們提出的問題，沒有任何人被追究責任；相反，軍事鎮壓後立即進行大規模逮捕和清洗，政府隨後殫精竭慮地致力於在民眾中重塑其執政合法性，統一該事件的官方口徑，信誓旦旦地承諾悲劇將不會重演。對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的士兵們成了「共和國衛士」。發起愛國運動，說什麼為了穩定與繁榮、遏制西方陰謀分裂和削弱中國，軍事鎮壓是必要的。
今天，天安門事件仍是一個忌諱的話題，偏離官方定論的說法在國內都被消音。官方所謂「反革命暴亂」的說法一成不變。流亡者想回國參加父母的葬禮都不被批准，研究該事件的學者去中國的簽證申請不予通過。
軋與妻子和天安門母親們在與遺忘進行著抗爭。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是丁子霖，丁子霖17歲的兒子在大屠殺中遇難，儘管政府的鎮壓升級，她發起了「一位母親的運動」（天安門母親運動），收集遇難者的名字。這份名單包括如北京某大學的講師肖波，他被打死時恰逢27歲生日，留下一對孿生子，剛出生才70天。
丁的努力其實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她在1993年收集了16個名單，到2012年已發展到202個，但還遠遠談不上完成，真正的數字隱藏在23年的掩蓋、造假、壓制和壓抑中。
這份名單的排列沒有按字母順序，是按受害人信息揭載的日期排列。例如，丁說，當局要求肖波的妻子對丈夫的死保持沉默，否則就不讓她在校園內自己的房子裡住。這位年輕的母親覺著帶著孩子無家可歸沒有辦法，所以她只好隱姓埋名，直到丁在1993年找到她，她丈夫的名單編號是8號。
軋的兒子位於名單上的131號。這位年輕人叫軋愛國。名字體現著「愛國心」。1989年的學生示威者自稱「愛國民主運動」，這意味著他們無意推翻政府，他們秉承長久不衰的儒家傳統，幫助統治者改善治國之道。漢學家林培瑞說，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存在「憂患意識」或居安思危的心態，「他們致力於改善社會，無論他們成功與否，是中國知識分子最純潔高尚理想的勇敢展現。」遺憾的是，因為他為天安門事件發聲，林培瑞被禁止去中國大陸。
自從軋愛國和其他人被害的那個夜晚，愛國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儘管天安門事件時代的學生們強烈批評中共當局和力主政治改革，他們的後來者在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傾向於把政權和民族混為一談，似乎捍衛北京政府就是捍衛中國。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一些海外中國學生」簽發了一封信，說「天安門母親」是有罪的，培養孩子成為美國走狗。
正在崛起的中國卻害怕這些「走狗」和他們去世的家庭成員，這發人深省、意味深長。墓地都安裝監控攝像頭，袁力的墓地附近就有，袁力在1989年被殺害時是一名研究生。袁的父親2011年去世時，一些天安門母親想參加葬禮卻不被批准。
屠殺所造成的恐懼，從哈維爾作品的翻譯者崔衛平教授講的故事可見一斑：一個家庭的長子被打死後，他的妹妹先後談過兩個男朋友，都是因為知道了她哥哥的事而導致分手。妹妹和母親一致決定，妹妹再談男朋友時，不再提及哥哥。現在她已婚，並有了一個女兒，而她的丈夫至今也不知道大舅哥遇害之事，或乾脆就不知道曾有這個人存在。
老軋是對冤案昭雪不抱希望了嗎？或是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已經走投無路，只有以死抗爭，提醒我們要記住真相呢？我們無法知道。不管是哪種情況，我們知道，老軋不僅僅和一個家庭有關，這也涉及到我們，悲劇發生在過去但也涉及到現在。如果我們袖手旁觀，那麼我們作為人類和世界公民的尊嚴何在？
也許天安門母親所做的有助於提醒我們這樣一個事實：政府命令其軍隊對本國人民開火的那一刻，它就失去了其執政合法性；當一個政權告訴它治下的人民，人的生命和權利、人類尊嚴和體面的可以為了所謂更高的目標，如民族自豪感和經濟發展而「犧牲」，這就意味著任何原則都可以因為要「致富」和「崛起」的理由而不被堅持，這種理念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主要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根源。
軋偉林的死提醒我們，如果像天安門運動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它將不會像1989年那樣是出於信任和熱情，它將是憤怒、失望和不滿的綜合爆發。
(責任編輯:張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