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8月21日訊】顏色革命不論成功與否，它總是要比傳統暴力革命的混亂週期更短，社會代價更小，所以，如果非革命不可，當以顏色革命為宜。對於那些注定要改變政體、不改變不足以自我正名的國家，顏色革命其實是一種幸運。
革命與顏色的關係源遠流長
從上世紀末綿延至今的顏色革命浪潮既不是理論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由大眾傳媒首先命名，然後在互聯網上迅速傳播開來的。乍看起來，把革命和顏色扯在一起，這一概念的誕生具有偶然性，其實不然，如果我們檢閱一下顏色革命之前的世界革命史，可能會大吃一驚，因為史上諸多的革命都曾經與顏色高度相關。
根據中國古代陰陽家鄒衍發明的五德終始學說，王朝的更迭循環由金木土水火五行相生相剋所決定，其相生則為依禮禪讓，相剋則為暴力革命；而五行相對於五德，五德相對於五色——白、青、黃、黑、紅，也就是說，每一個朝代都有其上天注定的德性和顏色，而每一次合乎天意的改朝換代，也都可以稱之為「顏色革命」。此學說看似無稽，卻至少在一千多年的時間裡被奉為真理，擁有眾多的擁躉，秦、漢（包括新莽）、魏晉南北朝的最高統治者都是五色革命學說的忠實踐行者。秦始皇創立了他的黑色王朝，不僅「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而且「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史記》秦始皇本紀），似乎秦始皇以一種機械的甚至迷信的方式踐行五德終始學說，以至於把黑色政治上升到了「依法治國」的高度。而秦始皇之所以理直氣壯如此行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相信秦之取代周，其合法性證據就在於周是火德，尚紅色，而秦是水德，尚黑色，故秦克周是天意，秦行黑色暴政，亦是天意。鄒衍的顏色革命與顏色政治理論成全了秦帝國，卻害苦了秦始皇的傳人，不施仁義的黑色暴政不久即釀成了秦帝國二世而亡的黑色悲劇。
揆諸歷史，顏色與革命的緊密關係不止體現於中國的玄學理論，二者在實踐中其實也不可分離。一般來說，公開反抗的人們在聚集起事的時候，都會在他們的旗旛上，或者袖箍、帽徽、衣衫上突顯某種（或某幾種）顏色，以此認同於己軍，並區別於敵軍。比如，古有赤眉軍，今有「紅衫軍」，古有黃巾起義，今有「雨傘革命」，在此類活動中，顏色的確是極其重要的運動集結符號和政治道具。而且，一旦一場影響遠大的革命與某種顏色形成了固定搭配，久而久之，這種顏色也就成了這場革命的信物、吉祥物和意象物。有時候，為了突顯革命的「先進性」或正當性，革命家們往往還要賦予顏色以宗教或政治意識形態上的特殊涵義，或冒充神授天啟，或妄稱「歷史必然性」——如李大釗那樣，「試看將來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顏色革命」乃是常事，古今中外皆有，並非當代獨聯體、中東歐、阿拉伯的特例。
法國三色革命與中共紅色革命
法國大革命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拉法耶特創造了三色旗，最初的含義不過是紅、藍兩色代表巴黎的貴族和市民，二色共襄居中的白色，白色代表法國王室。當國王被砍頭之後，三色之義演變為自由、平等、博愛三種崇高的政治目標，法國革命由此昇華，獲得了高於時代、跨越歷史、指引前程、照耀世界的普世意義。革命對顏色的應用之妙，莫過於此。
而各國共產革命不約而同選紅色為通用標識符，這不僅基於馬克思的一句戲言，更是一個關於暴力專政的隱喻，一種表達嗜鮮血、尚殺伐的意識形態宣示。比如中共革命，在顏色上下足了功夫，從打紅旗、建紅軍、割據紅色根據地開始起家，到內戰勝利確立紅色政權、統治紅色江山、傳位紅色接班人；六十餘年紅色瀰漫中國，文革時甚至連交通信號燈也打算改成紅行綠停；改革開放後中共學西方建股市，更一反綠漲紅跌的國際慣例；習近平如今更發明了「紅色基因」一說，對一種普通顏色表現出走火入魔一般的偏愛，已頗有邪教意味。以此而論，中共革命固然不符合以公民非暴力抗命的顏色革命特徵，卻是比任何一場當代顏色革命更加痴迷於顏色崇拜和顏色專政的「顏色革命」。
漢娜·阿倫特說，「戰爭與革命決定了二十世紀的面貌」。但是不可否認，到了二十世紀末期，革命的聲譽已經一落千丈。在顏色革命這一新品種橫空出世之前，革命在世界史上的主要標誌性事件乃是群眾暴動、武裝起義和內外戰爭——總括而言，不外乎「一聲炮響」之類；而革命之後多災多難的政治新秩序往往還要靠斷頭台、契卡、古拉格、鎮壓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之類的恐怖統治來建立和維繫。像英國和美國那樣不輕易革命、卻極善於革命的民族畢竟鳳毛麟角，世上大多數民族都是該革命時不革命、一旦革命又不斷革命、不把革命搞到天怒人怨不肯收手的。所以，到了二十世紀末期，經過思想家們痛定思痛的持久反思，革命之事——包括革命黨、革命派、革命家等等附屬物——已經不再那麼激動人心了。
顏色革命改變了傳統革命的面貌
革命改變了二十世紀的面貌，幸而二十一世紀革命自身也在迅速改變面貌、提升顏值。先是獨聯體各國普遍存在的假普選誘發了格魯吉亞玫瑰花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然後是阿拉伯實際奉行終身總統制的各國爆發了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均陷入革命浪潮，至此，獨聯體、中東歐、中東、北非的的地緣政治已經面目全非，而顏色革命加入革命大家庭之後，革命的舊貌也已經煥然一新。
人們早已發現，顏色革命與顏色的關係並不那麼密切，除烏克蘭之外，顏色所起的標識作用或號召、動員作用都不甚明顯。至於那些花朵革命的命名，則是西方媒體命名技術匱乏、過於牽強附會所致。花朵與革命的關係也不大，在所有那些發生過顏色革命的阿拉伯國家，公開自焚事件比花朵道具所起到的「革命性」作用更加顯著。倒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菲律賓人推翻馬科斯獨裁政府時對黃絲帶的有效運用，本世紀發生於泰國、台灣的多次「X衫軍」（X為紅、黃、黑、白）運動對統一顏色服裝的大規模運用，台灣「太陽花學運」和香港「雨傘運動」對其各自表演性道具的反覆運用，比之獨聯體和中東阿拉伯國家要來得更加重要一些。
其實，顏色革命之不同於以往革命傳統的最突出特點顯然不在於顏色、花朵之革命作用的有無與多少。對比言之，大概有以下四個特點值得一提：一是以比較短促、基本上非暴力的社會運動——主要是街頭抗議運動——取代經年累月、反覆無常的武裝鬥爭，二是以不分階級、種族的公民性取代以往革命奉為圭臬的階級性、群眾性，三是並沒有革命黨和職業革命家的精心策劃和發動，直接由公民抗議運動自動升級而成，四是並沒有高深宏大的革命理論指引，更沒有蠱惑人心、混淆夢境與現實的烏托邦遠大理想，而完全訴諸於卑之無甚高論的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以上四點，才是顏色革命改變以往革命面貌的整容功夫之所在。
如非革命不可當以顏色革命為宜
本文不想對顏色革命作一個簡單的是非判斷，因為事實上，各國顏色革命的起因雖然類似，但過程和結局各有千秋，未必盡如人意，革命之後的政治經濟狀況也大不一樣：出現發展奇蹟者有之，陷入政治泥沼者亦有之。但無論如何，站在比較革命的角度，可以肯定的是，顏色革命不論成功與否，它總是要比傳統暴力革命的混亂週期更短，社會代價更小，所以，如果非革命不可，當以顏色革命為宜。
發生過顏色革命的那些國家有一個共性，就是政治體製表裡不一、名實不符，合法性系統自相矛盾，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獨聯體國家當初脫離蘇聯獨立時，都曾向人民承諾以民主立國，並大都把選舉制度、議會制度、三權分立白紙黑字寫進了憲法，但事實上，這些承諾都是假的，政府以控制資源、壟斷媒體、操縱選舉、監控公民、鎮壓反對黨派等各種非法手段維持專制統治，政權被原為共產黨官僚的親俄獨裁者長期把持。但無論如何，哪怕是假普選，獨裁者也要過選舉關，每當選舉季來臨，反對派趨於活躍，政府就會萬分緊張，因為假普選難免有穿幫露餡的時候，所以，獨聯體國家的選舉造勢運動往往一不小心就變成了顏色革命的溫床。
而「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在總統制國家狂飆突進，而對君主制國家衝擊不大，其原因在於，中東、北非那些總統制國家徒有總統制之名，事實上都是（已經是或者打算成為）權力無邊的終身總統，不是君主、勝似君主，不僅權力比君主更大，統治行為也遠比君主更粗野，而且，只要有一絲可能，他們的假總統職位還打算世襲下去——比如這兩年焦頭爛額的阿薩德總統就是子承父職。但不妙的是，在名義上，在法律上，這些獨裁者卻都號稱——也不得不如此號稱——是靠「選舉」上台的，也都是確確實實有選舉程式、有固定任期的。這種名實不符的政治現象就給抗議者們提供了撕破假體制、走向真革命的法理機遇和充分理由。孔子說過，「必也正名乎！」
在這些實行假民主、假普選、假總統制的國家發生顏色革命，十分正常，近乎合理。顏色革命的原因乃是內因為主、外因為次，並非如《人民日報》、新華社所指責、謾罵的那樣，是「西方敵對勢力」或「美國政府」的「煽風點火」所致，更非如新華網所言，是「惡毒的」、「殘酷的」、「骯髒的」。我們甚至可以說，對於那些注定要改變政體、不改變不足以自我正名的國家，顏色革命其實是一種幸運，在像俄羅斯、哈薩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土庫曼這些獨聯體國家，總統一再連任，選舉已完全變味，事實上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終身專制總統制，白俄羅斯、阿塞拜疆、土庫曼等國甚至連民主共和國的假面遮羞布也都不打算要了。對於此類倒行逆施，若否棄了顏色革命，又有何種更加高妙的政體解救之策？
——原載《動向》雜誌2015年8月號
責任編輯：趙元
