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7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賽琳報道）《巴倫週刊》（Barron’s）在6月底發表題為“隕落的星”（Falling Star）的文章，《華爾街日報》將其翻譯為“中國高增長神話即將破滅？”該文指出貌似堅若磐石的中國高增長概念正在顯現越來越明顯的裂痕，這不僅使中國可能無法在短期內趕超美國，甚至讓人想起25年前的日本。當年的日本經濟繁華似錦，卻隨後進入了長達20年的低迷期。
該文引述了很多經濟學家所列舉的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文章在結尾時說，綜合上述所有因素，中國通過解決自身各種問題而實現成功的可能性確實不大。
野村國際經濟：中國增長率可能降至不足4%
在經歷30年平均每年10%的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大幅放緩，不僅出口增長被歐洲和美國的經濟拖累，工業產值的增長同樣連續數月減速。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可能會降至8%，之後可能還會進一步大幅下降。
野村國際經濟研究部(Nomura Global Economics)去年年底發布了一份綜合性報告，題為“中國風險”（China Risks）。根據這份報告的描繪，至少在一種可能情境之下，中國的增長率將下降一半，至不足4%的水平。
查諾斯：房地產泡沫將達到迪拜的1,000倍
華爾街做空大師查諾斯（Jim Chanos），過去幾年一直做空重要中資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作為中國固定資產盛宴主要供應商的澳大利亞力拓(Rio Tinto)、巴西淡水河谷(Vale)等礦商。
他認為，由於銀行系統不穩、作為整個經濟體支柱的房地產市場即將崩潰。如果說中國房地產市場即將到來的崩潰將達到迪拜泡沫崩潰的1,000倍，那還只是保守估計。
查諾斯的說法是，其它泡沫與中國房地產泡沫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和另一些懷疑派喜歡談論“鬼城”，比如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在那裡，街道和購物中心幾乎空無一人，可住100多萬人的樓房空置著。其它城市的衛星影像也顯示出大量新建空置樓盤。
錢塞勒：中國擁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征
唱多中國的人總是說，過去20年出現了八次經濟放緩，每一次中國都實現強力反彈。但是，總部位於波士頓的資產管理公司GMO的全球策略師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說，我無法準確告訴你低迷期什麼時候到來，沒有誰可以準確預言；我所知道的是，中國擁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征，這類躁狂症最後都將以悲劇收場。
奧弗霍爾特：大型國有企業擠壓民營中小企業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長期看多的人也在開始擔心中國的未來，受人尊敬的亞洲學者奧弗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就是其中之一。奧弗霍爾特在各種學術文章和出版物上力挺中國經濟增長已有30年，他曾在亞洲投行、智庫（包括蘭德公司（Rand Corp.））和學術機構任職，現在是哈佛大學（Harvard）肯尼迪學院（Kennedy School）的高級研究員。
奧弗霍爾特認為，江澤民/朱熔基時代（1993年至2002年）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運動已在過去10年嚴重廢弛，因此大型國有企業在寡頭壟斷、政府隱性擔保、低成本信貸、稅收減免和廉價原材料補貼的幫助下，在經濟體中佔據了過大的支配地位，如能源巨頭中國石化(Sinopec)、電信巨頭中國移動（China Mobile）、多元化企業集團北方工業公司(Norinco)和一體化鋼鐵生產商寶鋼集團（Baosteel）等。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全國冠軍企業不斷擠壓面向出口市場、創新能力更強的民營中小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同執政黨在人事安排和財務上有著密切聯系。通過戰略性安插在國有企業、咨詢公司以及各類金融機構的親屬，一批貪婪腐敗的“內部人”在流經中國經濟的數量巨大的資金流中分一杯羹。
奧弗霍爾特表示，除非即將上台的習近平所領導的新一屆領導班子能夠遏制這種明目張膽的任人唯親的行徑，否則中國經濟將面臨長期停滯的前景，且可能比日本約20年前所面臨的情況要糟糕得多。
日本進入經濟死亡帶的時候已經實現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大約為中國的八倍（中國為5,000美元），而且在技術上也達到了更為先進的水平。
克魯格曼：中國的增長依靠「要素的擴張」
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寫了一篇帶有預言性質的文章，名叫《亞洲奇跡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這篇文章近距離考察了當時處於衰退之中的日本以及高速發展的中國。
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等國之所以能夠取得超常規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大力動員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生產力高得多的制造業崗位，同時在資本設備和基礎設施上投入巨資（克魯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擴張”（expansion of inputs）這一說法），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注重效率、創新和生產率的結果。
這種國家或政黨主導的“人海戰術”在一段時間內會產生效果並導致產出的大量增加，例如上世紀50年代的蘇聯或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但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最終都無法持續，也從未真正趕超過發達經濟體。發達經濟體更多地遵從自由市場原則，較少為自私的特殊利益集團所主導。
中國一直在大量增加對工業產能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支出。野村的報告顯示，過去10年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超過40%，過去兩年甚至超過50%，比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泰國在經濟快速起飛階段的上述比例都要高，而這些國家的投資增速在七到八年之後就開始停滯了。
然而，投資支出迅速增長的同時，消費支出卻沒有跟上。中國消費支出在總支出中的佔比大約僅有35%，而美國的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國，抑制消費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中國人很愛儲蓄，因為大部份醫療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個人籌集。另外，銀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為壓低，遠低於實際通貨膨脹率。
資源嚴重錯配：低效率國有企業搶佔資源
國有企業和其它國資佔主導地位的股份制公司在非農經濟的就業和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超過一半。而按經濟學界所謂“全要素生產率”（除勞動力和資本投入以外，管理技能和技術創新也被考慮在內）衡量，國有企業的效率遠遠低於民營企業。
更何況國有企業還享有諸多特殊優勢，如低稅率、政府設定的低資金成本，水、能源和土地等資源可低價獲得，以及環保和勞動安全法規執行寬鬆等。總之，國有企業對勞動力和設備的使用效率是越來越低下。
李侃如：基礎設施建設回報低
基礎設施是存在嚴重資源錯配的另一重要領域。GMO的錢塞勒談及了高速公路系統車流稀少、機場容量一半閑置、以及國有高速鐵路系統快速擴張（這是技術上的奇跡，但其票價不足以彌補成本）等現象。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政治學學者、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很大一部份投資資金流入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資平台，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資平台又把這些資金花在各種各樣的建設項目上，從豪華政府大樓、道路橋樑，到特別開發區和高端購物中心，不一而足。由於不存在整體上的區域規劃，很多設施被閑置。
李侃如說，更嚴重的是，這些建築大多是靠銀行的三年期項目貸款建造的，而項目卻產生不了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利息、更不用說償還本金了。他斷言說，這種錯配意味著這些貸款將不得不展期多年。
拉迪：房地產市場問題嚴重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經濟學家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去年住房建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為9.2%。相比之下美國在2006年房地產繁榮時期的這一比例也只有6%。在主要經濟體中，只有西班牙曾經達到過這個水平，而那正是在西班牙樓市崩盤前夕。
拉迪認為中國25%左右的鋼鐵都用在了建造住房方面，如果居住類房地產的銷量和價格大幅下降，（截至5月份的八個月裡，中國約70個主要城市的平均新房價格每個月都在下降），鋼鐵、水泥和銅需求下降將使大量勞動者丟掉工作。
當然，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可能會使金融系統遭殃。事實上，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佔主導地位的銀行體系都被卷入到房地產投機活動中。
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估計，中國的全部銀行貸款中，大約有35%將承受中國房地產市場各種不確定性的影響。這個統計還不包括以企業經營名義舉借，但卻被用於房地產開發的商業貸款。
此外，一般來說，地方政府年收入的30%到40%從土地出售中獲得。土地還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從國有銀行借款來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的貸款抵押品。
史宗瀚：銀行體系比表面上脆弱
中國的銀行體系控制著90%的金融資產。從賬面上看，中資銀行的不良貸款微不足道，而且中國央行還坐擁著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多數來自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另外，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政府債務為7.3萬億美元，佔GDP的比重大約為50%。相比之下，美國的債務佔GDP的比重超過了80%。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學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說，表象很可能具有欺騙性。史宗瀚在中國政府內部和外部擁有大量消息來源，他得出了幾個結論。
首先，如果把中國政府的直接和或然債務，以及國有銀行系統、鐵道部等各類政府實體、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負債，以及國有企業交叉持有的大量債券這三者加在一起，中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將再增加兩倍，達到150%左右，而且這個比例仍然在快速上升。
其次，金融系統中的不良貸款數量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字，因為聽命於政府的中國銀行系統會拼命通過將不良貸款不斷展期來掩蓋壞賬總額。
中國銀行業面臨的巨大風險在於流動性危機。中國經濟增長神話的任何閃失都可能導致境內外公司和投資者減少其手中所持有的人民幣，通過余額轉賬以及巧妙地開具發票將資金轉移至海外。最新的4月份月度數據表明，當月中國的資金流出量超過流入量約110億美元。
腐敗的中共黨員和其它富裕的中國人所抽逃的資金也足以令中國自夸的由3.2萬億美元外儲構成的安全網出現漏洞。美國西北大學的史宗瀚估計，中國最富裕的1%家庭所積聚的流動資金和地產價值高達5萬億美元。澳門的賭場以及中國銀行體系的漏洞為這些資金逃出國門創造了大量途徑。
雖然只有重大的政治動盪才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逃，但有關部門似乎如履薄冰，過去兩年中國在國內安全方面的花費要高於國防開支。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互聯網監管以及政府對異見人士的壓制令不滿情緒持續發酵。
中國政府已將其執政的合法性與它實現GDP無止境高速增長的能力聯系在一起。很多人說，如果GDP增速達不到7%可能產生社會動亂，因為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有可能無法為每年數百萬遷移到城市和工業區的移民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不過，未來幾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將越來越難以實現。◇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