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21日訊】早前看央視介紹中國政府發表的《美國人權狀況白皮書》時，對房寧的宣講產生過不滿和厭惡之情，也為他想到過所謂中國學者的無奈。如今看到他11月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才知道他的言論不是人格的問題，而是知識結構和文化選擇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即人生及其價值取向使然。是的，最險惡的人格莫大於虛偽和偽善，而虛偽和偽善也不至於公開地站出來攻擊真理和普世文明。可他在中國三千年曆史之大變局的緊要關頭，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置中華民族生死存亡而不顧，替行將就木的極權主義專制鳴冤招魂。明眼人都知道，四個堅持是兩個凡是的翻版和登峰造極，而房寧先生的《中國民主政治建設要堅持「三統一」「四制度」「五不搞」》，恰恰是四個堅持的堅持之再堅持。他的文章通篇的邏輯是，中國不存在政治改革的問題。這不僅與事實不符，而且與他主子近來的說辭也大相逕庭，難道來自黨內政治改革的呼聲是杞人憂天不成嗎？
現在就讓我們來鑑賞一下他的這些言辭觀點的是非曲直，以正視聽。
「堅持黨的領導」，請問哪個現代化的國家，也就是哪個發達的國家是黨領導的？低層次的社會政治組織領導最高層次的政治組織的國家，這不是公然違反現代政治學原理，這不是犯上作亂嗎？「人民當家作主」，那不亂套了嗎？民主的概念是屬公民文化的範疇，只有選舉出立法和行政的代議人員，人民才是國家的政治主權者，當官的才是依法為社會服務的公僕，也只有這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依法治國」原本並不是太準確的說辭，只有法律統治的法治，才是自由和人權高於一切的自由主義的制度原則，因此，用中性的資本一詞所詮釋的制度，套用在中國特色的政治宗教身上，都是對現代意義上的這個詞語的褻瀆。而房寧堅持的三統一，恰恰是反民主、反法治和反政黨政治的大雜燴。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由各級黨委掌控的按人口比例組成的偽議會制度，它不僅沒有代表性，而且不具備議政和立法能力。而現代議會是社會政治組織，或者說民間政治社團，即政黨舉薦的政治精英，由公民選舉來落實的國家立法和行政權力，其產生過程與國家權力無關。多黨競爭不僅落實了公民權利，而且有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分別，真正的民意和反對的聲音是由在野黨來表達和補充的，監政也主要是靠在野黨來實現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除了反民主反自由的一黨獨大之外，就是大量的嚴重的浪費和揮霍國家資源。「政治協商制度」純純粹是荒誕的無稽之談，憲政民主還用得著政治協商會議嗎？這就猶如有法律有制度，還用得著另外一套反腐敗的鼓噪與喧囂嗎？真正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充分表達各個不同地區的民意的鬆散型的聯邦制度。「基層群眾自治」是事物性工作，遠不如國家選派大學生去管理更好、更現代一些，用沒有政治家的村屯民主來取代民主憲政，這不是智障者的自欺欺人嗎嗎？此制度之所以要四個堅持，足以證明了它是人人厭惡的西方政治政治垃圾的屬性。
「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和兩院制」，哪個國家是多黨輪流執政的？事實的真相是，政黨作為民間政治社團舉薦候選人，恰恰是杜絕權力產生權力的現代政治文明，怎麼能說是輪流執政呢?用封建的權力產生權力的辦法來糊弄人民，怎麼還能趾高氣揚而不臉紅呢？「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難道你非要堅持集人類各種謬誤於一身的馬克思主義不可嗎？國家作為一種政治抽象物，它本身就不應該有思想，為甚麼還要拒絕文化的多元化和思想自由，非要一黨獨大、思想一尊呢？「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連列寧本意都想想把三權鼎立移植到一黨專制中來，你為甚麼那麼懼怕它呢？只有林肯當州長的州搞過一院制，事後證明錯了，僅有三權分立是不夠完整的，還要有立法的兩院制。這是世界政治史的經驗，你不覺得你的政治學術有違世界潮流嗎？「不搞聯邦制」，民主就是從集權走向分權，分權的共和就是聯邦制。私有產權文明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的最佳資源配置方式，有不搞私有化的政治學理論的實例嗎？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的房寧先生，應該是中國最具盛名的政治學家之一。可讓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與新華社發表的科學發展觀的系列講座一樣，除了語言邏輯通暢之外，怎麼也找不到一條合乎事理邏輯的洞見，完全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家、公民文化越行越遠，甚而是南轅北轍。為甚麼一個好端端的真理性動物，而且，還是一位中國政治學界名列前茅的大人物，卻能大言不慚地向人們展現出魔鬼般的異端猙獰呢？
在好奇之心的驅趕下，我查閱了他的有關資料，果然很有啟發。據說他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學會了反美，而且態度十分堅定執著。對此美國人還大惑不解，耿耿於懷。當時有一個美國人主動告訴他，我們美國從全世界人兜裡掏錢，裝到我們的兜裡，我們的生活當然就好了。只此一句話，不僅改變了他的價值取向，同時也扭曲了他的人格品性。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首先應該具備哲學家深邃的洞察力，能從紛繁複雜的國際事物的矛盾中，釐清各種有關人類問題的來龍去脈，找到問題癥結之所在，最後再得出自己對每一個具體問題的認知和結論。美國人從別人兜裡掏錢裝入自己兜裡，那他是竊賊不成？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他一定靠的是強大，而依靠自身強大從人家兜裡掏錢，那不成了劫匪強盜了嗎？答案也是否定的。除去人類非理性的種種可能，那麼是否應該從自己的歷史和現實角度，甚而從各自所依附的文化價值取向的比較上來考量呢？中國培養了三萬博士，就有兩萬選擇在美國圖生存求發展。這也是掏兜形式的一種，你用血汗和資源培養的人才，卻為美國人所用，而且是不請自去。更有甚者，有條件者資本移民、沒有條件的冒死偷渡，當官者攜款投逃。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式微後，在沸沸揚揚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鼓噪聲中，妻妾子嗣成群的大員們都搖身一變為裸官，只待葉落歸根於美國式的國家。美國人用無形的知識產權，換取了你的低價的資源和勞動力，過著與我們天壤之別幸福生活，所有這一切不就是那位美國人向你所要傳遞的信息——人類文化及其制度的現代選擇問題嗎？
君子度其志，小人度其仇。然而，與是非倫理相悖，房寧卻與現代恐怖主義和史上義和團殊途同歸，走上了反美的不歸之路。要知道美國社會的平等繁榮是法國大革命的動力和出發點，也要知道馬克思認為，他的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學說不適用於美國，更要知道標誌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是在美國人的手裡完全成熟起來的。真實的現代史告訴我們，在中國最艱難的抗日戰爭時期，美國給水深火熱的中華民族55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而且可能幾乎都是無償的。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人類謬誤的集大成者，就是因為馬克思把人類文化及其制度的自然進化，狂妄自大地武斷為人為建構，這就奠定了他的人生變態之旅。人在變態中把個人理想追求作為第一要義，那就難免不蹈顛倒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覆轍，以致給自己帶來無窮無盡的苦惱，同時也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其實，房寧先生的路徑與其也差不了幾許，我認為，他的變態心理絕不是肇始於那個美國人的一席談，而是遠遠早於此時此地。
在人類信息文明的全球化的今天，無論是戰爭的勝負，還是商業競爭之盈虧，說穿了，都歸結為文化優劣之分上，也就是說文化是比科學技術更大、更具主導性的生產力。南北朝鮮和東西德國的差異，難道只是科學技術造成的困窘，而不是文化所體現出的制度選擇的後果嗎？文化有其保守性，悠久的傳統文化流傳至今即是明證。同時，文化也有其學習借鑒的屬性，否則後現代化國家就不可能如此之快地成為各國人民的普遍共識。與人之文化屬性相反，美國人的一句實話，本可以給一個學者提供中國問題解答的學術捷徑，然而最終卻激發了房寧反美的情緒，與其早前的共產主義理想教育的魔印融為一體，鑄就了他與馬克思幾乎一樣扭曲的變態人格，使他異化為一個敢於公然反對真理和普世價值的人類異端。從對中共的《美國人權狀況白皮書》的電視解讀，到阻止中國三千年曆史之大變局的醜惡表演，足以證明這一點。
由此不難看出，房寧在十八大前夕出籠的這一奇文，原來是為共產黨的邪路做一鋪墊，其目的是為其造勢。在此，我不禁要問一下房先生，作為一個政治學家，你為甚麼拒絕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非要逼迫十幾億中國人去為蘇聯人開館揚屍的斯大林做陪葬呢？在信息文明造就了數億中國網民的今天，你們不是在為自己掘墳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